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伦理学研究】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2013年年初，我收到一个部门评价中国“2012年十大科学成果”的初选项目，其中有一项是董文杰先生的一个成果，董研究发现大气里增加的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2/3的责任，可是现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减排责任只有1/3，显然不公平。我给它投了票，最近公布的十大进展里没有此项。可能反映了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研究的意义，这一研究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气候伦理的基础研究。在西方批判我们是气候沙文主义时，我们太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学研究了。在IPCC第5次评估报告就要出台时，中国太需要自己的伦理应答了。
伦理（Ethic）一词来自希腊语（Ethos），意思是惯例，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的惯例、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气候伦理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但是200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是一个关键点。在这个会议上，由于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争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罗克伦理学研究所发起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合作研究计划，他们于2007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白皮书》 。实际上此前，国际著名伦理学家、英国爱丁堡大学的Michael S. Northcott出版了气候伦理向世界发出警告。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谁绑架了世界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中第一次将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提到“国际伦理”高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响应。
目前，在人类众多的研究中，气候伦理被强调要同舟共济，人类协作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广泛流行的寓言故事反映了流行的气候伦理的核心。在一条大船上有各种各样的游客，现在船要沉，只有抛弃游客的行李才能让大船平衡，保持不沉。因此大家不应该争论谁该抛弃行李。这个寓言，反映了气候伦理观点核心：同舟共济。同舟共济是一种合适的伦理，也是传统环境伦理的表现。由此，一些学者批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强调国家利益的国家是“气候沙文主义”。然而，发展中国家从自己的发展中发现了新问题。各国同舟共济的责任不能仅仅如西方国家学者强调的是关于环境的理论问题的认识，它提出了发展的伦理问题。前面的大船故事可以进一步演化为：由于游客富裕程度不同，大量携带行李导致船体破裂的富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说，行李的抛弃，存在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每人抛弃一件行李，富人，由于多带了行李有责任也有能力把自己的众多的行李抛弃一件，而对于穷人来说，现在的行李已经是唯一了，他们抛弃行李意味着冻死、饿死，我们要求每人抛弃一件行李，在伦理上公平吗？这就提出了气候伦理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问题。进一步的，那种认为发达国家技术先进，获得同样碳排放权可以为人类增加更多GDP。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气候殖民主义思想，发达者有权进一步占有资源。他们完全忘记了，同样的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净福利虽然可能比发达国家少，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前期福利水平低，这种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提高的福利倍数更为突出。
伏尔泰说，中国古展了最完整的伦理学。对于环境伦理，中国古代有着完整的发展，因此我们有5000年文明历史，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学上，应该也可以对世界有更大贡献，也让自己在气候谈判中占领道德高点。最近我的一个学生提出申请关于气候保护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叫他把气候伦理问题列进去。希望评审人员识货，支持他研究下去。他申请的是地学部课题，因为气候问题是地学，环境伦理离开地理环境讨论，只能陷入空谈了。
一、中西方学者对发展的不同阐释
发展伦理学是对发展的哲学思考和伦理反思。在阐述中西方学者对发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之前，笔者拟先对中西方学者对发展基本内涵的观点进行大体的梳理。由于人们对“发展”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之形成不同的发展伦理观，并指导实践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但是，现实中发展伦理思维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发散空间和各种各样的思维向度，每个人关注的发展伦理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下面，就国内外学者的发展观作一介绍，可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分析发展的基本内涵。
(一）国外学者对发展的论述其一，发展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德尼古莱是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阐释的，在他看来，发展的视域和意蕴绝不仅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因此，他“把发展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Wo在古莱那里，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既是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因而，其内容是复杂的，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其二，发展是自由拓展的。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对发展问题提出一个以“自由”来概括的新视角，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观：发展就是扩展自由，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自由，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森看来，发展就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目的的一个过程，而发展目标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1由此可见，他倡导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发展，又是人际间的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其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以人为中心”,是弗朗索瓦佩鲁对发展问题的新观念。佩鲁认为，“以人为中心”意示着人类社会只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念，才是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趋向。因而，他的“新发展观”特别指出，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佩鲁“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以及一系列的新思维、新理念，为人类发展史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二）国内学者对发展的观点刘福森教授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发展概念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最时髦的概念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林春逸教授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反性发展，或者说“发展也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加修饰词的概念，是在反思过程中内涵得以不断丰富的概念，。在林春逸教授看来，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发展概念是单纯的经济学的，并把发展理解为、等同于增长，所以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也没有对“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发展”进行反思。在这一理念下，也就不会涉及“怎样才能更好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是谁在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就使我们的发展陷人了困境。目前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发展，这样，发展伦理学就自然地成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一门理论。这就自然引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二、中西方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对于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中西方学者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主要是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而我国学者主要是以“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笔者分别介绍如下。
(一）西方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西方发展伦理的研究起步早于国内，理论上相对比较成熟，研究学者比较多。这些学者对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各有侧重。
其一，侧重于发展伦理学的应用研究。西方学者克拉克是“应用型”发展伦理学的代表，他侧重的是发展伦理学的应用研究，其代表作是与史蒂芬司切维合作的、于2005年提交给“美国国际发展局”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克拉克对其以“西方民主制度”、“标准伦理行动”为重要内容的发展伦理观进行了系统阐释。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应该关心“为什么行动”和“如何行动”的问题，更应该关心“能否实现”的问题。
其二，侧重于发展伦理的理论建构。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先驱者德尼古莱认为，随着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等领域出现的全面异化，“以物为中心”使发展成为脱离人性、人道的“伪发展”。“对伪发展有效的纠正办法是通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运用伦理，但这最好称为‘整体真正发展’而发展伦理学追求的是一种“合理的发展”，其解决的是“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价值论的问题。在古莱看来，“发展伦理学的真正任务在于取消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一切异化。”在古莱那里，构建了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古莱所谓的“整体真正发展”，其实就是他倡导的发展伦理。
其三，发展是经济与伦理的整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阿马蒂亚森侧重于对具体的发展伦理问题的剖析与揭露，在此基础上试图为人类幸福和发展理念构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架构。在阿马蒂亚森那里，发展伦理是以“自由”为价值取向的，“自由”发展价值观是森的发展理论的三大特点之一。在森看来，发展价值观是以一种聚焦于人类自己的发展价值观，这与狭隘的传统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马蒂亚森在批评功利主义单一经济发展观的同时，论述了发展是经济与伦理的整合，主张人类发展指数超越经济方面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此成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伦理观。
由上不难看出，西方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主要是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当然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 发展伦理的研究应该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关注全人类整体的发展。
(二）国内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国内发展伦理学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是以“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价值取向，研究“人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对发展伦理的成果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发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其一，研究发展的终极价值。在刘福森教授那里，发展伦理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以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整体提出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发展的终极价值不是经济的单方面增长，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张登巧教授亦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其价值取向和道德关怀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轴心他认为，发展伦理学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传统经济伦理发展观到生态伦理发展观，再到人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依次递进演变的过程，人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是发展伦理的当代形态。
其二，以“善”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邱耕田教授把发展伦理作为发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伦理学是关于发展善的学说，是以发展善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伦理学学科。以发展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伦理学，反映了社会为何发展之类的“应当性”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性、目的性和道德制约性等问题。
其三，以人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秩序为研究对象。林春逸教授认为，如果说伦理学是关于人的自由和秩序的科学，那么，“发展伦理学就是关于人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秩序的科学，是关于人的发展自由及其限度的学说”胃。因此，它研究发展伦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发展伦理的功能和使命，并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以实现人类合理发展、社会和谐发展以及个人全面发展。而上海财经大学的周文文则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实践形态”，发展伦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面向行动”的应用伦理。
三、中西方学者发展伦理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中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区别，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应拓宽研究的视角。目前国内缺少从多角度对发展伦理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环境和生态的视角来考察发展的问题，也应该从政治、文化等多种研究视角来考虑，视角应该是多角度的、多层面的、多方向的。
其次，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应注意学科间的交叉因素。发展伦理学包括多种学科，兼有理论和实践的成分。综合借鉴各科的研究成果，从伦理分析及其批判中获益’正是我们国内目前所缺少的。发展伦理应该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
再次，应该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实践是理论不断发展的源泉，当然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因此，发展伦理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要把目光放在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上，否则理论的发展是不会走的更深远的。
[关键词]西季威克 直觉 功利主义 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051-11
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无疑是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他独特的思考方式及其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摩尔等现代西方伦理学家，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代哲学家罗尔斯等人。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季威克的思想中，我们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到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与现代元伦理学的区别，而且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内在而深刻的联系。这就是说，从西方伦理学史上说，只有经过西季威克，西方伦理才可以从传统转向现代。因此，西季威克的思想不仅是传统伦理学的深化，而且也是现代元伦理学的雏形。然而，人们对此的研究还不够。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将西季威克看作是直觉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之一，而没有注意到他对于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继承。如果说西季威克是现代直觉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判断也必须奠基在他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和继承之上。因为如果没有对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继承，现代直觉主义伦理学，甚至整个西方现代伦理学也是很难产生的。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研究西季威克思想的内在理路和逻辑，特别是他对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批判和继承这个方面，从而展现出其思想的独特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西季威克的伦理思想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
西方伦理学从休谟开始已经将事实和价值作了区分，同时也开始摆脱理性主义对伦理学的羁绊。这样，利己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开始出现。然而，离开理性，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不仅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伦理学的终极目的也缺乏清楚而合理的认识。特别是在这两种伦理思想中，义务和利益之间、个人幸福和普遍幸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解决这样的冲突是西季威克研究伦理学的直接动因。
西季威克首先清理了西方伦理学的性质。在他看来，传统西方伦理学认为伦理学是研究善的学科，更关注公共行为。而他却认为伦理学应该是“关于正当或应当的科学或研究；当然，这种科学或研究是以个人的意愿行为为基础的”。就是说，在他看来，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人的意愿行为。研究的内容则是正当或应当。因为 因此，个人的利益和幸福都是必须考虑的，但是义务或普遍幸福也是伦理学的目的，也是伦理学需要解决的。这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他研究的重点。他认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伦理学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实践科学而不是理论科学，因此，伦理学就应该注意研究实践意义的“应当”问题，主要考虑个人能够做的行为，而不是去研究传统伦理学中“善”这类形而上学式的目的。因为在西方传统伦理中，“善”是不能够靠意志力获得的，至少是不能直接靠意志力获得的。这样的善不能典型地表现出伦理学的实践意义。
按照传统伦理学的观点，善是被欲求的，但是善是不是值得欲求的，传统伦理学对此并没有论证。这样，善就既可以是本能欲求的对象，也可以是伦理欲求的对象。这就使得传统伦理学思想中出现了很多混乱。为此，西季威克说道：“我认为，教人以善的欲望在道德学家们心中的支配地位已经妨碍了伦理科学的真正进步。”所以在他看来，伦理学就必须改变自己研究的方式，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只有找到这样的方式，伦理学才能有进步。而近代牛顿力学的迅速发展就提供了一种可以参考的中立而科学的研究方式。西季威克将这样的研究方式称为“无利害的研究方式”。他说：“将那种无利害的探索应用于伦理科学将大有裨益，我们在物理学方面的那些伟大发现主要是归功于这种无利害关系的探究。”因此，寻找全新的伦理学方法就成为了西季威克伦理学的中心问题。
