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周礼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下是漂亮的小编给家人们整编的孔子的儒家思想的核心通用8篇，欢迎参考。
关键词： 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制度建设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思想十分丰富，它既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术，又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哲学思想，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因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对现实的正面反映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主流。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从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提出爱民、利民、重民、养民的思想。作为古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统治阶级治国的要略，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实际运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以君主民从的既定关系为前提，讨论设君之道和治民之道，其最终去向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一）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
儒家民本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左传》中的有关论述，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孟子之后的荀子更强调民众的力量的两面性。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下之视上，欢如父母”的“父母官”思想，另一方面则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他比孟子更加重视教化，更加重视对利用民心作乱的提防。
（二）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
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民众终究是“至贱”、“至愚”的，是“夫民之为言叶，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其重视民众的力量，注意民众的生计，关心民众的哀乐，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失去控制，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儒家民本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三）以人文关怀为导向
儒家民本思想对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厚以待百姓”，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概而言之，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施仁政于民。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儒家民本思想有其合理的方面，因而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表现在政治方面是重民意，在经济方面是重民生，在思想方面是重教化。然而，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其立足点仍然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其本质属性是主张阶级调和的封建统治理论。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在封建专制君主体制既定的前提条件下，儒家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一，在政治上，从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提醒执政者要顺应民意，实行德政，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地位的安危。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在当时封建集权的背景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其二，在经济上，认为统治者应当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制民于产，藏富于民，减轻徭役和赋税。孟子的民生主张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在思想上，重视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和人格教化，强调个人主观的道德修养。这对于改善当时社会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称，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虽有其进步性，但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后就不难发现，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首先，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
其次，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最后，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
三、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里孕育着一些朴素的人本和自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转变所必需的历史资源。然而，儒家民本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民”指的是抽象的人民大众，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这就导致其民本思想不能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治国理论。在当代社会，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与西方人本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相结合。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讲德治、重民本，与民主是不同的，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当延续历史的逻辑，注重利用本土资源，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一）理论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的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中所提及的“民”，实际上是属于“类的群体”的概念，阶级性和阶层性是民的实然属性。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此语境中所提及的“民”一般是指相对于“君”而言的普天之下的民众，具有较宽泛的群体性意义。然而，“民”作为一个群体概念，过于抽象，无法包含个体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民众的利益出现新的分化，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公民的个人意识逐渐增强，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西方的人本思想作为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利益权利的思想体系，以“类的个体”为关注焦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衍生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颂扬，极大地促进了对这些客观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儒家民本思想应吸收西方人本思想的有益成分，将“民本”和“人本”相结合，完成其理论上的现代转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基本涵义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理念是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来看，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也开拓了我国人本思想的新境界。
1．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传统的民本思想，往往是在统治阶层看到漠视民众利益对统治秩序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基础上产生的，是被动形成的，注意满足民众短期的、现实的需要，而就长期而言，实际上常采取愚民政策。而以人为本，不但要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对象，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方略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努力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每一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2．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科学的发展必须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主体，相信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能力。
3．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标准。如果说在传统民本思想领域，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巩固政权，那么，在以人为本理念中，衡量一切制度是否合理、一切工作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是是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坚持用人民的意愿这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决策，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地融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将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它的目标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转化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对象由抽象的群体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其方法从传统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科学的政策。这三个方面的转化完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理论上的转变。
（二）实践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这一点就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现代转变的理论基础。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民主化进程中，儒家民本思想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现代民主有客观的、外在的制度作保障，奉行让民做主，甚至是人民自主。公民的自由和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中，公民能够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政治目的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判断与选择，并且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利益表示极大的关注，实现了对政治国家活动的自控权。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自觉地去争取自由、人权，主动地去争取平等幸福。民主的基本信念“自由、平等、博爱”，是以占人口多数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受到尊重为前提，是靠法治而非法制，更非人治，靠规范化、制度化的制约监督机制来实现的。民主思想不承认人们之间的道德存在着差异性，人的活动自由受到为保护他人自由规则限制的天然界限只有法律。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中，民众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权力，只能由统治者替他们做主。人民的幸福完全是依靠上天即明君的惠泽，缺少一个规范并且执行有力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儒家民本思想把伦理道德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强调人人都要修身养性，做到“慎独”。换句话说，儒家民本思想的实现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素质，而现代民主具有客观的制度即法律保障其实行。
“正义”本身可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儒家思想的民本主张本身是一种实质正义，而它的程序正义显然不存在，因为它更多地强调思想上的教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希望以此来保障它的政治主张的实现。但是，一个民本社会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来促成，民本主义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赖一套抽象的实质正义，它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法则去保障。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很快会因其不可操作性而失去。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现代民主的这一有益的成分，运用制度建设来保证自身理念的实现。
一个好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它可以极大限度地解放人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使社会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稳定的提高。小平同志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运行规则。它体现了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求，是人选择的结果。人民群众的选择推动了制度的发展，而制度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从而不断解放人性。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民主和法制。其中民主因素是保持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要素。因此制度在建设中不能忽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体现民主是首要目标。因此，当前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其所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较为缓慢，其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国情。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该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总体来说有三个步骤：首先，要增强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减少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性，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实践中，让人民加入到政治中来，让他们感觉到政策的制定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并且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其次，加强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大浪潮中来；最后，逐步健全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从而保障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在我国进行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大政上［M］.
