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精选35篇）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 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二 “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 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五 总结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首先介绍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作家。《万历十五年》主要讲的是明朝的一些制度与官僚集团中的一些事，就如书中所言，在万历十五年，对中国本土而言，没有发生格外显眼的事情，但就在这一年，中国步入衰亡。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重点，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先说皇帝，在平常人眼里，皇帝是天之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之人，莫非皇臣”，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朝越往后期，皇帝的自由是越来越少，皇帝立储、提拔人才甚至出游统统要受到文官集团的管制，以至于万历皇帝立储之事就拖了十几年。
万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朱常洛，一个叫朱常洵，常洛为长子，常洵为幼子，万历比较喜欢的是常洵，表面看来，立储之争完全是万历乱来，常洛既为长子，就理应为太子，若废常洛立常洵，谓之曰废长立幼，有悖伦常，亦易生乱。但凡事不能看表面，细想一下，常洛是否真的天生就有继位的权利呢?不一定。第一，明朝里皇帝儿子在受封之前均没有名义，第二，立长不立幼，只是习惯，不是法规，当年的永乐皇帝就是逾越了他的两位哥哥登极的，第三，朱元璋规定，嫡子有继位的优先权，由此引申，子凭母贵，常洵的母亲的头衔是比常洛的母亲的头衔要高的，从这个看来，似乎常洵更有资格继位，第四，万历大可废后重立，立常洵的母亲为后，那么常洵继位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万历没有这样做，究竟是他不想这样做还是不能这样做，尚是未知之数，如此看来，立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选谁的问题，而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矛盾了。
再说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我们不陌生，他是从万历小时候就作为首辅辅助皇帝的，至于首辅这个职位的权力来源，可参照本书或者《张居正传》。张居正在职期间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改革，其中有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条鞭法，还有土地丈量、官僚“年审”制度等。这些措施都牵涉到全国上下，但同时也触犯了文官集团，冒犯了明朝所推崇的“中庸”思想，从而导致了日后清算张居正运动。张居正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怕且不好说，他的措施是适合当时还是违反潮流，也很难讲。古人对张居正褒贬不一，而现在的人对他也是众说纷纭。
最后，说说海瑞。海瑞是一个清得不能再清的官僚，但他到哪里也不受欢迎，我想，他犯了一个与张居正相似的错误：从表面看王朝。其实明朝从朱元璋开国到万历皇帝继位，已经210多年了，很多问题是从以前、从帝国的底层盘缠而起的，众多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海瑞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不和谐，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与其他官僚的关系。所以说，世界上最值钱的还是和谐两字。
未知事实，不能下判断;既知事实，也不能轻易下判断，不是局中人，无法看见局中关键，但若是局中人，就难免当局者迷。
以铜为鉴可以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
—— 李世民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 “ 青天大老爷 ” ，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 “ 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 ” 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 “ 法 ” 的思想、树立 “ 法治 ” 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20xx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礼貌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构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后，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够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构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本事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仅有靠观念，即之后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能够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本事解当地的疑难；二来能够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证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齐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我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进取想办法，努力让自我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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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不断很猎奇，终究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但是自己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味，整天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可以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可以跟着黄仁宇先生一同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整不一样的目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情不自禁，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可以并曾经在海内外产生宏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 if 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关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作过无数大事情的国度来说，这一年真的安定静了。但是作者却凭仗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率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作的一些小事看起，去俯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落的背影，进而剖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缘由。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终身。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警，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期，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期，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整天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桎梏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淡漠，对人华诞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从的时分，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具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终身，他有似工具的终身通知我们的是这个时期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间隔首辅张居正过世曾经五年了。固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盘绕他的风云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教师，他绝对信任首辅!但是，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支配和诽谤下，理想通知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崇的人却是一个实真实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如今为万人鄙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慨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分，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解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创始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能够凭仗其一时的势力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势力和信任的时分，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开展趋向是他所不可以左右的，即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迫不得已，因而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期，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教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选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选拔，却可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击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权力之大。