例如，尽管从日常伦理来看，做人要诚实是一条基本的伦理准则，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特殊情况下，人是可以说谎的。传统伦理学 人们希望从有限的经验中找到普遍的伦理原则。人们首先假设伦理学中存在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存在着普遍善这样的基本前提，但是这些前提是无法得到充分证明的。因为这些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在传统伦理学中是最基本的，其本身是不能分析的。因此，他更关心的是实践意义上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问题。这就是说，他不仅要消除传统形而上学式的伦理研究，而且要消除先前心理式的伦理研究。所以他认为，伦理学不是去说明或解释伦理原则或准则的学科，而是要研究人们是如何得出这些基本的伦理原则或准则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季威克的伦理学就是伦理学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为此，他详细考察了人类道德意识中的利己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推理过程，并将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伦理学合理地联系起来，创建了自己的直觉功利主义伦理学。
在这些历史体系中，西季威克首先研究了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因为在密尔的思想中他找到了摆脱常识伦理混乱的一些途径。这就是密尔将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幸福的心理快乐主义和每个人都应追求普遍幸福的伦理快乐主义统一起来的思想。密尔认为，自我利益和义务是可以在幸福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的。这样，一个正当行为就可以从个人幸福和普遍幸福这两个方面来加以判断。这就是密尔提出的常识伦理的评判标准。
关键词：经济；伦理；关系演化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007-02
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和伦理学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两大学科。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合―分―合”的几个阶段：从萌芽时期经济思想不对称地从属于伦理学，到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古典经济学，再到疏远伦理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后当代经济学再次寻求和伦理学统一。从现代经济学出现的种种问题中不难看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2003）正是因为经济学不仅仅只是“逻辑和工程问题”，它更与人类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伦理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史中伦理思想的梳理，总结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整个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理解，并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一些建议。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伦主经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伦理居于主导，经济受制于伦理。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伦理学都包含在哲学之中，没有得到独立化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见于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坚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却都有着相同的观点：
第一，财富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时德行高于财富。色诺芬的财富观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商品有两种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换。在对财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强调人的德行以及灵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认为“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
第二，关注公平和平等。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 他肯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却贬低为谋利的经商活动。在具体的经济交往中，亚里士多德主张遵循“平等”原则，对于那些“没有名分从某些人手里获得钱财”，却“取得过多”的高利贷者，应受到鄙视。
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联姻”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其中一方的经济学并不具备独立性。我们可以简单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理解为财富在此历史时期没有独立地位，哲学家和神学家仅仅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补充，把人生的目的设定于对灵魂的拯救。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主伦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居于主导，伦理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自由主义、最小程度政府干预等等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核心是“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无形之手”的基础――利己心。斯密根据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前提，推论出互利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则。从市场角度来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权，等于保护个人发挥自身才能的权利；从人性角度来看，利己心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道德和伦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时利他。第二，“无形之手”的表现――提倡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无形之手会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决定问题，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实现 “自然秩序”，无须政府干预。第三，“无形之手”的影响――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结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结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正是无形之手促进了每个经济人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进而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也包括了对经济活动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他试图摆脱伦理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合法的科学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来分析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伦理学家的斯密不可能摆脱经济学和道德伦理的联系，他更多地将伦理因素引入到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不是重点对市场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论述。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伦分离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伦理相分离，道德因素最终被排除到经济学分析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三个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这些假设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伦分离”的特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最大化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家 如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解释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主张经济学是独立的科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经济学只须研究和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的问题，不用分析解决“应该怎样”之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下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对于纯经济化因素（例如财富、收入和效用）的关注，使得经济学留给自由、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象征着衡量经济效率准则的帕累托原则更是忽视了分配和平等问题。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问题的存在，才为经济学内涵的丰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四、现代经济：经伦复归
这一阶段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逐渐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产生不仅有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内部因素的发展推动，也有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奇克的权利论的外部压力。两者都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的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广泛的兴趣。
面对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伦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 阿马蒂亚・森则“冒着风险触动主流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现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进而重建了经济学之中的伦理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森着重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当然，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并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吃掉”伦理学，或者说伦理学一定要“吞并”经济学。二者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影响才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经济学只有重建伦理道德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法。也许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五、结论和启示
在与伦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产生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与伦理的复归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第一，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肯定个人的正当物质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保证二者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方能实现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保持“经济人”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扩大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商品经济，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昌盛，伦理学到今天已经由一个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层次、不同分支的学科体系。到目前为止，伦理学学科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元伦理学、伦理学原理和应用伦理学。其中伦理学原理是伦理学的主干学科。一谈到伦理学，人们通常想到的就是伦理学原理，更重要的是自古以来大多数伦理学派和伦理学家都从事伦理学原理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理论伦理学家们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可划分为价值问题、德性问题、情感问题、规范问题四个方面。
研究价值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价值论，主要研究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至善，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价值原则。在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价值论主要研究道德价值问题，大约到19世纪末则迅速地拓展了研究范围，不仅研究道德价值问题，而且还研究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价值问题，并研究一般价值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价值论研究日益兴盛，今天已�
研究德性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德性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品质是德性，什么样的品质是恶性，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德性原则。在中国，自古以来都重视德性问题，德性与道德问题没有明确的区分。在西方，德性问题是古代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到了近代则随着规范论的兴盛而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由于现代文明问题的凸现，当代西方一些伦理学家力图复兴德性伦理学以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端。在德性伦理学复兴的推动下，德性问题的研究已�
研究情感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情感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情感是道德的或善的，什么样的情感是不道德的或恶的，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情感原则。在西方，至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重视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中世纪一些哲学家（如奥古斯丁）出于阐释和论证基督教教义的需要也研究道德情感问题，近现代的沙夫茨伯利、哈奇森、亚当斯密、休谟等一大批哲学家更是十分重视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我国自古以来不太重视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相当少，以至有学者呼吁要“敞开伦理学的情感维面”［1］。
研究规范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规范论，主要研究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以及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规范原则。西方伦理学开始研究规范问题是在古罗马时期，从那时到中世纪，伦理学十分重视义务问题，包括道德义务和宗教义务。近代以来，伦理学不仅重视义务问题，也重视行为原则和责任等规范问题，而且，规范问题 直至今天，规范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伦理学关注的最主要问题。
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和规范论所关注和研究的是人生的四个基本方面，即目的、品质、情感和行为。它们分别从这四个方面解释和回答人生问题，并给人生提供伦理学原则。人生的这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四个学科也因而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共同研究和回答人生的伦理学问题。
二、我国三十年来伦理学原理教研的基本特点
回顾30年的历程，我国伦理学原理教学和研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优势，但由于起步比较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西方相比较，我国伦理学原理教学与研究就其主流而言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是以规范论为研究的重点。西方伦理学除了研究规范论问题之外，自19世纪末就开始重视价值论研究，德性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受到关注。我国过去30年特别是前20年的伦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道德的原则、规范等问题。价值论、德性论和情感论在伦理学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不太受重视，而且基本上是围绕或从属于规范论的。
二是以社会道德问题为研究的中心。当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从社会道德到个人道德，从个人道德到个人人生都纳入了研究的视野。我国过去30年特别是前20年的伦理学主要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以及当代中国现实的道德问题。这方面的成果突出，影响很大，形成了明显的中国特色和优势。但我们对个人道德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道德以外的人生及相关社会问题关注不够。
三是以集体主义为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虽然出现了社群主义，但立足点还是个体，基本倾向还是个人主义的。我国过去30年的伦理学研究就其主流而言是以集体为本位、以集体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并以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其基本原则——集体主义提供论证、辩护和宣传为主要使命。
四是以集体主义的规范论为主要教学内容。我国过去30年的伦理学教育与伦理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道德现象，揭示道德的起源、本质、历史演变及其规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的合理性提供论证和辩护。
三、我国伦理学原理教研的未来走向
过去30年，我国伦理学教研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和世界文明交互作用不断加强的新形势，我国的伦理学原理教学和研究也将出现一些新趋势。
就伦理学原理研究而言，我国未来将会发生以下一些主要变化。
一是研究范围将会从注重规范论走向同时注重价值论、德性论和情感论。近十多年来，我国伦理学整个学科研究的范围在扩大，未来这种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就伦理学原理而言，除了要进一步重视规范论的研究之外，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加强，特别是德性论会进一步受到重视，对情感论的关注度也会提升。
二是研究内容从注重社会道德问题走向同时注重个体道德，从注重道德问题走向同时注重社会公正和人生幸福问题。随着我国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和复杂化，个体道德方面的问题凸显出来，伦理学原理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个体道德问题的研究。除道德问题之外，伦理学原理研究还会更加重视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人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或幸福生活”、“我应�
三是研究方式将会从自选研究、个体研究走向专题研究和合作研究。随着政府对科研的重视和加大投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将会得到更多的项目经费和学科建设支持。这将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伦理学研究正在出现的专题化和基地化趋势。未来伦理学的重要课题和重大课题需要得到政府资助才能进行，过去那种单凭兴趣研究的方式需要改变。与此相关，我国伦理学研究目前已出现的集团化、基地化的趋向也会进一步凸显。集团化和基地化与专题化相结合，会促进合作研究的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会促进不同研究基地内部、基地之间的分工合作，形成伦理学研究集团优势。
就伦理学原理教学而言，我国未来也会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除规范论外，还会兼顾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等方面的内容。伦理学原理教材和教学要尽可能系统地给学生传授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般价值原则、德性原则、情感原则和规范原则。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丰富伦理学原理教学和教材内容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戴茂堂敞开伦理学的情感维面［N］.光明日报，2010-03-14(003)
责任编辑：段素革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0(2001)04-0038-04
基因，是决定一个生物物种的所有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的因子，主宰着人类由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HGP，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ject)就是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DNA序列，从而解读所有遗传密码，揭示生命的奥秘，使人类在分子水平上第一次全面地认识自我。从对人类自身的影响来说，人类基因组计划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计划，对人类的影响将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人们把“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迅速进行，有关基因的利用和开发，也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实践着。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图一旦绘制完成，它的开发与利用前景是诱人的。对于基因的开发与利用，特别是未来基因组彻底解秘后对人类带来的积极作用，我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的。这些作用也从正面促进了人类伦理道德的发展，丰富了人类伦理道德。也必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这关键在于它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1.人类基因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统一性理论的进一步确证。