［2］孔子。论语・学而［M］.
［3］孟子。孟子・尽心下［M］.
［4］荀子。荀子・君道［M］.
［5］荀子。荀子・强国［M］.
［6］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2：227.
［7］林甘泉。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M］.光明日报，2006-10-9.
关键词：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内容；影响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4
中D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7-03
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健全、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在维护当时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与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差别，但其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历史的发展造就了民本思想的形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但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春秋时期，成熟在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形态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在前人基础上，在寻求治国之道上发现人民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于是以民本思想立于百家之上，从而影响着后世历朝历代，民本思想是贯穿先秦儒家思想的一条主线，其杰出代表人物当属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奠定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根基。先秦民本思想自古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贯穿华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春秋到现代都有它的身影。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仁政”两个方面。
（一）“重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
君与民的关系，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最基本的问题，而孔子、孟子、荀子主要从经济的视角去阐述，即二者互相制约，民对君的根本制约，君对民的最终依赖。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世入，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开山者，奠定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其认为君臣在行政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思想上强调“重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虽然他并没有直接阐述君与民的关系，但是他将民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正面阐述君民关系的是儒家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观方略，这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转折点。他的思想实际上是间接反对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摆正了人民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到人民才是主导政权的基础。而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他的君民关系思想不同于孟子，其力主“尊君爱民”，他主张“性本恶”，需要外力教化，从表面看其属于法家思想，但从其根本看，他并没有忽视人民的地位，其提出了两个进步性观点，一是“君舟民水”论，二是“立君以为民”，君与民的关系进一步明确，这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仁政”，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
民生问题关乎着国家的富强安定，先秦儒家民生思想最重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安抚百姓，保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对于民生问题，三位思想家都是从税收和徭役人手。孔子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并在治理之策上提出富民、爱民。同时孔子继承西周时代“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强调先德后刑，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治教化为主，以刑治为辅，而孔子的思想大多是从个人品性上谈的，在政治上孔子提出“不忍人之政”，即不忍君王个人的朝政。到了孟子才衍生出施行“仁政”的诉求，孟子提出了“仁心待民、政在养民”的仁政措施，是民本思想内容的延伸，孟子主张“末端的减轻”――省刑薄赋，直接减少人民的税务负担，减轻刑罚，从而使人民获益。荀子大大发展了孔孟的思想，提出“节用裕民”的富国裕民理论，他论证说：“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强本”与“节用”是不够的，还需要厉行“节用”，提出“足国相结合，才能完善富国裕民之策。这些都可以看出，重视民生、夯实经济基础，看重人民利益，这对民主进程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
（一）重视人治，忽略民治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根本就是统治阶级害怕失去统治地位，虽然肯定人民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将权力赋予人民，改变专治制度，其目的就是形成尊卑有序的政治体系。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自始至终强调“贤君”，其根本目的是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国家兴亡与“圣王之治”联系在一起，肯定封建专治君主主义的必要性。先秦儒家学者将国家富强美好愿景寄托在“贤君治世”上，将一国权力集统治者一身，夸大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同时滋生腐败、权力滥用等现象。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中缺乏“民治”，并不会赋权于民，在那种社会中，很难有办法让老百姓去参与政治，更不要说民主和民治了。虽然有统治阶级的士官愿意体察民情，但一时的施舍无法根本保证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二）注重自上而下，忽视民愿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提出许多“治民之策”“减赋税”“轻徭役”，这些虽然在一时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但是，其始终是站在统治者角度，为君说话。梁启超指出：“儒家仁政民主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这也表明了其根本意图在于治民，巩固统治者地位，满足统治者的需求。施行“仁政”，只不过是希望统治者在现有的政策之下进行调整，尽可能减轻人民负担，其意愿是美好的，希望“民富”，但从统治者角度施加给底层人民的一些“恩惠”，是否真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并没有考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受限于君权统治之内，名为民，实为君，并没有认识到民生问题的根本所在。
（三）重视教化，轻视法律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其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思想，在治理国家社会过程中主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但相对于法治而言，道德教化虽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但是其规范基础显得十分不可靠。也正是民本思想缺乏刚性的、可操作的制度，使得其提倡的一切理想目标成为没有具体要求的号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民本思想道德教化的根源在于建立儒家“性本善”思想，孔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也”，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施行德化，对人性是十分乐观、信任的，虽然荀子提出“性本恶”，但其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改变本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迭，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效果逐渐弱化，法制才逐渐被重视起来。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用法律要求去规范个人的不当和不符合社会准则的行为。如果只去感化和德化而缺乏惩治，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更滞殆了法律制度的发展。“儒家这种人性论预设的首先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它更容易导致德治、泛道德政治而非民主、法治”。可见，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道德教化标准太过模糊，因为模糊的规范不像宪法框架那样体系全面、具体，不能涵盖现代生活各个方面。当它遇到无法处理的事，就把价值判断交给个人，依仗个人经验解决。道德成为唯一衡量社会利益的标准，法律则成为道德的附属品，受道德左右，对于实际问题，依靠软性规范处理。那么政治成为德化臣民的舞台，而不是治理的学问。