即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方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任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仗其过人的目光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致后人在归结其功劳的时分尽无事可记。要晓得虽然是被人辱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供认的功劳啊!但是正是这种无功劳恰是他的最大的功劳，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可以做的事情--调和矛盾!但是，生于那个时期，他即便有再高的才能，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谢世，孤单将领戚继光的分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外表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践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曾经走到了它开展的止境。在这个时分，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专制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发明或者习于偷安，文官的廉洁营私或者贪污作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激进，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开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了解了作者所鼓吹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广博的学问构造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的目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期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表现着认识的聪慧。
大历史观，需求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眼光放到愈加宽广的时期背景中去理解历史，正视理想，创始将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堕入深深的考虑当中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而从书中，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儒教误国。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从没想过历史可以这样写。习惯了编年体的我们认为历史只有那么一种固定写法，突然面对这样以点带面，用某一年事件点破朝代命运的写法时，开始竟然会不习惯。粗线条描述历史并不难，能从小事着手讲述历史并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论点则属难得。每次看到章节后面长长的参考书目时不禁让我在叹服黄仁宇先生旁征博引的伟大之时又对他严谨刻苦的钻研精神多了几分崇敬之情。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20xx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万历十五年》是黄宇仁先生“大历史观”的发轫之作。这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但可读性极佳，随处散发着神秘而温和的气息，恰如书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们。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篇评论：《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伤感的小说。在那里，长城是分段建造的，传说每段城墙之间都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虽然快马加鞭，却永远也赶不到宫殿最外层的大门口。卡夫卡那位无名的叙述者说道：“以同样的绝望和同样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对王朝的名称也不确定。”
归纳《万历十五年》，黄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读书重在思考，从这本书里我们应该看到黄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们读史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而不能随意的对史料节选、阉割，更不能先入为主来读史。本书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大历史的角度下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层次的“哲学历史”。
当然，这个结论有事后诸葛亮的意思。深处制度其中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而只是后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作为旁观者能获取一个大致的认识，当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不过，这也正是历史的意义，它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确，但起码能帮助我们更主动的思考，预见很多即将来临的危机。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从没想过历史可以这样写。习惯了编年体的我们认为历史只有那么一种固定写法，突然面对这样以点带面，用某一年事件点破朝代命运的写法时，开始竟然会不习惯。粗线条描述历史并不难，能从小事着手讲述历史并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论点则属难得。每次看到章节后面长长的参考书目时不禁让我在叹服黄仁宇先生旁征博引的伟大之时又对他严谨刻苦的钻研精神多了几分崇敬之情。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20xx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万历十五年》是黄宇仁先生“大历史观”的发轫之作。这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但可读性极佳，随处散发着神秘而温和的气息，恰如书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们。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篇评论：《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伤感的小说。在那里，长城是分段建造的，传说每段城墙之间都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虽然快马加鞭，却永远也赶不到宫殿最外层的大门口。卡夫卡那位无名的叙述者说道：“以同样的绝望和同样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对王朝的名称也不确定。”
归纳《万历十五年》，黄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读书重在思考，从这本书里我们应该看到黄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们读史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而不能随意的对史料节选、阉割，更不能先入为主来读史。本书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大历史的角度下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层次的“哲学历史”。
当然，这个结论有事后诸葛亮的意思。深处制度其中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而只是后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作为旁观者能获取一个大致的认识，当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不过，这也正是历史的意义，它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确，但起码能帮助我们更主动的思考，预见很多即将来临的危机。
对于明朝，异常是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极其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数。
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能够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但聪明的历史学家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其实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与这一年有很大机缘。
黄仁宇老先生，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关于这个，确实让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深奥，令我费解。而从书中资料来看，也是比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这样的一类书，并不是说一昧地去看故事情节，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书，而是纯粹的历史书籍，也有着教科书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应以一名学习者的身份来挖掘它的精华，品味其意思所在。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能够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所以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阅毕，到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对此我也嗟叹不已！我还得到了题外的启示：黄仁宇善于着手于小事当中，而发现大症结；那我在生活当中不也应处处留心，从小事做起，善于发现问题与观察思考。而我自我也正是缺乏这一点啊！《万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啊！