人类基因工程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类基因的逐步破解，更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人们对于人类基因的作用是有争议的，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基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基因决定论认为人的一生的发展是早已在人的基因中注定了的，人的命运掌握在基因手里，“人� ”（注：奈斯比特等．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求[M]．新华出版社：154-155．）基因决定论遭到了以神学家为首的人们的反对，他
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基因决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但两者都是不全面的，都具有局限性，有时甚至会走向极端。基因决定论发展到极端就 而自由意志论发展到极端就 事实上，我们对基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应辩证地看待，应把两者融合起来。根据现代科学证明，人类的基� 但这并不是说人的后天努力就没用了，在人类的发展中后天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后天的努力会使人类的发展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因为人的意识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人的意识活动在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2.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是人类对自身劳动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本身”论断的进一步确证。
劳动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范畴。在从自然演化向人类社会的飞跃过程中，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劳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劳动是指人类的全面劳动，它既包括人对自然改造的劳动，也包括人对自身改造的劳动。而事实上，“认识你自己”是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认识、探讨并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更多的是重视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对自身的认识与改造虽然也有所发展，但与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而言，却是发展缓慢的。这当然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但另一个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即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敬畏。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类开始有可能完整地认识自身的生理结构，人类开始筹划对自身进行系统地改良与改造，而人类基因技术的发现与发展就为人类把活动领域扩展到自身提供了工具。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把人对自身的认识提高到了最基本的分子水平，是人类把自身作为劳动对象的开端。人类基因技术的大规模研究与利用，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人类的生命之谜将随着一个个基因图谱的破解而不再神秘，这是人类完全把自身的生命发展作为实践对象的大规模展开。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人民出版社，1995:47．）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确是按照自己的尺度进行的，特别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上，被人的实践改造过并打上了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人化自然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人类在对自然的改造上可以说已经按照自己的尺度在进行了，但在对人自身的改造上却还没有完全做到。当然，这里所说的对人自身的改造主要指的是人类对自身肉体的改�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在按照自己的尺度在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中，也对人类自身产生了影响。这主要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人民出版社，1979:95．）对自然界的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地对人自身进行了改造，同时“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人民出版社，1979:43．）但是这种对人类自身的改造是间接的，本身不具有目的性与自觉性，所产生的改造力与影响力也是很小的。这样，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出现了人类自身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与不适应。一方面是人类利用自身的智慧创造出了高科技以加大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力度，使自然更�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身改造的忽视，人类自身却出现了弱化现象，这集中表现在人类生活质量越高，人类自身的身体抵抗力越下降，人类越来越不能适应人化的自然。具体表现为：人类生存的环境恶化，人类呼吸的空气出现了问题，污染太大；人类喝的水也出现了问题，污染也不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体质下降，人类的大脑平衡在完全封闭的汽车里也出现了问题；人类对很小的感冒之类的病，现已不能自身抵抗……对于产生这一切的原因，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家在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这是人类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结果。对于这种解释，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觉它是肤浅的，它的言外之意就是人类的上述问题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就不得改造自然，可事实上人类不可能不改造自然，因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必须从自然界中摄取自身所需求的东西。即使完全实现了现在人们所追求的生态主义，可人类为了生存，也不可能不改造自然，人只要改造自然界就不可能不对自然界造成一定的损害，也不可避免地会给人自身的生存带来问题。事实上，人们都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人类对自身——“肉体自然”的改造。在人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在逐步增强，而对“肉体自然”的改造却停止不前。这样人类自身内外的发展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人体的严重失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人类在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中失去优势，甚至被淘汰出局。因此，对人类自身的改造是势在必行，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基因工程的发展，是人类求得内外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人类在未来大自然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工具，也将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现在这种技术又使人类自觉地作用于自己的肉体自然，这是人类劳动的另一个领域。只有当人类真正把自己也当作劳动对象时，人类的劳动才具有了完全意义。不可否认，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又一次证明和发展。版权所有
二、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是对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原则的丰富和发展
功利主义原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强调效果论的伦理学说。功利� 功利主义以追求最大幸福为其原则。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概括，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过程中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功利主义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出发点的，有其局限性。
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现今，更多的是称之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原则在生命伦理方面有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在生命活动领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原则强调要以广大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衡量善恶对错的最高标准，要求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实践中要真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现今，人类基因的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又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关注。因为在对待人类基因研究的目的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想利用这种技术来为人类治病，也有人想利用这种技术来为个人谋求私利。目前，有的学者担心本来是用于治病的人类基因技术，“会演变成一种时尚，就像本来为战场伤兵整容的科技，后来变成了美容外科手术”（注：奈斯比特等．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求[M]．新华出版社：125．）；也有的学者担心在赚钱和治病救人方面，谁应当占主导，可能在基因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发生争议，有人可能会为了钱而垄断基因技术为己用。事实上，人类基因研究是全人类的共同大事，基因技术的运用应主要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怪现象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要运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原则来进行批判。在人类基因的研究及其技术应用中，各国政府及学者大都同意把基因研究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基因技术的运用上 因此，不管公开承认还是不承认社会主义功利原则，但目前在人类基因技术的运用上人们还是把生命伦理领域的社会主义功利原则作为首要原则来对待的。
三、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是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它强调人的价值，指出人不是神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满足人的自然欲望才是人性，极力要求给人以自由，这些思想是对封建制度特别是宗教神学的猛烈抨击，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要求。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又高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开始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理性原则，由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主义也是讲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原则。作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内容和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要求人人必须为自己而劳动，要充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要求尊重和维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要以帮助别人获得幸福为自己的幸福。现今，人类基因的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论及的，这些问题都与人有着直接的关联，而要避免或解决这些问题，人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人道主义要求把人的健康、生命、意志、尊严放在第一位，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就应遵循这样的原则。事实上，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本身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个主要应用目的。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生命的存在是他的第一资本，生命如果不存在了，一切都谈不上了。同样，人如果没有了尊严，人也就失� 在人类基因的研究及其技术应用中，那种忽视人的生命健康，把不成熟的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体或对基因技术实行垄断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应是被批判的。与此同理，平等是人类享有的首要权利，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那种因人的先天基因优劣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造成新的人类不平等的行为更应受到批判。
[关键词]俄罗斯 后苏联时代 制度变革 伦理学 研究路径 范式转向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075-07
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先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树土崩瓦解。新制度的建立迅猛激烈，新意识形态的生成则缓慢辗转。学术理论研究作为意识形态背后的、更具稳定性的实践对象，其变化规律的端倪初露和趋势渐明则更需时日，道德意识形态和伦理学研究发展所遵循的进路概莫能外。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真正裂变始于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经发表，苏联伦理学新生代代表A.A.古谢伊诺夫的《新思维与伦理学》随即问世，伦理学的分化由此大幕渐起。
一、历时态变迁中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实践进路
（一）伦理学的整体裂变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哲学领域的争论烽烟四起，随后迅速膨胀发酵，终以无法遏制的态势波及伦理学。争论导致的裂变由内而外，全面分解了伦理学的学科体系。
研究主体分化成为伦理学整体裂变的开始。研究主体分化源于社会思想本身的分化。出于对西方思潮的顶礼膜拜，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基本思想和俄罗斯民族本身的伦理传统被抛弃，标准统一的国家政策遗失致使斯拉夫主义抬头，宗教思想迅速占据意识形态消散后的信仰空间……伦理学研究主体的分化印证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化。以莫斯科学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 这些学者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也与从前大相径庭：先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则鲜有人运用，直到近几年才又开始重新重视具体一历史的方法论原则；“理论一逻辑和经验一历史”方法逐渐凸显出其理论和实践功用；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方法随着生态伦理和全球伦理的兴起逐渐进入主流研究方法视阈。“苏联社会改革方案、改革程序中实证性和内容性的缺失，使伦理学只具有世界观定位和对社会发展作道德价值反映的功能。”“实际上，改革是对社会经济计划的实践，评价改革的道德内容，需要道德观念和道德思考模式的变更，需要有科学元素来参与价值判断”，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取向也日渐多维。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遗产进行的研究如火如荼；新的时代引发了关于生物伦理问题及其前景的思考。例如，1994年《哲学问题》第3期有关生物伦理学的一组专题文章的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生活伦理与生物伦理：价值悖论》《生物伦理学本质》《革命性变革时代的医学伦理模式》《生物伦理学和精神病学》《临床试验和人体医学生物学试验实施的伦理原则初探》等。将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对社会改革诱发社会剧烈动荡的担忧滋生了宗教伦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对非暴力伦理学和宗教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始K占有一席之地。
（二）伦理学的社会适应
俄罗斯伦理学的剧变是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改革所引发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作为终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退隐至边缘，意识形态的客观缺位总要被填补，道德真空也同样需要填补。“历史将俄罗斯推至意想之外的境地，需要人们担负起解决问题的责任，需要承担斗争和生命的风险，需要摆脱极端的情绪，让我们一起来尊重现实并学习理性思考……如果现在尚不能提供切实的、确定的、全面的社会发展方案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的价值定位，在这里，道德应首当其冲。”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对改革的新诠释集中反映在伦理学术语和概念所包含的价值当中。“义务”由“社会对个体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通过个人对社会、集体和自己所负的责任表现出来”（1976）演化成“唤醒良心的责任”（1997）；“良心”由“人的本质性和社会性特征，是对社会历史必然的主观表达”（1976）演化为“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内心的道德信念”（1997）；道德由“把握世界的精神一实践方式”（1976）变成“社会关系的反映和意识的特殊形式”（1997）。不少伦理学者尝试给“道德”重新定位，探索新的道德概念内涵，仅2014年为纪念A.A.古谢伊诺夫院士75周岁而出版的学术论文集《道德概念和意义的多样性》就收录了82位学者对“道德”概念的不同理解。其中，对于相关概念的价值定位都相应地弱化了社会性，突出了个体色彩，因为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当统一的大政方针尚未就位，人们能做的只有个体层面的具体迎合和对社会价值的多元融合。当然，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制度已逆转为以凸显个体价值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了。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伦理学者们把社会变革中伦理学对社会的适应称为“震荡中的团结”，相应地，当时所呈现的学术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1990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哲学问题》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改革和道德”圆桌会议标志着社会向新道德观的根本转变：道德的规范功能被弱化，其文化精神价值功能被凸显出来。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极为显著，以“正义”和“善”为代表的普遍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代替了以往的规范指标体系，以迎合新世界对新价值的需求。《改革：新道德模式》（1990）强调道德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特征，认为道德在本质上应被看成全人类的现象，指出其作为全部社会精神文化的基础之作用，目的在于将俄罗斯新时期的伦理学与从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伦理学相区别，力求将其尽快并入西方轨道，同时敦促改革过程中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在道德价值的树立上探讨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1990年重新发表的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一文，既是对从前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否定，又是特殊时期在迷惑中的人们对道德和改革、政治和伦理关系的深入思考。当时，其他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特点，如对有关“道德的本质和全人类价值的关系”“宗教和社会改革”“宗教伦理观念和世俗伦理观念对话的途径和目的”“当代道德价值观”等问题的研究。
（三）伦理学的理性转变