民本思想主张人治、注重自上而下等级划分、重视教化，是人治社会的产物，不符合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社会的要求；民本思想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适应封建经济的文化建筑，代表了封建主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的局限性，注定无法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思想。
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当代影响
（一）奠定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基础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跨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在这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王朝不断更迭，但是并没有使得封建制度中断，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对阶级矛盾起到了调和作用，避免了阶级冲突，从而使封建社会得以长存几千年。自春秋战国开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民本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民本思想得到君王的认同，施行仁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人民的负担得到减轻，既有利于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又促进了政权的稳定，使得国家稳定发展，成为君王统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治国方略。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新换代，后一个王朝建立也必须效仿前朝，施行儒家民本思想提出的仁政，形成了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中国政治文化始终保持着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奠定了我国积极的政治文化基础。
（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虽然在当今社会看来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对于当时社会来说具有进步性意义，其一些主张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有一定共通之处。“以人为本”是“民惟邦本”的飞跃，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我国执政党，但是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这里指的人民群众个人不是臣民，我们常用鱼水、舟水的关系比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我党贯彻“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说明依水者而顺势，顺势者可长治。在国家治理中虽然都看重人民的地位，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将“为治民”上升到了“为民治”，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根本特性，同时也巩固了我党的执政地位。当今社会，党内腐败滋生，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严，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反腐败斗争必定胜利”。可见“民心向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以，关注民意，倾听民声，顺应民心，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古今都必须做到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038-05
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并展开讨论的，是当时从学术思想史角度上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近年来，又有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视角上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并试图以此提高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格局中的地位。这两个时段上讨论的重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家化了和如何儒家化的，虽然论者的立场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差异。这里，我们想考察20余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关系有代表性的三个观点，希望借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氛围中，金观涛先生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二十世纪四0年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结合金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简明扼要地将他的观点归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至少在相当程度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五四”前后刚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差异。对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真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到了30年代和刘少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层影响，转变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这一观点金先生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论述，而其论说的关键点在于他的深层结构说。他认为：“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整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其实，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著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这里，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影响这样深远的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呢？金先生把儒家文化划分为伦理价值观、哲学观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哲学观由知识系统和思想方式构成，伦理价值观由终极关怀、人生态度和伦理基础构成，社会观则由国家学说构成。“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金先生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使其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而这种中国化主要是通过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进行的。
仔细考察金先生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能感觉到金先生具有的清晰问题意识和宏观视野，也明白他的批判指向和现实关怀，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部分例证和分析略硅粗糙且有偏差，因而影响到其基本结论。例如，在《实践论》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分析中，金先生特别考察了所举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个例子的大意是：外来考察团刚到延安的头一两天里得到的是对延安的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中，他们不能形成深刻的慨念、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在他们收集多种多样的材料，并经过思考之后，他们就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也是真正团结救国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推断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结论就属于理性认识。金先生由此分析：“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其实，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第二，进一步把这种群体道德理想等同于儒学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胜利之说。