《万历十五年》通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该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后，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因此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我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是从满清后期开始，而是始于明朝。其实我很厌恶宋朝、明朝两个汉族朝代，尤其是明朝。宋朝也积弱不振，但至少商业、航海、科技发达;明朝则陷入了皇帝官员无能、体制松散、陈腐惯性而集体抵制改革的怪圈。假使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发生在明朝，也许早就亡了。
还是异族统治好!进而论之，被英国殖民，也许今天会更好。越看中国历史，就越讨厌中国，越厌恶儒教。其实我是一个反中医、反孔教的人。
本书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文字优美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明，引人遐想无限。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争的失败，使他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止了早朝、经筵、日讲、谒陵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立储问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制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它通过敬天法祖和彰显礼仪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和赏罚分明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文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型工程、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行。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的运作也颇为有趣。一是名为下仆，实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下的贪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嘴上还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为此，官员之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进入私人派系，相互关照，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鲜明，称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颠倒规则。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民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发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等于变相减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作战更加难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饮食摊派到当地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就连度量衡，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平常处凸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强技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出现税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精英人物，聪明才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府库，夯实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让制度拥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面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来只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可以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责任，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己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现在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头破血流，20xx年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结语、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个社会一定存在着两套规则”。当正道行不通的时候，人们必然去寻求另一条“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却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为非正道是人们在正道走不通的情况下经过艰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以该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三大征，扬大汉雄威于寰宇，威震敌胆，蒙古、倭寇望而却步，再保大明六十年国运，实为不易。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
“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帝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明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这与《停滞的帝国》描写的满清帝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现在明代“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学术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封闭、保守。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
与利马窦神父捣乱的主要是一群迷信的农民，以及一些愚昧的乡绅。而佛教才是利马窦神父针对的主要敌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为至交，对利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
这说明儒学原来是欢迎西方文明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统治下的理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
其实想了解明末的真实情况可以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明末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人的入侵结束了，后来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只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当蛮族了。所以说明朝是中华帝国最后的辉煌。而万历朝又是中国最后一个盛世(迄今为止)。
彼时的四十八年，恐怕会熬老几代人。然而四十八年的孤独，或许会熬空一个人，大明有这样一位皇帝，便是这样一个孤独患者。公元1620xx年，万历皇帝朱翊钧长眠定陵，安详而孤独地结束了他马拉松式的四十八年统治。
昏黄的背景之中，万历皇帝着朝服端居高座。脸型微胖而方，眉宇挺拔，显得慈善稳重，目微下视显得慵懒颓废，似乎正映衬了他执政后期的生活状态，但是每每当我仔细端详时，总被那深邃得不可测的目光所深深吸引——这不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一幅明末宫廷百态的历史轴卷徐徐在眼前展开。
当一位位如低贱的戏子一样的历史人物浮出历史长河时，便可以被台下的人任意涂鸦，肆意戏谑了。东施的小眼睛或许被涂抹得别有风韵，西施嘴角的微痣可能被放大得不堪入目。看客们早已忘却原本的角儿的真面目，只会人云亦云，他们拍手嘲讽那个以荒诞不经著称的演员——万历。然而，万历似乎是一个不太会生气的皇帝，因为它被气惯了。
我们的故事从一位郁郁不得志的S官员开始，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招火箭式的升官之路，做法便是用死谏强迫皇帝接收其未必高明的建议，从而给其他人种错觉——S忠君爱国。而真实的S，却是在极其阴损地谋取名利。因为如果S因为直谏被处死，便会留名青史，这是古代文人最高的荣誉了，同时皇帝便会被认定成一个昏君，这是所有帝王所忌讳的;可皇帝如果采纳了S的建议，造成的后期效应亦只有皇帝一人买单。总之，这是一项稳赚的生意，重点是不违读书人所谓的“道义”，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触龙须”找死，犹如那恐怖的伪道德的洪水，万历被包围了!
所有的大小官员都长着一张阴阳脸，万历是被他们包围的，那种悲凉到战栗的恐惧感，恐怕甚于四面楚歌的项王。此时，我突然看到了刺杀英国皇帝的那张可怕之极的V字形脸!不知原因，只想到那诡异微笑背后的难以名状的悲伤——犹如万历皇帝朝服像中那深邃的目光。又突然，风云色变，时光穿梭，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置身于由一群暴民组成的陪审团，群情鼎沸，他的眼神凄惨深邃冷眼旁观着这可怕的“大多数人的暴政”，可以颠倒乾坤，恍如世界末日的审判;惊恐中思绪又回归故国故土，碰见已故人屈原，他心灰意散地挪步于汨罗江畔，高歌“着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时，香草美人的沉吟，那深邃的目光又会不会是这位义士对于炎凉世态的最后一瞥呢?