经历了最初的裂变和适应之后，伦理学者立刻着手重建新的框架体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至中期的“非暴力伦理学”研究热潮，伦理学试图从宗教伦理对人性善的本质挖掘中为俄罗斯道德社会的建构和伦理学的重建寻找钥匙，但因其对社会政治的渗入度较弱而陷入无果。接着伦理学开始真正转向多元而渐趋客观的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渐入理性。Л.И邦达连科（BOHдаpeHKO Л.И.）和B.Ю.彼得罗夫（ПepoB B.Ю.）的《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99）就阐明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对道德问题的很多解决方法在当前的俄罗斯仍然适用”。A.A.古谢伊诺夫的文章《伦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2000）也改变了从前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激烈批判态度，指出俄罗斯伦理学的全部发展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道德观点，得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继承的结论。其次，伦理学家以主动迎合的态度加大了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步伐，以期尽快步入西方文明的轨道。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俄罗斯社会对公正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向往打开了一扇绿窗；哈贝马斯的伦理学思想从1995年开始进入俄罗斯道德哲学研究视阈，在混沌中开启了后苏联时代伦理学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向，并且，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其理论的人道主x内核与俄罗斯伦理学对人道主义价值的突出强调相契合；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也有助于俄罗斯伦理学学者探究在价值崩溃的时代人们应当如何重建信仰和追寻美德。最后，回溯和反思是新体系创建的理论基石。从20世纪最后5年开始，俄罗斯伦理学者对本国伦理学史和世界伦理学史的梳理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占有相当比重，2003年莫斯科卡尔达利基出版社出版的《伦理学说史》最具代表性。这部在俄罗斯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普遍使用的教学类用书介绍了哲学伦理学说的历史全貌，是俄罗斯“对诸多重要哲学文化传统和历史时期的伦理学进行最初的体系化阐释的尝试”，其内部的结构性和论述的系统性，尤其是在多样的文化图景中对不同伦理学说共性特征的捕捉，在对庞杂的伦理学体系完整性的建构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随着2001年俄罗斯《伦理学百科辞典》的问世，经历了社会思潮洗礼后的俄罗斯伦理学呈现出新的伦理学研究的轮廓。这部从1994年开始酝酿的辞典包含了450篇旨在重新解释伦理学概念、道德问题、规范公式、伦理格言以及伦理学流派和伦理学作品的文章，该“辞典涵盖了伦理学探索的世界经验，其解释项突出了信息性和理论性，涉及600余概念和800多人物”。辞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有四点：第一，试图呈现俄罗斯伦理学近40年的研究成果，即从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确立之日起的成就；第二，为伦理学研究挖掘新主题、新可能、新前景；第三，在思想紊乱的时代承担起对社会的伦理责任、聚集伦理力量、坚定对未来的信心；第四，最大程度地实现伦理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沟通，以积累哲学素养，掌握道德知识，为俄罗斯“创造出使伦理学符合它今天本来面貌的作品”。2005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社会学学院研究员B.A.巴奇明（A.B.БaqиHиH）主编的新版《伦理学百科辞典》出版，该辞典涵盖了个体和社会精神道德生活的诸多方面的词条，有关宗教道德及其历史的词条占据较大份额。与2001年版《伦理学百科辞典》不同，此部“词典面向最广大的、力求获得伦理学基础知识的读者，首先是高年级中学生和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它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伦理学研究科学化、理性化的生成。
（四）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传承
文化价值空间的同质性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暴露出来。俄罗斯思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传统伦理价值引起俄学者的重新瞩目，旧曲新唱促成了当代俄罗斯传统伦理学研究的新内容。其一，重振“俄罗斯思想”。作为统一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文化载体，“俄罗斯思想”率先承担了凝聚人心、抚慰忧伤的责任。苏联解体使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退居俄罗斯道德价值观的视野边缘，道德的真空由什么来填补？有俄罗斯学者认为，除了宗教，非“俄罗斯思想”莫属。这一源于血液、根植于基因里的价值传承，在特殊的时刻应激性重现，立刻充斥了原有价值形态消弭后的空间，相当多的人在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面前，希望用“俄罗斯思想”既能替代从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西方在思想上的干预，又能支撑起内心对国家未来的希望。它是一种聚合力，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强国渴望”“社会团结”等价值观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同质性的要素。所以，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思想”在新时期的内涵给予创造性解释――精神性、公平、统一。其二，重拾“爱国主义”研究。“爱国主义”在解体之初多被用于嘲讽，甚至被辱骂，后来它原有的积极含义被恢复。正如普京所说，“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爱国主义教育重回大中小学官方教育课堂，《哲学问题》《社会科学与当代》《真理报》等报刊也纷纷刊载相关文章。新时期俄罗斯爱国主义问题研究也呈现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新话题：寻找新政治话语体系内的爱国主义内涵；探索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挖掘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成为当前俄罗斯传统伦理思想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有俄罗斯学者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作为一种道德、政治原则和社会情感，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爱，个人利益服从于祖国利益，彰显对祖国文化和成就的自豪感，希望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以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确证（对国家和公民特征、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情绪体验），致力于捍卫国家和本民族利益。其三，“集体主义”道德观研究回潮。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终结，社会价值观体系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被个人主义代替；舆论一度将集体主义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等同视之，对其恶语滔滔，愤然谴责。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集体主义在俄罗斯初现回潮之势：学校重拾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媒体重现集体主义正面宣传、社会重树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相应地，集体主义的研究视阈被学界重构，从2008年起，俄罗斯杂志上刊登的有关集体主义的文章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从文化心理学和道德哲学视角出发对“集体主义”的学术剖析占据了较大份额，《俄罗斯在寻找意识形态》（2008）、《从价值危机到制度危机》（2008）、《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视阈中的精神价值危机》（2007）等文章和以“道德、爱国主义、文明和不文明”（2009）为主题的高层次学术圆桌会议均表达了对包括集体主义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遗失的担忧，并倡议重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集体主义在教育伦理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马克连科、克鲁普斯卡娅、苏霍姆林斯基有关集体主义的观点被频繁引用在大学的专业课堂上，集体主义也被作为当代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来做专门介绍。
二、共时态视野中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后苏联时代，应用伦理学研究开枝散叶。社会生活领域变古乱常、革旧图新，无一不呈现全新面貌，相应地，各个领域中道德价值基准的确立迫在眉睫。此外，应用伦理学本身也突出了其作为知识性和实践性伦理学范畴的本质特点：开放性。有俄罗斯学者归纳了新时期俄罗斯应用伦理学问题的具体特点：应用伦理学问题及解决方法取决于与社会组织相契合的社会意志；应用伦理学领域中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严格的职业评判规则；一些具有悖论性质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引起学界较多关注；决疑法无法解决应用伦理学问题，需要适当结合法律实践；伦理委员会起到特殊的作用等。
（一）政治伦理学锋芒独秀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学科本身对于变革的尝试表现为“新伦理学”的概念模式被提出来应景。“当代表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社会制度开始形成，当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发生深刻变革，就会产生使权力正规运行的新方法……这最终会促成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政治精英内部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确立。历史发展的这一状况是新伦理学产生的前提。”这里的“新伦理学”实际上成了后来如火如荼发展的政治伦理学的胚胎。俄罗斯新时期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缘起于后苏联时代政治学研究的高涨。随着政治学研究客体范围的扩大，作为民主社会政治生活重要衡量标尺的政治伦理学也获得了特殊的意义，成为巩固政治体系的要素。为民主制度尽快提供完备的制度伦理既是社会政治发育的要求又是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
在政治伦理学建构的探索中，俄罗斯学者认为“不成功的社会改革和面临的社会危机是缺少制度伦理的原因”，并提出了对政治伦理学概念的新理解：应当反映制度关系、社会与个体关系、社会团体组织关系的社会基本价值体系。2000年K.H.科斯秋克（K.H.KOCTIOK）的文章《俄罗斯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学》阐释了问题视阈下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的创建。此文章认为，俄罗斯社会真正的危机是社会伦理意识不足导致的道德危机，同时，在民主化进程中人们又缺少用伦理方法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下确定和揭示基本政治伦理价值的内容，梳理传统政治观念，探索政治实践的方法，阐述政治伦理原则，寻找社会继续发展的方向。在概念解析中弄清那些源于俄罗斯、反映社会伦理关系的政治过程，同时应当深入研究其他相关学科。应当说，这篇文章在世o之交为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的正式确立指引了方向。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当代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点。2001年9月，《哲学问题》杂志发表Б.r.卡布斯京（Б.r.KanycTKn）题为《政治道德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道德-政治-政治道德视角）》一文，总结了政治思想史中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道德与政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二者互为对方的“学问”；道德与政治无任何共通性，二者各自存在于不相关联的领域中；道德与政治不同，只有当道德以法的形式呈现时，才成为后者的制约条件；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只有在目的和手段的分歧达到截然对立时才可能实现；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间接的，可以称之为“政治道德”或“公共道德”。接下来，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成了研究热点，当然，这是新学科生成的必然。2001年至2003年关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主题呈现众说纷纭状态。Д.A.施什金（Д.A.Шишкин）在题为《目前政治伦理学的发展》的博士论文中对其进行了归纳总结：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社会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价值和个体道德选择领域中的社会政治关系，研究的目的是从政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视角论证当代政治实践中政治和道德融合的可能性，探索政治学人道主义内容的生成方法，将政治伦理学发展为真正的哲学科学。
属于学科本体的结构架设好之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终于全部推开。当代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的主要研究旨趣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梳理政治伦理学史。俄罗斯伦理学者的目光多投射在西方：从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边沁、斯宾塞直到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借苏格拉底、休谟、卢梭和康德的思想以强调道德作为调节新的社会关系之理性手段的作用。其二，唯当代西方理论马首是瞻。俄罗斯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及其思想可谓顶礼膜拜。哈贝马斯、罗尔斯、阿佩利、哈尔曼的学说体系被单独在教科书中介绍，在文章著述中援引西方当代政治学家的观� 其三，研判当代世界政治问题。对当代世界政治问题的关注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以全人类道德为基准进行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主观上极力要融入西方，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欧亚一体”的出身背景使其迈向西方的脚步尴尬而沉重，而全球化给了俄罗斯一个优良的平台，全人类道德成为其在平台上演绎西式政治伦理的舆论托词。其四，关注公民社会的道德选择。俄罗斯力求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寻找公民社会人员组织形式的“游戏规则”，其中重要的是公民社会中的价值定位和道德选择，包括公民自我意识和价值定位形成的途径，即如何从家庭、教育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等方面进行探索性建构，最终在“个人一社会一国家”的框架下实现“精神一道德一法律”的合理“在位”。鉴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个人主义道德选择的前提，很多俄罗斯学者表达了在追求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对个体价值选择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的担忧。
（二）生态伦理学如火如荼
俄罗斯生态伦理学研究热潮缘起于新的生态危机，而新生态危机的背后则表现为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文化危机。建立新的价值规范体系是克服文化危机的途径，其必然要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终极目的。俄罗斯民族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解更清晰地反映在“人向自然生成”的生存体验模式上，即人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灵一样，均顺从自然的安排。俄罗斯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以强大的力量拒绝驱使，那 基于这样的生成逻辑，新时期俄罗斯生态伦理学呈现出更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俄罗斯著名的生态哲学家И.К.利谢耶夫（И.К.ЛиceeB）在题为《新生态文化条件下的生态伦理学》（2008）一文中，总结了“人类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宇宙中心主义”“诠释学”“人与自然相统一”五种基本生态伦理学的研究立场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方法应在新时期俄罗斯生态伦理学中占据绝对优势。
新时期俄罗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多维目交汇，本体论、方法论、价值哲学、宗教学都是其研究视阈，研究内容纷繁复杂又指向明确，生态伦理学基本原理（生态伦理学的对象，思想史上的自然道德价值，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方法、趋势）、生态伦理学原则（社会伦理原则、生态伦理制度法律规范、生态伦理学原则、建议原则）、生态伦理实践（对动物的态度、生产活动方式、自然资源的利用、宇宙活动伦理、生态活动规则）都是俄罗斯新时期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三）经济伦理学声名赫赫
不成功的社会经济改革使民众在后苏联时代的最初十余年间经历了众多坎坷与挫折，经济伦理问题也必然为学界所重视与反思。可以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最初阶段就孕育了非道德的价值指向，这一突破了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钻了国家政策空子的价值原则导致民不聊生、国力大幅衰退，相当多的人失去了对经济向好发展的期望。普京自2000年开始的“民主”思路的实践展开，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俄罗斯需要创建自己的经济伦理学理论。在经济伦理学框架下，俄学者探索了伦理渗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性：全球化创造着多样的资本形式，同时也防止将西方资本主义作为统一的模式加以效仿，因而导致经济科学的重建。经济伦理（资本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顺势而生，可谓是一种“革命的重建”。俄罗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现实的经济行为与不同社会经济文化之价值内容的经济文化理论；批判分析经济制度学说，主张经济意识非神话化，探索道德和经济需求结构契合之路径；阐述经济活动中的应然理论、经济伦理的原则和规范、经济活动的价值；致力于形成经济主体的“游戏规则”，以减少道德规范和经济事实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新时期俄罗斯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是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宗教文化、传统价值观综合作用于济领域的结果。
（四）宗教伦理学辗转传承
苏联解体后，几乎是一夜之间，90%的新俄罗斯人将信仰目标转向东正教。这一精神领域的怪异现象事出有因：从文化的宏观尺度上说，人和社会均不能失去终极信仰而稳固存在，自然会寻求可替代的信仰；从具体的文化传承尺度看，蕴含在原有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全人类理想”“共同幸福旨规”貌似无意地契合了宗教道德“泛爱”的特点。宗教伦理在俄罗斯复归有其现实原因。其一，世俗道德教育无力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危机背景致使宗教作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教育载体应景性出场，以匡正社会道德失范、重树公民领域道德规范。其二，以软文化的特有功能抚慰社会现实忧伤。在混乱无序的道德世界中，民众充满了对裂变世界的惊恐、对艰辛生活的恐惧、对未来图景的失望。这时的宗教就成为超拔苦难、抚慰忧伤、体恤民生的“救世良方”，在“上帝”光环的笼罩下，为人提供道德精神支撑，以共渡难关。其三，宗教伦理对社会失范有具体施为作用。宗教的道德训诫往往指向具体，如尊重生命、不说谎、不偷盗、不杀人，恒久忍耐、不嫉妒自夸，凡事包容，相信真理和善同在等，这些道德感怀在具体的困难面前，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施为工具。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宗教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学说和白银时代的宗教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托尔斯泰全部作品的核心是信仰问题，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正在寻找自己的信仰，这是托尔斯泰伦理研究升温的最重要原因。后苏联时代喧嚣动荡的俄罗斯需要寻找民族的精神之根，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将视线转向白银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那里，认为它可以为俄罗斯社会艰难的道德实践提供制度依托，用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鼓励人们进行理性批判并摆脱困境，站在全人类高度把握俄罗斯命运，探索在悲惨世界里创造性生活的途径，在文化颓废、信仰崩溃的危机时代坚持仰望道德星空并追求终极真理。在很多俄罗斯伦理学者看来，沙皇俄国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还可以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引路。
伦理本质上是发端于生活中的冲突和失序，西方学术界对信息伦理的研究是同信息技术应用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冲突和失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把这一研究大致分为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和现代意义的信息伦理三个基本阶段，该研究总的来说是一个从关注具体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到关注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应用，西方学术界最先开始了对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研究。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改进了人们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较早关注计算机伦理问题的是美国教授W曼纳，他最先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到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时所出现的伦理问题，从而开拓了一个应用伦理研究的新领域一一计算机伦理研究。1985年，J*H穆尔在《元哲学》杂志上发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的论文，对计算机技术运用中的一些“专业性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07随后一个时期，大量关于计算机伦理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为今后丰富和发展信息伦理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