实际上是把儒家传统中道德理想和天道统一运用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整个推理才能成立。可见，所谓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虽用马列词汇和知识论包装起来，实际上仍是以人的道德活动作为中心的。””我们说，无论在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是否以道德为中心，但用此例来证明这一点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当时的情况是和某些礼会人十不太相信共产党真诚抗战，故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同民党考察团来延安访问。冈此，在此处谈的是统一战线能够成功而不是对日作战胜利。而统一战线的成功当然主要决定于国共两党的意愿和政策。显然想借此说明共产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并通过假设(或肯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来推出抗日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本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推论，其中涉及到意愿问题，和道德有些联系，但并不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因为其中明显有事实判断，比如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就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其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找不到把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等同于“天道”的证据，可以说在其行文中没有一点“天道”的蛛丝马迹。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拥有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必胜的信心(实际上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表达)，也不可能将它理解为“天道”，而只能是一种革命襟怀和个人豪情。因此，金先生这里对此例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其过度阐释和略加想像的结果。阅读《实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在谈革命实践中的认识问题，其中偶尔涉及一些道德问题，但绝不可能是以道德为中心的。金先生对这个例证分析的偏差当然影响到《实践论》冈受儒家深层结构影响而成为伦理中心主义的结论。在金先生的讨论中出现类似偏差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他认为的《矛盾论》达到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等。
第二个问题是其研究框架有待商榷之处。金先生研究框架的主要特点在于儒学深层结构影响说。我们的疑问在于，儒学存在这样的深层结构吗？即使存在，它具有宿命般不可摆脱的功能以至于批评儒学 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它影响吗？首先，金先生理解的儒学深层结构就是伦理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儒学中无论就浅层而论还是就深层而论(如何划分深浅是另一个问题)，伦理中心主义都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结构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学术理论而言，还是就操作方法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或者说，伦理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儒学的深层结构特征，而是儒学内外深浅的所有特征。只要我们翻翻基本儒学典籍就能证明这一点。也正因此，将伦理中心主义归结为儒学的深层结构没有多大意义。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儒学具有这样的深层结构，它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使其中国化吗？金先生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的分析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结构，并推定这就是儒学影响的结果。我们说，通读、刘少奇等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极为清晰，指向的就是现实革命斗争中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虽然其中涉及了部分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如果用更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这部分道德问题在当时应该被归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确实历来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常被领导人提到很高的程度来加以思考和解决，但不能因此将他们的论述归结为伦理中心主义。因为思想问题之中除道德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认知问题，后一种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从总体上观察、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虽然包含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但说道德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内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人类的任何文化和思想系统中，道德都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其中远未达到像传统儒学之中道德的重要程度。因此，如果说儒学中一些因素(包括道德修养的内容)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取是正确的，但说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和后者相同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特征，自然也就谈不上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对于前者的影响了。这样，可以说金先生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是不成立的。
金先生这些表述是想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高度政治中心主义的结构，而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政治中心主义是同构的。但是，对这一结构用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来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伦理在其中只处于次要地位和表浅层次。另外，仅仅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结构是略显不足的，还必须从政治、经济等多层面探索才能全面揭示出问题的根本之所在。金先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是不妥当的，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充其量只提供了少数思想材料而已；同时，分析他面对的思想材料(《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材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不可能得出“被儒家化”的结论。
二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但他们与金先生的思路不同，他们倾向于以儒家(或儒学)来界定“中国”来证明这一命题。这种倾向大多体现于站在儒学复兴立场上的一些学者文章中。在此，我们就郭齐勇和汤一介二位先生的一些言论进行探讨。
郭先生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他说：“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对此，他展开了一些论证。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选择他表述较为集中明确的两段话来讨论。他说：“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人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首先，说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都具有儒家的品格恐怕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人类的优秀品格(恶劣品格也是如此)具有基本的共同性，将此共同性称为什么思想或学派的体现仅是一个符号使用的问题。例如，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品格或儒家品格都是成立的，这取决于评价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信仰方向和喜好原则做出的有较大任意性的选择。其次，郭先生有过度推扩儒学而忽略其他各家的倾向。上引他所举儒家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自南主义甚至许多宗教的主张，虽然表述语言和具体措施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富民”思想就是“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及儒家共同主张的，“恤孤、济赈”也是多数宗教极力主张的。