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
崇尚书画的风气影响到汴绣，便形成了汴绣“山水得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鸟含绰约之态”的独特品格。
汴绣，也称“宋绣”，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历史上汴绣声名显赫，曾超过苏、蜀、粤、湘四大名绣，被作为宋朝的“国宝级”御用刺绣。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文绣院”，使汴�
有人说，汴绣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这个对的时间说的就是宋朝，而这个对的地点说的便是开封。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开封（史称“东京”或“汴京”）。历史选择开封作为宋朝这个伟大朝代的起点，也许只是出于偶然，然而这种偶然，却不负所望地开出了一枝最袅娜的花——汴绣。
“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主人公竟是尼姑
作为北宋的国都，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在这里，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志得意满都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提到的那样：城内外人烟稠密，粮船云集；街道两旁悬挂着市招旗帜的店铺林立罗展，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据记载，除了当时驻扎在京城的十万余禁军和他们的家眷，以及为数众多的达官贵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走卒、民间艺人……大大刺激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所有你能想到的”生意共410多行。在这410行中，刺绣业如鱼得水，是当之无愧的“万花之魁”。
那不仅是一个王朝、一座城池的盛世，更是汴绣的盛世。上至帝王妃嫔、王侯将相的龙袍、官服，下至普通百姓的婚丧嫁娶之衣，每一天、每一样都离不开刺绣的点缀。
为了获得最好的刺绣，公元1104年，管丝织、刺绣的中少监张康白向朝廷启奏，建议设置专门的刺绣院，遴选绣工300人，并从江浙、四川一带广揽刺绣高手教授。由她们专门负责绣制龙袍、凤衣、龙凤日月旗、各级官员的朝服、乌纱帽、朝靴等衣饰用品和岁贡时作为赏赐给各国使节的礼物。
于是第二年，这所官办的“刺绣大学”——文绣院便应运而生了。文绣院设置在皇宫之内，由少府监掌管。这里高手云集，日日都能看到绣娘们十指翻飞的动人景象。然而即便如此，单凭文绣院300绣娘的齐心合力也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刺绣的巨大需求。
所以早在文绣院成立之前，民间就已经有了另外两支刺绣力量：“百姓绣户”（朝廷雇佣的民间绣姑）和诸尼寺绣姑。
尼姑成为刺绣的重要力量，是汴绣中所独有的现象。当时，以相国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刺绣交易场，每月5次开放，一时盛况空前。而在相国寺的东门外有一条“绣巷”，住着来自华严尼寺、两浙尼寺等寺院中的尼姑绣娘，她们往往在夜里挑灯做活，白日则当垆售卖绣作、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冠子、绦线之类。
这些本应红尘了断，却偏偏日夜沉醉在刺绣的迷离之美中的绣娘，不知曾勾起了多少王孙公子的多情惆怅。
而最惆怅的，当然还是她们自己。
相传，当时有一位名叫曹希蕴的女道士，曾为乾明寺的尼姑绣娘作了一首诗，说她们：“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一� ”的确，如果宋代是汴绣的灵魂，那么书画便是汴绣解不开的情结。
仿佛赌气似的，今天的开封人固执地追念着远古的时代。
他们模仿《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修建起一个偌大的清明上河园，又在汴绣里千万遍地重绣历朝历代的名画：从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崔白的《寒雀图》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朝的《永乐宫壁画》，再到清代郎世宁的《百骏图》……而这种千年不变的“山水人物、楼台花鸟”主题，使人恍惚觉得，也许时光从来不曾流逝过。
汴绣题材的这种名画传统，其实主要是源于宋徽宗。中国的帝王，历来不乏才子文人，比如宋徽宗便是其中一个。他不仅是一国之君，更是一名卓有成就的书画家。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他的推动下，开封成立了当时全国画坛的最高机构“翰林画院”。宋徽宗还亲自为画院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下令设立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开设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