但是，早期的信息伦理研究仅限于计算机现象本身，使得其研究范围十分有限，缺乏研究的理论深度，我们从美国计算机协会早期制定的一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就可以看出这一局限。该协会规定：人们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费的软件；不应未经许可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不应盜用别人的计算机成果；应该考虑所编程序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使用计算机等。分析这些“戒律”我们发现，这些对使用计算机的初浅道德要求，缺乏全面深入的伦理学理论思考，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这些研究“对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537当然，这种理论研究的缺陷在计算机应用的早期可以说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对某一事物的理论研究往往受制于该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状况，在计算机本身的发展都处于起步阶段时，我们不能对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提出过高的要求。事实证明，随着后来互联网的兴起，这种研究的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弥补。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迅速兴起，网络带来了人际交往关系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全方位变革。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网络空间将人置于“虚拟空间”或“虚拟共同体”之中，给人提供了一个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等的另一种虚拟生存环境。人际交往由直接的现实交流转变成间接的人机交流，网络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身份认同(Identi抑，身份认同是交往活动的基础，它是每个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网络空间使身份认同问题变得复杂起� [4]正是这种交往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使人可以在虚拟的生活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也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同时，极具互动性和开放性的网络也彻底改观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可以随意地从网上获取需要的各种信息，而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网上任何信息，网络消解了传统的中心观念，就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言，“无处是边缘，处处是中心。”[5]网络使每个人都可
在计算机网络中，人际交往以及随之产生的道德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现实社会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使传统伦理学在面对网络时显得力不从心，传统伦理学已无法容纳和概括在网络中发生的直接和间接的道德关系。因此，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网络生存的伦理的迫切性显现出来，这就是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网络伦理阶段。网络伦理虽然突破了早期计算机伦理的局限性，将研宄的对象明确定位于信息领域的伦理问题，并直接使用“信息伦理”这个术语，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研宄网络伦理，将视点集中于网络的伦理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的伦理规范也更多地关注网络的不道德行为，如“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连的系统；商业性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盜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户场合作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为；伪造电子邮件信息等。”！当然也包括我们所关注的如侵犯个人隐私、浏览黄色网站、不健康信息等不道德现象。总的说来，网络伦理学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伦理学的研宄内容，对促进信息伦理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这一阶段信息伦理学所研宄的范围已不再仅仅限于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斐尔卡普罗教授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的研宄主要偏重于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知识等背景下探讨信息研宄、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他强调信息伦理学应是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不是计算机伦理，也不仅仅是网络伦理。他在论著中详细地列举了信息伦理学应研宄和探讨的内容：信息领域的道德价值观的发展；信息领域新的道德权利的建立；信息神话；信息理论和实践中隐藏的矛盾和意识；信息领域道德冲突的发展等。1]卡普罗之后，众多信息伦理研宄专家都开始把目光转向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这一转变将信息伦理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水平，使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一直以来都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尽管现代信息伦理学已把研宄领域扩展到了信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对网络伦理的研宄仍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现代意义的信息伦理学的形成是满足信息社会伦理需要的结果，它用传统伦理学的观点审视现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信息社会中产生的伦理问题，除了继续关注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外，它还广泛研宄信息社会中诸如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应用等方面的伦理准则和规范，涉及信息犯罪、信息滥用、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传播以及国家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现代信息伦理学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为依托，已经发展成一门由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兴应用伦理学科。
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兴应用伦理学科，信息伦理学旨在以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为基础，通过建立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协调信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信息社会中人的行为，从根本上塑造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促进信息社会的良性发展。
信息伦理学研宄作为应用伦理学研宄的一个分支，它把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运用于解决当代信息社会人类生活和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因此，从总体上看，信息伦理学仍然是一种伦理学研宄，它对传统伦理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信息伦理学所致力于解答的是信息社会的价值问题，所致力于确立的是信息社会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它的整个研宄属于价值领域而非事实领域；其二，信息伦理学立足并着眼于信息社会人类自身的需要构建伦理体系，它的理论主要不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而是导向性的、规范性的；其三，信息伦理学的生命和活力在于批判和反思精神，它始终坚持对信息社会的现实生活持反思、批判的态度，不断致力于现实的新创造和构建。
与此同时，信息伦理学研宄作为应用伦理学研宄的新领域，并不只是伦理理论的单纯应用和推广，而且是一种创造和构建的过程。它通过这种新的创造和构建把伦理理论具体化，正是这一具体化过程，不断发展和完善了理论伦理研宄，使伦理学成为富有活力和现实感的完整理论价值体系。信息伦理学拓宽了伦理学的研宄范围，开辟了伦理学研宄的新领域。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信息伦理学已经具备了自己特有的研宄对象和研宄要素。首先是信息社会道德意识。信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选择机会，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同传统社会的道德意识相比较，信息社会的道德意识摒弃了以往的各种限制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显得更加淡薄。这种淡薄的道德意识要求行为主体增强道德自律性，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学识。其次是信息社会道德活动。信息社会的道德活动因其活动背景(如网络空间)的特点而呈现独特性、多样性和随机性。这种新型的道德活动为信息伦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宄素材。第三是信息社会道德关系。这是一种不确定、简单和互动的新型道德关系，它是信息社会在伦理学上提出的新问题，那就是人们之间有时虽然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交往，却仍然可以产生现实交往的基本元素，如情感、信任等。总的来说，信息社会的新型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使信息伦理学有了独特的研宄对象，使之具有
信息伦理学相对于传统伦理学而言，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信息伦理有其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
其一，信息伦理具有开放、多元性。信息伦理的开放、多元性是由其研宄对象的开放、多元性决定的。开放与现代化同步，现代化的社会必定是开放的社会，可以说信息社会就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更是扩大了信息社会的开放性。这种开放的社会背景使得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与整个信息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互动发展中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开放的信息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多元性为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评价标准。同时，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独特伦理道德习俗，随着国际信息交流而进入信息伦理领域，也使得信息伦理呈现多元性。信息社会展示了一个由多元伦理文化组成的开放道德世界，使人们通过选择，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准则，从而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
其二，信息伦理具有普遍、共享性。在全球化盛行的时代，信息具有公认的普遍价值，信息资源是世界范围的共享资源，信息的跨国界、跨地域传播，日益彰显其普遍、共享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传播，势必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不同伦理道德之间的碰撞。一般来说，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伦理道德往往具有异质性，但如果仅仅局限、束缚于伦理道德的这种异质性，就会否认或丧失异质文化之间交融互通的可能性，也显然不利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信息的无国界传播，要求不同主体在认识伦理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不同伦理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同一性，这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今天人们谈论较多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即是基于这一基础而提出的。因此，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伦理形态，信息伦理与信息的普遍性和共享性相适应，必然会包含某些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成分，必然具有普遍、共享性。
其三，信息伦理具有自主、自律性。与传统伦理相比较，信息伦理更注重道德自律。在传统的面对面、直接的伦理关系中，对个体行为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外界道德舆论压力，或者称为他律。而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由于以数字化的信息为中介，人们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对自己的行为拥有极大的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凸现出间接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进行，而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盛行之后，由于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性、面具化，道德舆论的承受对象就变得更为模糊，对于道德自律的强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另外，在信息社会，人们都强烈意识到，只有遵循自觉性，遵守一般道义原则，才可能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自主、自律性可以看作一种最终的道德诉求并和其他特点共同构成信息伦理的基本特征。如果说传统伦理学也强调这一特点的话，那么，信息伦理无非是更加突出这一特点罢了。
信息伦理是信息社会的伦理反映，信息社会是由于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兴起而出现的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的一种崭新的生存环境。在这种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各种异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通过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相互交汇、碰撞、融合，拓宽了传统伦理学的研宄视角。信息社会人们的交往和伦理关系主要是间接的、多元的和符号化的，超越了传统社会的限制，其广度和深度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预示了伦理学的研宄在信息社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注信息社会的信息伦理，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学科构建，我们的目的是明确指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来看，尚未进入信息社会。!我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做双重跨越。这种跨越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发展快的地区，信息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初显端倪。在这种多元社会背景下，伦理的内外冲突、传统与现代冲突更剧烈，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更深远。构建当代中国的信息伦理学，对于我们应对信息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加强信息伦理问题研宄和信息伦理建设意义重大。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因信息技术而导致的伦理失范问题。我国当前社会，计算机已经大众化，计算机网络发展迅猛，随之产生的一些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导致的一些伦理失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信息责任的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权、侵犯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等。如何规范我国现阶段人们的行为方式，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使用信息技术，处罚不道德的信息行为，培养人们良好的符合信息时代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等，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适当的伦理规范。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息领域的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研宄信息伦理学是信息社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不仅能帮助我们占领计算机网络这个新兴的宣传阵地，充分运用其信息传输迅捷、量大的特点，全方位、多角度加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宣传和建设，而且能通过适应网络的独立性和开放性，改进传统的宣传方式和手段，加强对信息的甄别和优化，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此外，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可以为信息工作人员提供涉及信息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行为的伦理准则，为社会提供规范和监督信息工作的标准。信息伦理的研宄也有助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通过加强和完善我国信息伦理学研宄，还可以为将来信息社会的完全到来提供完备的理论准备。
必须认识到，中国的信息伦理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其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我
广泛借鉴国外信息伦理研宄的理论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国外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尽管它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但其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如信息伦理学的定义、研宄对象、理论原则等，足以为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宄提供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在立足我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信息伦理学理论成果。
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系，这种伦理规范体系产生于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土壤之上，依赖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之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觉为行为的动力和依靠，重私德胜于讲公德，因而较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复杂化，传统伦理越来越受到挑战。因此，如何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吸收和发扬传统伦理中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合理元素，是当前我国信息伦理学研宄的重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当前信息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加强信息伦理教育。国外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是伴随着信息伦理教育的开展而不断发展的，国外不少知名大学很早就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如因特网与伦理学、电子前沿的伦理与法律等，通过对涉及信息获取和使用的伦理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有效地促进了信息伦理学的发展。当前国内大众对信息伦理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宄也还不够深入，如果能在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信息伦理相关课程，不仅能促进信息伦理学本身的研宄，而且能为大众在遭遇具体信息的伦理问题时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因此，加强我国信息伦理教育意义重大。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伦理学；分支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52―04
一、翻译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概况
纵观中西翻译学的发展，不难看出，翻译学经历了由散论到专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主观体悟至客观归纳的过程，经历了从单一性到综合性的过程，到目前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随着翻译学的发展，随着翻译在文化交流、学术交流、政治经济往来、外交等领域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意识到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在西方，关于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有多部专著和多篇文章问世。在中国，关于“翻译伦理”和“翻译伦理学”研究也蔚然成风，如申迎丽、仝亚辉、王大智、唐培、吴建国、魏清光、于兰、杨俊峰等自2005年以来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笔者也进行了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针对伦理对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的影响撰写了专著；吕俊、王克明、杨洁、曾利沙等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及“翻译伦理学”这一概念。随着翻译社会学的兴起，建立翻译伦理学是翻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有必要定义翻译伦理学，了解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确定其学科地位、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翻译伦理学的定义
西方译者在谈及翻译伦理学时，大多是指译者的责任问题(如忠实原文还是迎合译文读者)、翻译策略问题(如“异化”还是“归化”)、各种文体翻译的伦理问题以及对所译内容保密的问题，这些均没有超出“译者伦理”的范围。中国学者提出了“翻译伦理学”这一名词，尽管对其定义还不够详尽，但已试图对“翻译伦理”或“翻译伦理学”进行定义。如王大智认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全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