因此，郭先生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极主张归为儒家当然并不能说不成立，但不应就此排斥其他各家的类似主张。说得清楚些，不能把这些主张让儒家独占，因为这是不公平且与事实不符的。我们说，如果单纯地谈论儒家思想，郭先生进行这样的罗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就要考虑到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社会作用。郭先生所谈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因素都应该作如是观。可以看出，郭先生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结构和需求远远超越于传统思想的重大影响，却泛化地一般性地谈论儒家的作用，其理论解释力度就略显欠缺了。郭先生还有对儒学更为泛化的表达，他说：“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这样的表述我们并不陌生，在当代许多儒学复兴论者那里常常能看到类似的语言。其根本思路还是传统儒学的，那就是以儒学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槲”。对此，人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接受儒学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而是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是不是就不成其为人和中国人了？用一种学说来定义人之本质和中国人之本质合理吗？应陔说，这种主张是较为偏狭的，其中的对错是非是一目了然、无须过多论证的。
我们理解郭先生的主观意愿在于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批评过去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过度对立的倾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采用了将“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应该说，这一方式是成立不了的。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当然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不小)，这些作用从根本的层面上观察就是作为思想材料被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正冈为如此，其作用是零散的、较为微小的，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与郭先生相比较，汤一介先生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将儒学的作用提得更高。他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说法：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文化；吸收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同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源。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过程。”坦率地说，刚读到这段话时有些不相信这是汤先生的 话，冈为汤先生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上所作的大部分论述还是比较清醒与平和的。可是在这里，即使我们不谈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列、对立起来的两种说法的歧义，即使我们不谈以儒学来“囊括”整个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及其未来发展的“令人惊异”，汤先生所谈也明显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摄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地地道道的儒学化了，儒学为主、马克思主义为次的地位关系也是清楚明白的了。对此，人们当然会问：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儒学有这样的思想能力和宏大气魄去化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后果吗？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倾向于汤先生的答案。当然，汤先生提出了“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且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课题。
总结郭先生和汤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相关论述，应该肯定包含有一些积极的理论内容和探索精神。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儒学的历史功能和现实功能、未来功能提得过高，有将“儒学”和“中国”相互规定的褊狭倾向。而这一倾向在理论论证中是无法成立的，在现实影响中是会产生弊端的。
接下来，我们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分三个层面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问题，这样有助于使相关问题更清晰一些。第一个层面是思想区别问题。当我们讨论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时，其间的异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当然也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异同，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其间的区别之处，因为这是规定二者各自之所以成立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和民族基础上的差异，这已经为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最根本的地方说，二者是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上的思想产物，因而其表现形态和深层本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对二者思想本质区别的认定是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的基本前提，更是对试图模糊二者本质区别来使二者“互化”的“提醒”。
第二个层面是学者立场问题，这是决定论者观点的基础和前提。上文金先生和郭、汤二位先生虽然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的观点，但其立场差异很大。如学界所周知，金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对儒学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这自然导致其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封建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郭、汤二位先生的基本立场是高扬儒学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过去中国甚至未来中国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一“本质”进人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除了这两种立场，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在此，我想引用方克立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后一立场的说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与以上两种立场鼎足而三的格局中更为重要、更具发言权的。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思想环境中，一个论者的立场是比较难改变的，这自然也会导致他对自己基本观点的执守，因此，我们在这一层面暂时无法作过多的评判。
第三个层面是测度和事实问题，这是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关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其历史成就和现实存在已经为人所共识，因而在学术上对它进行精确测度的要求不那样强烈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则恰恰相反，因为人们没有获得对它的巨大的、共识性的感知，因此，肯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论者就需要给出测度尺度和事实中的测度对象，并运用自己的尺度针对事实进行测算。假如其测算结果准确且有说服力，其结论才会让人接受。如果说方先生关于“文法”和“词汇”的比喻和金先生关于结构和原理的划分表明他们对于测度问题有一定意识的话，那么，郭先生大规模的罗列论述方式说明其测度意识尚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至于汤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事实依据和测度尺度是什么，恐怕许多人都不得而知。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或者说，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能够全面进人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前者“化掉”后者，以后这样“化掉”的过程也不太可能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也就形如一个梦幻泡影。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思想和儒学[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求同存异，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核心问题