崇尚书画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汴绣。不久，朝廷又特设了绣画专科，将绣画分为了山水、楼阁、人物、花鸟等几大类——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宋绣画”，使汴绣由实用进而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
新的题材，必然呼唤新的针法。经过数代绣娘的探索尝试，除了传统的针法外，汴绣还产生了诸如“滚针绣水纹、练针绣船锚、绳针绣锚绳、别针绣棚席、反吃绣屋瓦、发针绣人物、蒙针绣柳树”等多种针法。并最终形成了汴绣“山水得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之情，花鸟含绰约之态”的独特品格。
以致于千年后，人们早已不能区分究竟是古名画在汴绣中获得了重生，还是汴绣在古名画里得到了永生？
汴绣，一个遗留在宋朝的唯美背影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汴绣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与北宋和都城东京（今开封）牵连在一起的。所以当北宋灭亡，皇室南迁之后，汴绣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路。
公元1127年，东京陷落后，北宋灭亡。破城后的金人将城内的百工和名伎艺人、宗室、僧道、百官等抢掠一空。136万人的东京遭此浩劫，早已繁华不再，而元气大伤的汴绣也随之跌入了低谷。
城破了，皇帝走了，但借着昔日的荣光，汴绣并没有立即死去。在当时的开封街头，仍有一些货郎叫卖各样彩色绣花线，民间也仍保留着女子在七月七乞巧的习俗。只是汴绣从此只能不露声色，低调地“苟活于世”了。
后来的历史里，无论是在苏、蜀、粤、湘四大绣声名鹊起的明清朝，还是在战火频繁的抗日战争期间，或者在建国后成立“机绣合作互助组”，或者是如今散落城中的绣庄、绣厂……几经沉浮的汴绣，最终都没能逃过时代的变迁，渐渐模糊成了一个遗留在宋朝的美丽背影。
顾绣形成于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至今流传近400余年，是最富上海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刺绣艺术流派，也是江南刺绣的杰出代表。
顾绣，俗称“画绣”，由明嘉靖三十八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家族的女性眷属创造、发展和推广，形成了把松江画派画理风格融入刺绣技艺、画绣结合的艺术特�
顾绣创始人，为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历来史籍都称其佚名，生卒年月不可考。但据今天有的学者考证，其名“液”，吴人，少时寄养于田姓人家，随田女学绣，并� 缪氏入士大夫家庭后，所见名人字画渐多，眼界顿开，遂尝试以绣艺描摹字画，开了“画绣”之先河。清嘉庆《松江府志》载：“上海顾汇海之妾刺绣极巧，所绣人物、花卉，气韵生动，字亦有法，得其手制者无不珍袭之，此顾绣之始也。”
顾氏女性中，绣艺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为略迟于缪氏的韩希孟。韩氏为顾名世次孙媳，生卒年代亦不可考。其精通六法、擅工画花卉，以20年艰辛，潜心“画绣”，能真切地传递松江画派的意趣，达到与国画几可乱真的境地，并创立了用针法表现透视法则和素描关系的“写生绣法”。
这两位顾氏外姓妇女都曾在绣品上镌用“武陵绣史”印章，据清嘉庆十八年反映吴地顾氏十八支汇编的《武陵[顾氏]宗谱》，“武陵”乃顾姓郡望名号，顾绣便由此得名，后遂称于世。
顾绣技艺受到松江府董其昌等一大批文人学士的重视和支持，历经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20余年磨砺，渐趋成熟。
董其昌乃明代中晚季著名松江画派文人画领军人物，是“画绣”宗旨的倡导者和实践指导者，去世前五年竟三次为顾绣题款，叹为“精工夺巧，同侪不能望其项背……望之似书画，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人巧极天功，奇矣！”对顾绣艺术作了权威性评价，开启了当时人认识顾绣艺术价值的目光。
崇祯《松江县志》称：“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划精巧，为他郡所未有。”顾绣在江南地区声望无人可及。
明末，顾氏家道中落，顾绣由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脱离士大夫家庭进入民间。顾名世曾孙女顾兰玉，绣艺得自缪韩亲传，但年轻早寡，独自养育一岁幼子，流落松江民间，为生计设帐授徒。清嘉庆《松江府志》载其：“工针黹，设幔授徒，女弟子咸来就学，时人亦目之为顾绣。顾绣针法外传，顾绣之名震溢天下。”自此，顾绣栖身于松江的九峰三泖之间，民间妇女争相传习，迅速传入四面八方，苏、宁、杭、湘、蜀等地刺绣术受其影响颇深。顾名世因家族女性群体的杰出成就，也被江南绣业界尊为绣祖。