“伦理学”是有关善恶、义务的科学，是有关道德原则、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科学。而“翻译”不仅包括了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了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等，翻译活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翻译的动机、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译者的责任感、译文的接受和传播等环节。所以，“翻译活动”是广义的，涉及译者、中间人、译语读者和社会等诸多要素，不仅包括了语言转换行为，更包括了语言转换之前的动机和准备工作、语言转换行为之后的结果，甚至是翻译出版和翻译管理等环节。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包括了纯理论研究，更包括了上述翻译实践的诸多问题，还包括了对上述翻译活动诸多环节的批评。所以翻译伦理学应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上述诸多翻译问题，而不能仅限于译者的责任和义务的问题、翻译的策略问题等“译者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结合国内外对翻译学、伦理学的定义及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可以将“翻译伦理学”定义为：翻译伦理学就是关于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与翻译有关的一切行为的道德原则、道德评价的研究或伦理规范研究，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翻译伦理学可以说是研究伦理与翻译之间关系的理论体系，是翻译学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属于泛翻译学的领域，将翻译学的视线拓展到伦理道德领域，从伦理角度对翻译进行关注和研究。
三、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
(一)研究对象
翻译伦理学应该包括翻译理论研究伦理学、翻译活动伦理学、翻译批评伦理学和翻译教学伦理学。翻译理论伦理学涵盖翻译理论中的伦理关注和理论研究本身的伦理规范，而翻译活动伦理学则包括译者伦理、读者伦理和中间人(尤其是出版商)伦理，由于译者一般是翻译的主体，所以译者伦理又包括了原文本选择之伦理、对原文忠实之伦理、对读者负责之伦理、不同文体的翻译之伦理，中间人伦理包含翻译出版和管理之伦理，同时在原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还涉及译者与中间人之间的关系。翻译批评则首先包括对译文本身的批评标准和规范，还包括对翻译出版的批评以及批评人本身的态度和方法。翻译教学伦理学则包括了翻译教学中教师伦理和学生伦理。为清楚起见，不妨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用下图表示：关于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王克明指出：要研究在翻译活动和研究过程中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并讨论和研究实现翻译美德的具体途径，怎样才能让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的参与人员自觉表现出翻译美德等。杨洁、曾利沙在《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一文中认为：从翻译伦理研究作为学科理论的系统建构层面看，国内外有关翻译伦理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混淆了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涉及委托人、译者、读者、评论者、政府管理部门等多个主体因素，是在这些主体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协调中实现的。要建立有效的翻译伦理体系，必须拓宽研究维度，把翻译活动所涉各方都纳入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笼统地说，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伦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学科地位
伦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实践意义很强的学问，因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道德的哲学，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实践或多或少与人的道德有关，所以，有人认为：“不管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脱离道德目的来谈伦理学是毫无意义的”。
翻译学的发展和伦理学的发展，使得翻译学与伦理学� 同时，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的日益丰富，使得人们的欲望日渐膨胀，使得如何规范人们的各种行 如此，如何规范翻译研究、翻译活动、翻译出版和翻译批评等行为，自然成为摆在翻译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翻译在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重要的媒介。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活动，当然也可以和伦理学结合，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成为翻译伦理学。翻译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一样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但是，翻译伦理学使用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翻译问题，其主体部分更多地涉及翻译，而不是伦理，所以翻译伦理学的主要部分是翻译学，次要部分是伦理学，是翻译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翻译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由于翻译伦理学研究是翻译问题，所以，翻译伦理学偏向翻译学更多一些，而偏向伦理学更少一些，这便是翻译伦理学的性质和学科定位所在。四、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学和众多其他学科一样，从实践中进行总结归纳，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因此处
于实践――理论――实践的无限循环反复之中。通过实践和归纳总结，翻译伦理学的内容将不断丰富，同时通过这些归纳总结，又会使得实践的水平稳步提高。翻译伦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实践)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批评的规范与否。归纳起来，翻译伦理学的意义对加强翻译学的建设、端正翻译学的研究学风和态度、规范翻译活动和翻译市场、提高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道德水准、发展应用伦理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翻译伦理学既有其理论意义又有其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在于能够进一步完善翻译学，拓展其研究领域、丰富其内涵，规范其研究态度和作风。不管是纯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的研究，还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的研究，都能够拓宽视野。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还在于能够拓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应用伦理学本来就是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很多重大问题或者说是危机问题而产生的，用来为社会的诸多领域提供伦理维度。所以说，用伦理的维度来研究翻译也是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论贡献，拓展了其研究的范围，可使其更好地得到应用，从而也能进一步用伦理学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实践。
翻译伦理学的实践意义，首先在于能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市场，使得译者和中间人在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上进一步有章可循，有利于中间人和译者建立良好的职业操行。其次，在于可使译者在翻译策略上以伦理为依托，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在这两方面发生冲突时能够依照伦理进行取舍，使翻译更好地发挥传播文化的作用。再次，在于可以规范出版商对翻译作品的出版。有了翻译伦理的制约，出版商就会更多地考虑所出版的翻译作品是否符合读者的伦理接受，而不仅仅考虑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样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作用可见一斑。最后，在于能够推动优化翻译批评的标准和规范。有了伦理的参照，翻译批评者就会更加主动地对翻译作品做出评判，端正其批评的态度，规范其批评的方法，从而形成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总之，将伦理学纳入翻译学进行研究，建立翻译伦理学，符合时代和学术的潮流，一方面符合翻译学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又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发展翻译伦理学是翻译界学者的一项崇高而又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翻译学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五、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翻译伦理学不仅是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课题，还是翻译实践者和翻译批评者的理论依据，所以探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结合一般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翻译伦理学的性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综合和分析法
翻译伦理学的综合和分析研究法，一是指将翻译伦理学所包含的内容先通过剖析将其分解进行专门的考察研究，然后再把这些研究综合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论述和理解或进行综合运用。即在研究翻译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时候，分别考察翻译的某一分支与伦理学的关系，然后进行综合归纳。二是先综合论述翻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然后再将翻译学进行分割，分别论述翻译学所包含的内容与伦理学的关系。
(二)个案研究法
所谓个案研究法是指追踪研究某一个体或团体的行为的一种方法，包括对一个或几个案材料的收集、记录，并写出个案报告。翻译伦理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可以是观察某一译者的翻译活动变化，访谈一位译者或译者团体或出版商，收集历史文件或通过问卷等研究某一个体的翻译活动或翻译出版活动，从中窥见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三)比较法
比较法分为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纵横结合比较法和理论与事实相比较的方法。用于翻译伦理学的比较法，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方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读者群体对同一译本的接受与否等进行比较，均属于横向比较；而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比较或对中国同一翻译高潮前后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属于纵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译者或读者先后的变化比较则属于纵横结合的比较方法。当然，也可以使用理论和事实相比较的方法，比如抽象出翻译伦理学的某一规律，然后将之与某一译者个体、读者群体或某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对照。总之，比较法对拓展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四)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一般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有关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从而开展研究，可运用于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等研究当中。问卷或访谈的对象可以是多个个人，也可以是团体。
(五)文献法
所谓文献法，也就是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获取与研究相关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使用，从而达到研究的目的。翻译伦理学的文献研究方法，就是通读中外的翻译理论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对这些资料做出恰当分析和使用。
以上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更多的时候可以相互结合，比如以某种方法为主，以某一方法为辅，不同的方法相结合可以使研究更详尽、更充实、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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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 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 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學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間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其既表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上，更表现在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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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欧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可概括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三种类型。我国教育伦理学一直未突破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框架。教育伦理学应当研究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不能把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同教师伦理学、德育原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相混淆。
教育伦理学是教育学和伦理学所构成的交叉学科，它是不是具有独立存在和研究的价值，上世纪初人们对此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争论，欧美、日本、前苏联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界同仁对独立研究和发展教育伦理学、加强教师教育伦理学修养的必要性普遍给予了肯定。这一共识，对我国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从那时起，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教育伦理学专著、教材，对教育伦理学开展了独立的学科建设。但是，由于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见仁见智，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进展缓慢，不尽人意。
近几十年来，国外教育伦理学在研究什么？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出版《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未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给予明确阐释。但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这一主题上，可见他们所理解的“教育伦理学”实际上是“伦理教育学”，准确地说，是一种道德教育学或者说道德心理教育学。
美国对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关注点，一开始就集中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上。20世纪20一40年代，一批美国学者如卡他斯、韦伯斯等采用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概括出了一名优秀教师应具有的职业品质和行为特征。这些研究，有的是在征集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是在对成功教师与失败教师开展品德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则分析教师职业品质与教师成功之间的相关度。1948年，全美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向全美教师发表了题为《我们时代的教师》的报告，对教师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品质提出了13项要求和指导；196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正式制定了《教育职业伦理准则》。70年代，这一研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专家们继续以实证方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门别类地对“教师品质”进行研究，形成了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职业伦理声明》、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标准》以及人事指导协会的《伦理标准》等。
日本有培育优良“教师形象”的传统，日本对于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也正是从培育“教师形象”开始的。20世纪初，日本师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养人格主义的“理想”教师。二战以后，广大日本民众从军国主义的噩梦中惊醒，教育界提出培养民主主义的“现代教师”。1952年，日本教职员组织通过了《伦理纲领》，以此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南。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民间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日趋增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师职业伦理和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专著和教材。如，日本当代著名教育家、原玉川大学总长小原国芳撰写了《师道》一书，对于师道的本质、内容和发展条件等做出了有益探讨。日本著名教育家、原广岛大学校长皇至道，出版了《人类教师与国民教师》一书，书中极力推崇瑞士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关于教师“爱”的品质。著名教育家、广岛大学教授新崛通则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精神，他在《现代教育讲座》一书中说：“教师应当为人楷模，教师以身作则在道德教育中乃至整个教育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日本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视对师范生教师职业伦理道德的教学和教育，教育伦理学是日本师范生的必修课。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教师报》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伦理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教育伦理学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77年，·皮萨列恩科和·皮萨列恩科撰写的《教育伦理学》出版，紧随其后又出版了b·h·契尔那葛卓娃和h·h·契尔那葛卓夫的《教师道德》。前苏联十分重视教育伦理学研究，但总体上讲其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教师职业道德。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创制了“教育分寸”这一道德范畴。·科季格尔和·恰姆列尔在其所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对“教育分寸”给予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准确定位，该书认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务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树立一个正面的心理背景，这个心理背景能正确接受教师的要求，而把这些要求转变为行为的内心动因也是必要的。有分寸地对待学生，这意味着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同时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们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师行为中一些个别的事情，这是行为风格。它必须使学生相信教师是友好的、体贴和善良的。这一特征大大加强了教师的道德立场，� ”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开始突破教师职业道德框架，出现新的视点。在美国，鲁滨逊和莫尔顿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伦理问题》，提出教育伦理学应研究教育内在的伦理和道德。该书分析了高等学校内部的矛盾冲突、伦理关系，提出了“公正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原则”、“普遍化原则”和“把他人当目的的原则”;剖析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师职业与共同职业的关系、教育中控制与维护的关系以及教学中的伦理问题、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师资评价和教师聘用中的伦理问题。在英国，著名教育哲学教授波特斯出版《现代教育伦理学》，重点研究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研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会道德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里斯·布朗也试图从寻找正义、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义出发，力求“为独立的道德判断提供一个伦理学基础”，“为解释教育中的不正义、不道德现象(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然而，从总体上讲，这并非主流意识，而只是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旁支流派。