一百年来，新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五四学人曾激烈批判儒学，认为“纲常礼教”倡导等级尊卑和绝对服从，束缚了人性，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中国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儒家传统中虽有落后的糟粕，也有优秀的精华。比如儒家的忠孝思想、家国一体思想等曾成为日本、韩国等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也有学者指出，古人所讲的等级尊卑，只是身份差异和分工之别；“三纲”的倡导者都同时主张谏争，反对绝对服从，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从大局出发的、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而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Wm. de Bary）指出，儒学中并不缺乏尊重人格平等和个体权利的资源，儒家传统中洋溢着自由主义精神，只是形态与西方有异而已。
跟现代化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五四学者认为，儒学维护大一统的专制统治，与民主水火不容。但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就指出，儒学中存在民主思想的萌芽。比如儒家经典中一直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等。许多学者认为，儒家的基本倾向是民本主义，“民本”不等于“民主”，但从民本可导向民主；从民本转化出民主，需要一番功夫。夏威夷大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指出，北美的民主实践表明从儒家传统可以发展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除了西方模式外，还可能有东亚模式或中国模式。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很多学者曾认为儒学不同于宗教，本质上是高度人文化的学说。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儒家传统一向支持对“天地君亲师”的祭拜，并有一整套严密的礼仪规范，这不能说不是儒家传统中的宗教维度。另外，就宗教所指生命的终极关怀而言，儒学中“天人合一”、从天道到人道的传统一向发达。
儒教说、儒宪说成为2013热点，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近年来的国学特别是儒学研究中，还出现了如下几个热点：
一是儒教说。蒋庆等人继承康有为的儒教说，主张重新将儒学立为中国的国教，形成新的“政教合一”政体，遭到很多学者强烈批评。陈明等人主张将儒家立为可自由选择的“公民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和佛教等相互竞争，由此彰显出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优势。
二是儒宪说。这一派学者基本上禀承康有为、张君劢以来的传统，主张建立一个由儒家主导的国家。蒋庆曾提出一个由通儒院（由儒生构成）、庶民院（由民选代表构成）、国体院（由社会贤达构成）三者为基础的“议会三院制”架构。
不过，这些观点只代表目前儒学界炒得比较热的声音，如认为它们代表儒学研究的主流就大错特错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现代儒学的最大困境始终是儒家价值体系与现代性需要的紧张，尤其是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之间的张力。这个问题在牟宗三那儿表述为儒家内圣与民主、科学等外王的关系问题。如何求取解决之道，一百多年来耗尽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儒教说、儒宪说没有任何突破。“儒宪说”将儒家理想中的政体称为政体，恐有削足适履之嫌。蒋庆的议会三院制，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个人建构，没有可操作性。至于“儒教说”，可以说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实质。今日中国需要重建价值，但这套价值为什么就是儒家的，才是今日任何一个信奉儒学的人最应该用心思之、奋力为之，也是最能体现当代儒学有无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地方。然而，恰恰在这些地方，目前的儒教派和儒宪派皆未能展示儒学的生命力和他们的创造力。
总而言之，儒宪说也罢、儒教说也罢，只是换个词汇来讨论中国文化的出路或核心价值问题，但对于儒家价值与现代性（民主、、法治等）的关系，没有提供任何新思路，没有解决任何老问题。
民主法治建设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的文化习性
要解决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就要弄清中国文化连续性的根源在哪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情和面子是其中最重要的整合机制；这与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以外在超越和普遍法则为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形成对比。正是文化习性的差异，导致个人自由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因为个人自由不是中国人人生安全感的源泉。正是关系本位的作用，导致人与人相互攀比，社会风气成为比任何制度都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中国人崇尚人情是和蔑视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因人事而立，也因人事而废。所以，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制度走的是“礼大于法”的道路，因为礼是因人情而立的；另一方面，要想在中国人的社会立制度，必须从任贤能做起，靠贤能的示范来引领社会风气；再一方面，要想建立牢固的社会自治体系，必须从理顺人伦关系做起，因为人伦关系是一切社会道德最重要的基石。
从文化习性的角度讲，可以发现：其一，民主政治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克服党争和大众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问题，因为关系本位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帮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其二，法治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避免被人情所冲破、从而在中国人心灵中真正确立起神圣感的问题；其三，人权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谁能帮人民捍卫的问题，个人自由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不恣意失控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中的人权问题，严格说来往往是由强者欺压弱者所造成，而强者的背后存在的往往是一个关系集团；而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容易演变成永远达不成共识的散漫。总之，在一个由人情和面子构成的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建设民主、法治，决不能仅从这些制度自身的逻辑出发，而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文化习性的制约。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同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只有在不断地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复兴。我们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传统出发，从文化习性的角度分析今天这个时代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症结，从而说明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方向，以及未来中华文明重建之路。只有当儒学能回答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给中华民族指明一条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让中华儿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为中华文明开辟波澜壮阔的事业前程，它的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关键词：古代儒学；世界儒学观；创新儒学
现在偶尔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的儒学已经丧失其内在，反而是日本、韩国、迁居后的台湾，更能感到儒学的社会文化。这种说法当然不可取，文化根植于社会，人是社会的元素。中国的广阔地域和众多人口使儒学的种子在播下之后繁殖出各种不同的植株。日本韩国，及台湾同样只是这万紫千红中的一朵。从本质上讲，只是为自己的历史找到一个现实的说法，让它能够更好的代表我们自身。
一、儒学思想在外