曾有过这样的臆想，或许来自于悬疑电影的影响，觉得有一天我所熟识的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看待，我的意志在死寂中崩溃，崩溃，崩溃，即使臆想结束还心有余悸。而万历的生活并非臆想，而是面对天下的精英的日日攻心。面对孤立无援的处境，万历恐怕也只有选择退避了，而这一退就是三十年。因为他太善良了，善良得让所有人都以为软弱可欺，甚至遭受官员侮辱，作为天子至尊也只给了那个S官员廷杖和降级;因为他太无奈了，无奈的是无力改变文官制度千百年来造成文官的畸形而矛盾的性格——被歪曲的“杀身成仁”，俸禄的低下造成深重的结党营私的“非礼”行为，但依然以儒家传统道义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从中给予恶行以通用的合理性;因为他太有智慧，深知只有退避方可保留他外强中干的皇帝的权威，深知皇权纵然高贵，却是必须建立在以承认文官道德及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可那明明丑恶!因为他太“民主”，太尊重那些不该尊重的人，视那些人为“爱卿”而非“奴才”。
他即使是三十年未上朝，依然亲自主持了“三大征”，平定了杨应龙之乱、平宁了哱拜之乱、抵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及东北大片地区(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统一状态，并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堪称民族英雄。这些被历史轻描淡写的功绩，恐怕远比千古一帝康熙的《尼布楚条约》，大片国土拱手让人要强许多吧!远比康熙逼反吴三桂，造成八年三藩之乱，民不聊生，以成其名，要强许多吧!远比六万精锐葬身准葛尔，远比给后人留下一个亏空四千八百万白银的空壳子盛世要强许多吧!而这些，本该浓墨重彩的重大失败，被一笔带过，难道这公平吗?可笑的是历史从来没有公允，只有盖棺定论，只有成王败寇，只有这样，康熙的好孙子乾隆才有机会向他祖父脸上贴金，而以篡毁明史，诋毁万历为代价。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超出我自身能力的30%了，在此之前除了唐太宗本纪宋美龄全纪录之外我就基本没有读过任何与历史相关的书籍，中国的没有，外国的就更没有了。我是个外文盲，外文音译过来的名词记起来特别困难，所以看得很少很少。
神奇的是这本《万历十五年》虽然阅读周期间隔较长，但真正集中看下来的时间加起来应该还算比较短的。当然，这个“快速阅读”的感觉让我在翻完最后一章看到其他学者所写的评论后有些许不安——我是不是看漏了什么?有哪些信息是我在阅读当下没有提炼到的?
可一时半会儿我还不太想看第二遍。于是读后感的梳理工作就从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写起。
这本书选取了公元1587年中国明朝的七个人物——皇帝、首辅、官僚、将领以及一个思想家?并以这七个人物为引子从上至下的描述了明代社会各个领域所存在的各种现象，并于其中阐述了作者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及军事等等领域的思考。
史学家，见微知著。人物相，众生相。
作者仿佛先知般的展现了我们这个年代从未见过却又似曾相识的一个处在某种社会制度尽头的国家究竟是何种模样——百足之虫，未死先僵。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关于海瑞的描写。需要说明的是我虽明白历史绝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调，但仍多年深受“赢家抒写历史”版本的荼毒。比如像海瑞这样一个以清廉严政著称的正面官员形象，作者给予了“传统”教材中鲜有的评价——“古怪”。这令在我初次看到时感到十分的讶异。
“古怪”在放在这里主要意味着——“不合时宜”。也就是书中所写——“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是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为什么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海瑞之所以能够做到“严格”，根本原因是在他心目中所秉承的“律例准则“极为清晰，但这个”履历准则“基本皆是出自于”四书“的训示，及其所延伸的个人对于善、恶的”直觉“。而他“这种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也正是因其”个人道德职场，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这种几乎全权依靠个人自觉修养的做法，没有一个标准统一且更为强大的约束力加持他人谁能习得?而又如何习得?