在我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初起于上世纪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专著《教育伦理学》。先生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道德教育的科学。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二者之区别，仅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该著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创立道德教育哲学。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编、国内九所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王本》)，该书是我国建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伦理学》。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王本》明确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道德的学问”。具体地说，就是紧密结合社会教育职业劳动实践，研究教育劳动中特有的道德意识，揭示教师道德的特点、本质和职能；研究教育劳动中的道德关系，阐明教师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实践活动，说明教师道德评价、教师道德修养以及教师职业品格形成发展的规律， 在该书的《绪论》中，编者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视域有一解释，根据这一解释，波特斯关于“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包含在本书“道德意识”之中，但从其内容体系中考察，这一说明并未得到真正的体现。因此，(王本》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是现代的，实际操作是传统的。其精彩之笔，在于研究了教育过程中丰富多样的道德关系，具体地提出了教育行为规范并明确告诉教师哪些行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恶的。
1989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施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的道德问题的一门科学，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道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同《王本》相比较，《施本》扩大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教师”扩大为“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进一步强化了“师德”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如果离开了对教师道德现象的高度概括，如果离开了对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教育伦理学体系。”还提出了教育伦理学与教师道德思想的区别，他说：“教育伦理学同教师道德思想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师道德思想的形成早于教育伦理学，最早的教师道德思想早在古代奴隶社会就已产生。而教育伦理学的创立，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教育伦理学是……教师道德思想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古代社会虽然己有了教师道德思想，但都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
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旭光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陈本》)。《陈本》在《施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充增容，把教育过程中广泛涉及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作为教育伦理学考察的对象。该书以人格教育为逻辑起点，系统地分析了教育过程中伦理因素对教师、学生人格完善的影响，揭示了教育伦理的形成规律，探寻了教育伦理的价值，阐明了教育伦理的三条原则。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为该书作序，评价该书“具的一定的见解和特色。”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伦理学概论》(以下称《李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李本》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提出了广义教育伦理与狭义教育伦理之分。他说，广义教育伦理，即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以及社会应该赋予教育什么样的性质和目标等等。狭义的教育伦理，即教育应包括哪些内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种地位，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具有什么样品质、才能的人，作为教育工厂的工程师—教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作为受教育的学生抱什么样的学习态度等等。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李本》有两处专门回答，大同小异，他说：“教育伦理学主要以教育过程参加者的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作为道德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的教师道德现象。具体地说，就是……概括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容、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化以及教师道德行为的选择等问题。”《李本》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明显排斥了广义教育伦理，只就狭义教育伦理做出了表述。
2000年，钱焕琦、刘云林教授收罗古今中外各家学说推陈出新所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钱本》)出版。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力透纸背的新著作。是当前国内同类专著、教材中材料最新、信息量最大、可读性最强的一部书。该著有“王者”风范，大有摆开集以往研究大成开一学术新时代的大架势。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钱本》在考察了中外b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科学。”但《钱本》的内容结构大大超出了其所表述的研究对象范畴，既考察了教育伦理的实践基础、基本原则，考察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伦理规范，也考察了教育伦理评价和教育道德修养，特别是把《王本》只作为道德规范范畴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列为专章考察，在我国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关于以“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理念，体现了对西方当代教育伦理学研究新成果的借鉴。
综上所述，中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三种类型：道德教育型、教师职业道德型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型。道德教育型以b·诺曼妮和g·科蒙尔为代表，丘景尼先生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明显地受到了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的影响。这一认识，现已逐步淡出学术领域。这种“教育伦理学”，在我国已被《思想政治教育学》、《道德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所取代。第二种类型最为普遍和典型，欧美、日本、前苏联以及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檀传宝在其所著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一书中仍对这一界说给予了解析与辨护，他说：“教育伦理学是一个比教师伦理学更宽泛的概念，但就学校教育而言，这两个概念基本相似。”又说：“教师伦理学(或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育伦理智慧或教师道德及其规范的学问。就学科性质来说，它主要是一门规范和应用的伦理学。”笔者认为，这一认识虽然秉承了传统，但仍然是错误的。教育伦理学有别于教师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甚至有别于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学问。
为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作一循名求实的学理研究。伦、理二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指和美乐章中的不同节奏或旋律，强调其不可混同的实然存在性。还有一种解释，“伦者，轮也”。一辆车子有两个轮子才能运转，强调事物之间的协调。“伦者，纶也。”纶线贯穿方为布，可引申为关系。总之，“伦”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协调、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实然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主要用于指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有言：“察于人伦”。赵歧在解释孟子所谓的伦的含义时说：“伦，序……识人事之序。”东汉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也说：“伦，亲疏之比也。”在古代，人们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不可偕越的，因而孔子谓之“名分”。“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指一种实然，“理”则更向前跨进一步，具有浓厚的先验性特征。以今观之，伦理是一个客观的关系范畴，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终极依归；而不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评价、道德修养本身。因此，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其任务是解述教育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人类之间的实然、应然关系，求证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
道德不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道”者有同于“理”，春秋时谓之“道”，宋明时谓之“理”。“道德”之意不在“道”而在“德”，“德”者，“得也”。“得”有正负向度，背于“道”的负性之“得”不能谓之“德”;只有合乎“道”的正向之“得”方可谓之“德”。朱熹说：“德者，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道德是道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让人“‘得’什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一定伦理而产生何种思想和行为要求、准则、规范。具体到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可哄说教师道德不是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教师道德学的研究对象。鉴于建国以来，不曾产生“道德学”这一称谓，也不曾产生“教师道德学”这一称谓，可以约定俗成以“伦理学”和“教师伦理学”代称，但必须明白的是，这是“伦理学”的广义泛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教育伦理学中纳人了教师道德而将教育伦理学等同于教师伦理学，致使教育伦理学的主体即“伦理关系”完全被“道德要求”所取代。当前，国内也出版了一批《教师伦理学》专著、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的《教师伦理学》，虽体系迥异，但名实相符，很贴切也令读来感到亲切。其实，教师伦理是一个既有总原则又可以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多视角分类的多学科集合体。美国近来出现的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较好地体现了教师道德研究的特性。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尽管案例教学具备其他教学方法所没有的优势与特点，但是，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于案例教学。对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教学研究首先要回答该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这是公共管理伦理学进行案例教学研究和实践的前提。在广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包括社会和课程本身两个维度，限于本文研究内容，仅从课程的视角即狭义的维度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基于课程的视角，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是由课程教学目标与特点，以及案例教学方法的优势决定的。
(一)基于课程的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的选择首先要服务服从于课程教学目标。教学目标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存在适合各种课程目标的教学方法。本科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目标是，通过公共管理伦理规范和原则，对公共管理实践进行伦理指导，使公共管理不仅合法、科学化，而且合情合理，符合社会的期待，从而增强公共管理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课程教学的最终目标不是公共管理伦理理论，而是公共管理的实践。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关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等各种道德规范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目标不是公共管理伦理的理论探讨，而是为公共管理实践服务，那么实现课程目标的根本途径在于培养学生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从理想化的角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的培养，应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但是，大学期间，学生的社会实践时间非常有限，而且缺乏针对性，很难满足公共管理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所以，培养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只能安排在课堂来解决。实践证明，通过在课堂营造典型公共管理伦理案例，引导学生讨论，得出结论，即案例教学的方法，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抽象的伦理理论的理解，而且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综上，从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案例教学方法是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现实的选择。
(二)基于课程的特点
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内容的抽象性和实践性。公共管理伦理学属于哲学(伦理学)和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总体上属于哲学的学科范畴，但和一般的哲学课程的抽象性相比，其内容具有典型的实践性特点，要求公共管理伦理理论紧密结合公共管理的实际。和其他公共管理类课程实践性相比，内容又具有典型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实践性和抽象性，要求课程教学既不能局限在理论的讨论，限入元伦理学的泥沼中，而要延伸到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践，体现公共管理伦理的价值；也不能重演规范伦理学的错误，无视公共管理伦理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总之，要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前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实践性的不足，也就是说，课程教学偏重于理论，结合实践不够。不可否认，以讲授为主，适当举例说明的教学方法，可以满足有些课程内容实践性的要求，但达不到公共管理伦理学实践性的要求。体现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实践性的要求，应在以讲授为主，适当举例说明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调整案例的呈现方式和讨论的主体。在呈现方式上，由讲解转变为讨论；在主体上，由教师转变为学生，并大幅度提高案例在课堂教学中的比重，实现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向案例教学方法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共管理伦理学实践性的要求，解决实践性的不足的问题。
(三)案例教学方法固有的优势
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采用案例教学的必要性除了上述课程目标和特点的原因外，还有案例教学固有的优势。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不仅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抽象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另外，案例教学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程的满意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据教学方法的比较实证研究，课程满意度与案例教学密切相关［3］。对于适合采用案例教学的课程而言，是否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成为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
二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实施的基本环节
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尽管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主(教师)客体(学生)以及授课环境的的差异，有其灵活性，但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必然要遵循一般程序。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教学一般包括案例选取、案例呈现、案例讨论与案例总结四个基本环节。
(一)案例选取
“案例是进行案例教学的基石。”［4］但不是任何一个案例都可 因此，案例选取是案例教学的第一个环节，决定了案例教学的成败。根据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主题、特点与教学目标，公共管理伦理案例必须注重案例的典型性、时代性、本土性、公共性和伦理性。其一，典型性。公共管理伦理案例有很多，不是任何一个案例都能达到案例教学的要求，只有那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案例才能满足案例教学的目标要求。其二，时代性。公共管理伦理的价值在于解决当前公共管理存在的伦理问题，案例的选取应紧密结合当前公共管理的实际，具有时代性。如选择以前的，无疑会降低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践价值。其三，本土性。公共管理伦理具有一般性，同时又具有特殊性，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他国的案例只能满足一般性的要求，降低公共管理伦理案例教学的效果。兼顾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要求，案例应具有本土性。其四，公共性。公共管理伦理是关于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伦理，而不是企业或其他管理的伦理，所以案例的选取应满足公共性的要求。最后，伦理性。案例必须是关于伦理的内容。案例选取如不注重伦理性，有可能把一般的公共管理案例等同于公共管理伦理的案例，显然不符合公共管理伦理课程案例的要求。以上典型性、时代性、本土性、公共性和伦理性是公共管理伦理学案例选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缺一不可。
(二)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是案例教学的第二个环节，做好案例呈现工作，根据笔者的经验，需要把握好案例呈现的时间，处理好与理论教学的关系。其一，时间上，提前呈现案例。案例教学的核心是讨论，讨论需要较多的时间，而课程总学时有限，所以有必要把案例讨论工作前移，通过公共信箱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前把案例发送给学生，以小组或宿舍为单位，进行课前讨论，同时还要布置问题，并提交讨论报告。其二，在案例与理论教学的衔接上，先案例后理论。关于案例与理论教学的衔接，有两种选择，先理论后案例，或先案例后理论。前者使案例讨论更有针对性，可节约案例讨论的时间，但一定程度上，等于提前告诉了学生的答案，学生失去了探求的兴趣和动力，降低了案例教学的效果。后者可激发学生探求的兴趣，时间可以通过提前呈现案例来弥补。
(三)案例讨论
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实践环节，也是决定案例教学是否能达到教学目标的关键。案例讨论实施有两种方式，其一，典型发言与自由发言相结合。所谓的典型发言，就是根据安排，每个小组确定一个发言人，代表小组总结发言。所谓的个人自由发言，就是不同意小组总结发言，或有不同观点的同学补充发言。采用该方式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代表小组发言尽可能每次要求小组安排不同的同学，最好是每次由教师在该组中随机抽点同学代表发言，促使每位同学认真准备。该方式适合课时有限、班级人数多的情况。其二，完全的自由发言。就是每位同学在课后准备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案例的理解，表达自己对案例的见解。从应然的角度，后面发言的同学不得和前面发言同学内容重复，但是，如时间允许，适度的内容重复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内容重复，并不是说法一致，即使内容重复，并非一定没有思维的火花和视角的创新。从案例讨论的目的来看，让学生敢于表达、善于表达也是案例讨论的主要目的。无论采取以上何种方式，在讨论前，教师都应该安排一点时间让学生重温案例，为进入案例环境做准备。另外，在讨论期间，老师的角色是组织者，作用是组织讨论、尽可能激发和鼓励学生发言。同时，简明扼要记录发言内容和姓名，供总结采用。学生发言后，不要擅自点评，因为不当点评有可能打消学生发言的积极性，降低讨论的效果。
(四)案例总结