日本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日本成功的模式也一直受到各个国家的关注，毕竟它是韦伯预言的例外。日本人将自己的成功归于西方精神与自身的大和民族意识的结合。不过，客观的研究者仍然相信日本的崛起与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日本文化在亚洲又同样深受中国儒学文化的影响。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作为二十世纪亚洲的强国，日本在儒学的发展上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步，发展了儒学，也为亚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代中国俗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涩泽荣一提出以一部论语治工商，使论语在新世纪具有了新的发展前景，开辟了资本主义时代儒学依然能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也有人说，儒学在商业上的应用，打破了商业上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统治地位，为管理学在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另一方面，虽然涩泽荣一开创了儒学的新领域，但他也在某些方面对儒家思想做了新的注解，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儒学。“儒家资本主义”的提出者、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认为，日本的成功究其真正原因，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二战之后从美国引进的经济民主主义融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地运用。
新加坡拥有众多的华人，自然深受儒学思想影响，19世纪儒学思想在新加坡备受推崇，然而随着经济迅速起飞，新加坡社会道德遭到商品经济冲击，开始重新思考儒学思想在社会中的地位。80年代后，新加坡全国上下开始有组织的学习儒家文化至今，并开办了专门研究儒学的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重新认识儒学并研究其现代及现实的作用、价值和功能等，由此也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研究热潮，唤醒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儒家文化圈及东方现代儒学道路延续与演变等问题的关注，在新加坡，现在儒学研究及实际应用已经超越中国赶上日本，并向更大更广阔的空间不断发展。
二、儒学思想在内
儒家思想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将它作为统治的指导和工具。由于这种长久而且牢固的统治，人们一旦摆脱之后，会用很长时间去剔除儒学对自己的影响。毕竟，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做到控制人们的思维和习惯。进入二十世纪后，儒家思想遭到了严重的批判，人们高呼打倒孔家店，体现出狂热的爱国热情，和坚定地革新信念。其实，从两千年的崇拜，到猛然的批判，又在某个细微的角落体现中华民族的迷茫，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儒家思想的复兴，从另一面反映这一点，再次证明了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深入结合，两者早已密不可分。
中国人处事讲究中庸之道，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适可而止，当欧洲的清教思想为人类发展留下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无法解决时，亚洲的崛起让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儒学。人们去各地的孔子学院读经，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这个二十一世纪崛起大国；一方面借鉴中国的思想，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应该属于世界，推动人类的文明进程。然而中国当前对待儒学思想上却着实存在一些问题，在对待儒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上，没有做到很好，拥有批判的刚性却没有接受的热情。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儒家思想向国人的浸透史，儒家文化的发展史。现在的中国，各个领域里均可找到其身影。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文化，如果我们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也就等于全盘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数千年，有其糟粕，也有其精华所在，如何来省思，去弊存益，绝非几句心得，就可以的。
对待儒学不要一味地抗拒，因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都已经深深地容入了儒学的理念。儒家思想的优势在于它的兼容和与时俱进，如果因循守旧，不知变通，反而更加没有好处。看看将儒家思想的现代社会应用方面已经超过我们许多的日本和新加坡，应该能够从他们的发展中找到启发。一种创新的，兼容的，与时俱进的儒学将会推动亚洲-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也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毕竟儒家思想那样古老，仿佛一块温润的玉，让它的光芒在二十一世纪继续闪耀，是我们的责任，也会成为我们的象征。
今时今日，当金钱浪潮严重冲击了中国的视觉感官，克己修身的儒学思想，可以挽回人们之间的信任、忠诚，表达亲情的诉求；政治方面，儒家思想亲民、爱民、睦邻、富邻的观点也有助于竖立政府在国际国内的良好形象，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及自身的效率。
总结：
儒学产生在中国，随着时间的迁移，已经扩展到世界。虽然当今社会中，儒学似乎已经不那么外显，不那么深入人心，但是，细心感受之下，我们会发现它存在与每个人的身边，每个人的生活中，只是由于它是传统的，是沿袭下来的，所以不会被人们清晰的意识到。我们应该相信，儒学在中国必然会不同于别国，甚至有一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会重新从中国获取经验，移植一些成功的模式，以此来完善并发展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儒家文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学校德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293-02
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历来重视德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的儒家德育思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培养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育国民的美好品行，具有永不磨灭的重大价值。当前我国学校德育虽然培育了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由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深入挖掘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以期我国学校德育工作得以改进和提高。
一、当代学校德育存在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入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当代学校德育既面临着契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青少年道德滑坡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与我国当前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一）学校德育地位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德育在学校整体教育中举足轻重，对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由此可见，正确认识道德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到教育方针的贯彻和落实，也影响着整个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在青少年中逐渐出现了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急功近利和拜金主义等现象。在当今社会，由于受到以上不正常道德现象和我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道德规范尚不定型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处于关键期的青少年学生，并且使学校德育建设面临一系列新课题[1]。此外，青少年犯罪也有所增长。以上种种，都不可否认地是与我国德育地位的弱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学校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规定了德育的方向和任务，决定德育的内容，影响着德育的途径和方法，甚至贯穿于整个德育全过程。但是，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目标仍差强人意。
当前，我国的学校德育目标过于模式化、理想化，缺乏具体、现实的德育目标。在制定德育目标时，往往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和青少年的接受水平等，并试图将学生的思想品德跨越式地提高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由此，使得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比较抽象，且不易接受。此外，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不是循序渐进地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的，没有形成自成一体、完整有效的体系，使得学校的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