回过头来说，何谓“时宜”?拆解一下即为个人所处的时代，当前时代的社会制度，当前制度下的组织技术乃至物质文化需要。海瑞“将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为官期间又惯以纲常善恶代替“成约”行事——“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号召女性回归家庭，鼓励生育二胎，以及前不久央视那个“彩衣娱亲”的公益广告......历史往往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样看来以史为鉴真心不是凭空说说而已。
说到家庭，海瑞曾结过三次婚，前两位夫人皆因与“婆婆不和”被休身出户，第三位夫人早逝。按照心理学中原生家庭的理论挖掘挖掘这其中的悲剧根源应该很有意思。结合其官场上“胶柱鼓瑟”般的履行职责甚至犯言直谏的表现，你能肯定说这不是另一只中国古代版俄狄浦斯的化身?
想起某次课堂上的争辩，导师引出世人皆凡人，都拥有善恶两面。台下立刻有人不服举出孔子海瑞甘地等等古今中外的先贤做例子，导师耐心解释道，这些“圣人”把“善”留给了大多数人，而把“恶”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于是众人低头默默思忖间四座哑然无声......
事后再想想，我们胶着于人性深处一定拥有“恶”的一面与执着于寻找的“圣人”时的那种心态其实并无二致，但凡陷入“绝对”圈圈中的同时，我们也就等于框死了自己。执恶如何?执善又如何?一个人活在世，终究摆脱不了他所诞生的社会，所成长的环境，所“被传承“的思想和意识，正所谓”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人性的复杂程度又岂可是为善与作恶这么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而在现实中与人交往，彼此合力构筑默契与信任，那又需要经年累月花费多少抽丝剥茧般的细腻、耐性与热忱。也不知是否正因如此才有佛家出来将世人于这繁杂缭绕的虚妄表象中度化，将世间的众生百态剥离的只留下一个个单纯的内核以及无数的”善行“与”恶行“......
海瑞一生清贫无子，牢牢守住了“忠孝廉俭”的声名。——古人对于“声名”的追求，却又是令我感到惊诧的另一处。书中描写过当朝官员会因力谏天子被批判为“哗众取宠”。即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们竟然甘愿冒着失去性命的风险去挣得一个在历史上的声名。这点的确令我有些难以想象。但若换个角度想想，千年大国，假借儒术的维稳，这些忠臣飞蛾扑火般的做法，也很难说是不是对一个泯灭掉个性的民族一种极致的反抗。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更加丰富的还原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海瑞的廉俭和自制在当今社会仍然是被用于宣传和歌颂的品质，但回归现实生活，作为一个拥有着血肉之躯的个体，他有着自己的性格缺陷和思维局限。当然，这也几乎是每一个存活在世的个体所同样需要面对的现状。我们在为其所处时代的没落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应冷静反观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下走到了哪里?而未来又将要走向哪里?