案例总结是案例讨论最后一个环节，好的案例总结可以放大案例讨论的效果，更好地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所谓的案例总结，就是对案例讨论作出结论的过程。在案例总结实践中，老师一般扮演着三种角色。一是“人”的角色，所谓的“人”的角色，就是教师在总结过程中只谈自己的观点，而不结合同学们讨论的情况。二是“委托人”的角色，所谓的“委托人”的角色，就是教师在总结过程中只分门别类归纳同学们讨论的内容，而无自己的见解。在案例总结过程中，无论是“人”，还是“委托人”的角色，无疑不是教师应取的角色。在案例总结中，老师应是一个“政治家”的角色，在总结中，根据讨论时的记录，以鼓励和肯定为主，对同学的发言进行分门别类点评，综合同学们的观点和自己的见解，给出一个参考答案，保持案例结论的开放性。正如约翰•巴赫所说：“如果学生出了教室仍然谈论课堂上的案例，就可 ”［5］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学生比较关心标准答案，从理论的角度，同一案例，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见解，不会有标准答案；另外，标准答案也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背离了案例讨论的精神。
关键词：企业伦理；企业道德；伦理关系
一、企业伦理的产生与发展
企业伦理是指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基于内外部因素影响下，所逐渐形成并贯彻执行于企业整体及其内部各构成要素之中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并通过提供善恶价值尺度，给企业行为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对于企业伦理问题研究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企业伦理兴起阶段
目前，尽管专家、学者对企业伦理的兴起年代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企业伦理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有的学者认为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但是一致认同企业伦理学诞生的标志是1974年11月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企业伦理学讨论会。这一阶段主要讨论的是经营者和企业家个人的责任。
2 第二阶段：企业伦理的深化发展阶段
19世纪70～80年代，企业伦理在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得以发展，企业作为组织本身逐渐成为伦理学要求和期望的对象，并在这一时期从理论上区分出公司法人伦理与公司中的个人伦理是企业伦理学中两个不同的层面；学者在对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的关系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也行成了企业伦理的基本理论：功利主义、义务论和德性论；通过对三百多种对“企业伦理”这一术语定义的整理，美国学者P・V・刘易斯对企业伦理重新进行了界定：企业伦理是为企业及其员工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道德提供指南的各种规则、标准、规范或原则。这一时期企业伦理课程正式进入大学，除了在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系以及神学院开设企业伦理课程外，企业伦理课程教育主要扎根于大学商学院或工商行政管理学院以对未来企业界的领导者进行超前教育，这一时期在在争论中企业伦理理论得以不断发展，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企业伦理的关注远比企业界对企业伦理的关注高。
3 第三阶段：企业伦理的全面发展阶段
90年代以后，企业伦理作为企业的一种发展战略受到国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企业伦理学从对某一企业、某一地区的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不同地区之间企业伦理的比较研究和对全球企业伦理的研究，从单向研究转向了跨学科研究，企业伦理学开始向一门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目标迈进。首先，在研究主题上，对区域伦理的比较研究和对全球企业伦理的研究得到了强化；其次，在企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上，90年代人们更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学科中的新方法和新模式的引进使企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大大丰富起来。这种情况下，国外企业伦理学界开始关注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企业伦理学的性质和地位问题。
二、我国研究成果总结
我国学术界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也开始真正从学科的视角对当代中国企业伦理进行有意识地研究。
1 对国外企业伦理产生根源、发展、现有成果及可拓展空间的研究
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献法，通过对国外企业伦理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的整理，进一步理清企业伦理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将国外对企业伦理的定义及研究内容、企业伦理的基础及其框架、企业伦理主要理论模型、企业伦理的作用机制、不同国家地区间企业伦理发展的程度、企业伦理学科发展所受到的限制等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呈现在国内学者眼前。以曾志伟为例，其认为战后日本企业经历数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与日本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科学的企业伦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价值为最高取向，坚持诚信的基本规范，保持企业伦理建设的中国特色。
2 结合我国国情对企业伦理所做的探索性研究
这一类研究又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企业伦理发展历史脉络的研究，在梳理发展脉络的同时，分析企业伦理的研究对象、企业伦理学在我国的学科定位等内容；另一个方向是结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伦理研究。通过两方面的研究，我国学者从纵向上展示了企业伦理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同时从横向上展示了企业伦理在我国发展的程度。
3 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企业伦理所做的拓展性分支研究
(1)出现了企业环境伦理、营销伦理、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公司治理伦理、企业伦理文化、跨国公司产品创新中的生命伦理、虚拟企业伦理道德、企业安全伦理企业生态伦理、企业会计伦理、企业技术伦理、领导者伦理、企业责任伦理等方面的分支研究；其次，学者们对企业伦理的必然性及经济意义(涂桂华，2009)、企业伦理模式形成的外部要件、企业伦理的功能与构建、企业伦理公平机制、企业伦理形象等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
(2)国内学者从质量管理、利益相关者、科学发展观、文化价值观、核心竞争力再造、网络时展、企业公关等不同的视角对企业伦理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在研究对象上，从普遍性的企业伦理研究逐步深入到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问题。左励明认为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主体的重要成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增强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胡利琴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之一，在伦理建设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
三、研究成果评述
1 从研究方法上看
从目前搜索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目前对于企业伦理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文献分析法，一方面通过对中外企业伦理文献进行分析来界定来理清企业伦理发展的脉络、企业伦理的概念、企业伦理的研究内容、企业伦理的框架、企业伦理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新闻报道、实际观察来探讨企业伦理的缺位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由此显示出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
2 从研究内容上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丰富，许多分支研究不断出现，不仅反映了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趋势，也说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但国内学者基本上都致力于呈现企业伦理的理论全貌，目前大量研究均停留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一定距离，相较于国外企业伦理的跨地域比较性研究，国内的研究在结合地域文化特色方面所做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而企业伦理所具有的文化理念特性则决定了地域间企业伦理必然存在差异性。
3 从研究对象上看
从所查阅的文献资料看，普遍性的企业伦理研究居多，而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或某一具体范围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近年来有涉及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但研究成果尚少，而且研究也未形成一定的体系。
4 从研究结果上看
针对企业伦理体系建设的研究成果呈现了一定量的普适性策略，诸如：完善法制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宣传力度、增强伦理意识等等，然而这些普适性建议之外则没有太多针对性强的建议和内容。
一、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问题和意义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
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进人到了一 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待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已经由单纯政治标准转向了兼顾或突出伦理道德标准。甚至还把对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也扩展到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伦理审视。因为伦理标准是比别的标准更加人性化或人文化的价值标准，也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都为开辟文化伦理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时代背景，用伦理道德观念透视和引导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引导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消费的主体，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关注和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其成果既能指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又能为尚待发展的应用伦理学分支——文化伦理学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为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也可以应用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伦理关怀的现象自古就存在。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越来越渗透着文化伦理的价值倾向。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交往行为理论》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把追求伦理、道德价值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就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伦理审视和研究。如西方的科技异化论、文明冲突论、生态危机论等，都与此有关。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是指文化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性问题，而是指在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尚未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或者说从伦理道德视角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在我国，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以“文化伦理”为关键词的论文却廖廖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着作更是尚未见到。当然，对“文化”概念能包含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少的，只是还缺乏从文化伦理学高度进行的必要整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文化现象、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是不是“文化伦理”和“文化伦理学”的概念不能成立？显然都不是。我认为主要是从伦理学或道德观视角观察和研究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高，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应用伦理学分支还不够发达，整个伦理学理论及规范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度还不高的表现。伦理学以道德现象和伦理文化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问题。伦理学所提供的一切理论和观念，都源于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基础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都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和实践性。其中道德价值观对社会实践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覆盖是很全面、也很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和人们的文化生活领域，无疑是很多伦理道德观念都要覆盖和关注的领域，更是方兴未艾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不可能忽略的领域。可是，目前文化伦理问题的关注度却很低，研究成果更是非常少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和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努力的方向。
3.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意义
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
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也是提髙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有利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快提高W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的支撑，文化产品和服务直� 而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人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落实好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也是由文化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当代伦理学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基础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也有 其中，应用伦理学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既是基础（理论）伦理学研究向实践的延伸，又是直接面向实践或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伦理学新范式。目前，学术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分类还比较混乱，表现在各中名称相互重叠，不成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从而制约了学术发展，也弱化了伦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也是对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善恶、义利、知行、理欲、荣辱等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只有依据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来给应用伦理学分类，才有科学性，也才能促进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道德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满足生存、发展、享受之需要的生活实践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社会实践。划分应用伦理学分支的问题是个国际性问题，就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分支都有，而且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很多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还有以这些应用伦理学分支为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可是，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应用伦理学分支还没有明确树立起来，与此相关的很多理论问题尚待研究。这与应用伦理学发展还不成熟有一定关系。
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
二、文化伦理学的属性、对象和任务
1.文化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从学科属性上说，文化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
文化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其中的伦理意蕴，即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等的价值意义是“实有”的。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作为主体的理想追求是“应有”的。质而言之，“文化伦理”是从伦理价值角度反映文化“实有”与“应有”关系的概念。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专门研究文化伦理现象或问题的学科——文化伦理学，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门类，也是文化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文化伦理现象是伦理学和文化哲学共同面对的一类问题，因此也带有某种交叉性或边缘性。文化伦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文化信息伦理以及文化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等，都可 文化伦理学应该以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按照“文化”概念的一般含义，涉及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与此领域相关的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在文化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任务
文化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也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因此，文化伦理学也要为此做出应有贡献。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领域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出相关道德原则、规范、范畴，认识和调整文化关系，指导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评价、教育和修养。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中，有许许多多健康的催人向上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腐朽、淫秽、丑恶、反动的文化垃圾。文化创造即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消极的效应。这就是人化与异化的并存，也是文化悖论的根源。有的价值创造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有的价值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前后相继，从眼前看是正价值，从长远看是负价值；有的价值创造活动，先产生正价值，后产生负价值；有的价值活动，先产生负价值，后产生正价值。但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说，人类价值活动创造的正价值多于负价值，而且负价值往往是作为创造新的正价值的起点或中介而存在的。所以，价值和文化的悖论不会使人沮丧，也不会消磨人的创造热情。
3.研究文化伦理学就是要充分、自觉的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
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
三、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体系结构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
伦理学研究的范畴【14篇】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体系结构
我初步考虑，这可以围绕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规范问题和理论问题，分三部分来构建：
第一部分：研究与文化建设实践对应的伦理评价问题。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伦理问题；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文化生产中的伦理问题；文化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消费中的伦理问题；文化共享中的伦理问题等。
第二部分：与文化建设领域对应的伦理规范问题。包括发展科技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文学艺术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新闻、广电、出版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观、艺术馆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开发宗教文化资源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伦理规范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