（三）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德育内容指的是用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来教育年轻一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德育的内容必须符合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必须具备迎接当代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对人的挑战，要注重培养与市场经济和未来社会相适应的新观念[2]。就当代学校德育的内容而言，比较空洞，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思想发展的特点，并且比较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缺乏可操作性。且国内外形势巨大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都受到较大冲击，尤其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青少年已经产生了唯我独尊，过分注重功利和物质利益的倾向；并且，就整个社会而言，人情以及社会公德淡漠、环境道德观念匮乏等也成了社会转型期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为了贯彻和落实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我国目前学校的德育方法看，太过单一化和形式化，往往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从而使得当前的学校德育存在着重道德理论灌输，轻道德选择能力培养；重道德规范约束，轻道德人格培养；重道德榜样示范，轻个体自觉的倾向，使得学生盲目接受道德信条而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信念，个人道德选择和实践能力大为削弱[3]。可见，采用的德育方法不当，也是造成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
（一）对德育地位的价值
儒家学派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他们认为德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之一，在办学的过程中，更是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范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应该先履行道德义务，有余力再学习文化知识。孟子则明确提出，“设立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吴安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有端正的行为，必须要有礼，要有礼，就必须有师，没有师怎么会知道礼是什么呢？师要正确解释礼的各种规定，即要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总之，他们能够从人的发展及社会需要的角度，看到德育的作用，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二）对德育目标的价值
儒家的德育目标是有章可循的。《大学》中指出道德学习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正义·大学》）可见，在儒家的德育目标中，认为道德学习，应以道德认知为起点，以提高自身修为为中心，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的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德育思想不仅连贯，而且完整。
由此，在当今学校德育目标的确定上，需要借鉴和吸收儒家德育的层次性，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和时期，设置与学生发展相适应的德育规范和目标，使这些目标贴近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实际，并将学校德育目标具体化，使得德育目标具有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德育目标具有连贯性的特点，在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由浅显到深刻、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教导学生什么样的事情是应当做的和正确的事情，再逐步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培养学生要具有远见卓识，并肩负起国家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些对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对德育内容的价值
虽然大儒们对德育内容的认识各有千秋，如孔子强调仁、礼，提出忠、孝、信、义等道德要求；孟子强调仁、义，以仁、义为最高道德标准；荀子则强调礼，以礼为道德生活的最高原则。其中，不乏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注意对义利关系、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因素。
在义利关系方面，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并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先儒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于批判个人主义和重物欲轻人性的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我们认为，这种道德意识对于我们当代学校德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有着重要的价值[4]。
在人我关系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值得借鉴。诸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5]。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提倡天人合一观，主张天人和谐的观点。孟子曾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6]可见，儒家遵循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也集中表现了儒家热爱万物，珍爱生命的淳朴感情，这在当今中国整体环境恶化、局部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有必要遵从先人们天人一体的思想，加强学生环境道德的培育。
（四）对德育方法的价值
我们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效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德育的内容是否适当，与道德教育的方法也密切相关。对于德育方法而言，儒家先儒为我们当今的学校德育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身体力行，知行结合
孔子提出：“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认为行比学重要。明清之际的颜元，很重视行，他认为，“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边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卷二）他注重实习力行及劳动，主张先行后知，强调说和做一至起来。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对我们当前的德育工作也有启发作用。
2.重视潜移默化，防微杜渐
我国古代有些教育家认为，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是在交往中，受到外界影响而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肄，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7]从孔子的教导中可见，应当重视潜移默化对学生成长的影响，要想办法杜绝一切不良的影响来源，以此做到防微杜渐。由于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影响，所以应该注意防微杜渐，以防止孩子形成恶习。古代教育家的这种真知灼见，也是我国德育理论中的宝贵财富。
3.注重有针对性地教育
注意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注意观察学生的个性特点，并且有针对地进行启发性的教育，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孔子就比较了解弟子的特点，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论语·先进》）他不仅注意观察学生，同时还注重根据学生自身特点来进行启发性的教导。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值得我们在德育过程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总之，儒家德育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吴奇程，袁元。社会转型与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6.
[2]林哲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大学生道德教育[J].东疆学刊，1998,(2).
[3]夏金艳。儒家德育思想对当前德育的借鉴意义[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3).
[4]罗国杰。面向新世纪的品德素质教育——中外学者纵论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品德培养[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56.
[5]周宇。试论儒家优良道德思想与德育[J].交通高教研究， 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