写到这里想起前几期《奇葩说》，黄执中带有人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辩词引得观众垂青却令高晓松在内一部分参演者感到恐慌。但即使抛却辩论者被赋予的立场，其实也真的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借用心理学反向成型的观点——“过度的禁止等于提倡。”对于某一件事情感到恐慌，其实往往是因为在内心里已经将这件事情进行过逼真的预演，同时对于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也给予过相当分量的肯定。那么既然都是真实的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摊开了说明白，思考过后再来做选择呢?比如超级英雄那一期，“伟大”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被“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成熟的标志。现场的高票并非简单蒙昧或是跟风，是对过度宣扬的一方观念习以为常的麻木，也是对压抑过久的另一种真实观点新鲜出炉的欲渴。但需要相信的是，在这种种之后，一定会有思辨，一定会有选择。所以，没有必要在现实还没迈开脚步的之前就担忧前路二次元的陷阱。
我们说进步，正是源于对于自身局限的时时觉察，以及对于现有的和未来的可能性永不休止问诘。
而在这一切之后又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全然明了的一种释然。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人物，我们不会因其情怀与修养被时代辜负而陷入长久扼腕，也不会再讥诮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愚勇。宽容和原谅的基础是理解，但其实理解到了，也就不所谓宽容和原谅了。这些历史上的人和事，终究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一种存在，而曾经因其所起的种种情绪就如同窗棂间的一抹薄尘，你知它来自于空气，拂去与否，已然无差。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困境。百范文网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弹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前些日子笔者认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常规的历史书来读。但其实，真正读过了之后猛然发现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纵览本书，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1587年里发生的林林总总，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明王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此外，这本书最让我意外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是没想到历史书竟然可以这样写，作者取一个特定的年份，然后串起所有的事情，用一个人传记式的描述，串联展现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其次，在大家的思维中，总觉得王朝中皇帝最大，皇帝说了算；在任何一个组织中，第一把手说了算。但是这本书却告诉你了另外一种规则：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同时也会形成一种独有的惯性。这种惯性力量很大，个人有时根本不能抗拒，甚至皇帝都不例外。因此，从一个组织的惯性就可以窥探一个组织的生死存亡。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而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 “ 青天大老爷 ” ，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 “ 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 ” 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 “ 法 ” 的思想、树立 “ 法治 ” 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除了文学，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对于历史本身，我也是颇有兴趣的，但可惜的是，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于是乎，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烟索重楼，月迷津渡，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将相，或是富贵显达，也有臭名昭著。总之，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总有那么基础值得观瞻的地方。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总比不留名要强。读历史，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读历史，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
读历史，不能错过明朝史，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政权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读明史，就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16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是《1687：无关紧要的一年》。确实，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就历史来讲，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学术性。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书中有着大量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可以懂得其中大意。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带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二：坦诚性：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书中也说过：“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万历十五年》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原本的讲，对与错本没有什么界限，是与非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真实并且客观的对待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哪个太监被打了，哪个大臣的父母过世了，哪位夫人升为诰命了，哪位大臣又从江北调往江南了。也许每一天都发生的偶然就会一不小心撞上一种必然——轰，硕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三：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不代表标新立异，黄老就属于朴实的个性化表达。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娓娓道来，艰涩复杂的历史文献就会豁然开朗，并且又增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感，我们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书香气。另外，本书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欣赏，因为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但其中的奥秘又是不同层次的感受了。
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而读《万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继光来对比：一文一武，在文人当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应该吃得开，然而事实呢?“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对自己要求的绝对严苛，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使自己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天下读书人，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只有当他死后，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与此不同，戚继光处处受挟制，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戚继光作为官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例如腐败。但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协。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华，使矛盾暂时搁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轻，相信会有更能接受的结果。
接下来就得谈谈张居正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张居正的书了，光是感想就写了许多篇。但是这一次，通过《万历十五年》，我更理解在一个矛盾的王朝，张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张居正的宏图霸业自不必多言，但他身上先进与落后的地方，纠结又说不通的地方，又实在是吸引人。“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与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的压力”。于是，不难理解，张居正的成就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特定的产物，他的性格，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权的条件。因此，一旦他的前提灭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长，就会很容易改变他的改革。说白了，他的理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是随时可以坍塌的，是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因素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如烟花般壮烈的悲壮也就在所难免了。张居正自身又是“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个幻影”，因为万历，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
【结语】培根说：读史使人明知。史书要细细慢慢的读，启迪智慧，借古看今，通古晓今，博古论今。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本一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绘，由于习气性失眠，书中其中慨叹也大多由于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局部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同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理想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本来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曾经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威严的独立个体来对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期，很多时分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本来生动好动、乐于考虑，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与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照旧习气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晓得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员，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生机。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一切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以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本人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在，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兴趣?但他毕竟是皇上，仍然具有无尽的豪华和整个国度，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痛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来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来曾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呈现。
我不断觉得，张先生本不是*臣，他也是希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陷的聪明的我行我素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动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辰提示本人，只需是人都会产生某些成见和不可防止的缺陷，学习如何谅解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理想无法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需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由于他毕竟是“丰厚多彩”这个词的重要局部。
面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积极想方法，努力让本人多一些才干，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溢希望才干使我们快乐生活。
——我们无法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法于我。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日最终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我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我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我能够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一样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我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我。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我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我的良心，有自我的政治抱负。从那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能够用于治国，孝能够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