清道光年间，松江民间依然活跃一些顾绣名家。松江人丁佩，女，精于刺绣，通于画理，所著《绣谱》不啻一部顾绣文化专著。丁佩被誉为对顾绣是“心知其妙而能言其所妙者”。
顾绣蜚声海内外，清《阅世篇》曰：“……后以凡仿效者皆称顾绣，绣品肆亦竟以顾绣相称榜，凡苏属之绣几无不以顾绣名矣。”顾绣之专称已成江南刺绣之“通名”，大有无绣不姓顾之势。
但“画绣”乃民间绣艺与士大夫文化结合的产物，一旦离开松江画派的土壤，失其精髓而得其技者，大多由纯观赏性艺术珍品变为日用工艺。随着顾氏后继无人，顾绣之名虽盛而“画绣”真谛却在上海绝迹。
然而，士大夫阶层中却不乏对顾绣价值的理解和挚爱者。清末民初，南通名人张骞、苏属顾绣名家沈寿，兴办著名顾绣学校“女红传习所”，稍后，松江慈善机构“全节堂”设立“松筠女子职业学校”，开设顾绣班，通过校际师资、教学交流，教育传承成为顾绣返传回松江的渠道。当时顾绣班中的一位女学生戴明教，半个世纪后成了明代顾绣在松江的传人。
戴明教，松江人，1922年生，自幼随姑母学绣；稍长，师从松筠女校中南通宋姓女教师，得传顾绣真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戴明教从业于松江城厢镇街道刺绣社。
《松江县工业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1972年发出‘挖掘传统工艺美术品’号召后，松江工艺品厂热烈响应，聘请了顾绣真传艺人戴明教授徒传艺，恢复顾绣生产……使具有400年历史的传统工艺美术品――顾绣，在松江重新问世。”
年届50的戴明教口传身教，10多位弟子成为顾绣的新生代传人。戴明教女士传承松江顾绣技艺、维系松江与顾绣的人脉。经原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朱孝岳、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史论教授陈麦考证鉴定，戴明教的学艺经历和她的师承关系，反映了明代顾绣以曲折的途径，传承到她手中，再由她毕生的研究和传播，发展为今天松江顾绣的过程；从民间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戴明教被社会认同是上海明代顾绣的传承人。
松江顾绣在20多年中创作了500多幅作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十一幅被松江博物馆作为文物珍品收藏。顾绣于1978年被上海市手工业局命名为“上海顾绣”的品牌，松江也成为顾绣新的生产中心和传承地。1983年8月，戴明教写成技术专著《顾绣针法初探》。
1987年5月，松江博物馆举行《顾绣艺术展览》，展出72件新作并进行现场表演；同年移往 “上海首届国际艺术节”续展。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媒体都对顾绣的恢复给予了大量报导。松江顾绣多次应邀赴国外进行绣艺表演。顾绣经历了复苏和高峰期。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松江顾绣在经济体制结构调整中又面临困境，1998年松江工艺品厂解散，在当时区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关注下，一家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接纳了松江顾绣，使其生命延续至今。2002年，一个“顾绣班”于松江大江职业学校中建立，11名学员结业留厂。但松江顾绣的生存仍非常艰难，亟需获得国家保护。
二、顾绣的艺术和技术特征
顾绣的表现形式为“画绣”，其成就首先体现于有别其他绣派的绣艺。 顾绣绣艺的特征可以分为“技”和“艺”两个方面。不同的历史时期，“技”和“艺”的内容亦有所不同，但技艺内涵和追求，却历经400余年而如一。（一）顾绣的艺术特征：
1、明代顾绣以“画绣”著称，得名于董其昌“望之似书画，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句，专以描摹元明名人字画，尤擅山水、人物、花卉、花鸟。
2、创作者本人须具备相当的文化艺术功底，尤其是较好的中国古典诗词和书画素养；
3、以松江画派画理为刺绣指导，提倡画绣合一，然不唯以模 清丁佩《绣谱》所说：“绣近于文，可以文品之高下衡之；绣近于画，可以画理之深浅评之。”是对画绣最透彻的理论概括。
4、创造了适应“画绣”制作需要的“写生绣法”，即以不同的针法表现山远水近的透视法则、人物肌理明暗的素描关�
5、戴明教总结了前人从无涉及的“画”与“绣”的关系：“顾绣纷从画出，绣夺画工，画为绣用；画以绣传，画绣双绝，允称极品。故绣工应以画绣俱能为上乘，等而下之，亦应粗知画理，浅窥画意，绣时方得不失画神。反之，画工亦应稍明绣事，略悟刺绣之表现手法和能力，使绣工有所循。……是故画有所长，绣有所短；绣有所长，画亦有所短。相知始能相辅，相辅方得相成。”
6、戴明教把松江顾绣的艺术特点，归纳为“风格典雅、色泽古朴、亦画亦绣、有如晕染、气韵生动、自然浑成”二十四个字，丰富了“画绣”的理论和实践。
（二）顾绣的技术特征：
顾绣以针、线、织物、色彩为材料，运用艺术构思，采用一定的绣艺技法，形成了独特的“画绣”风格和特色，以表现创作者的主观意识。
关于明代顾绣技术的记叙，散见于历代文献之中，《顾绣考》称：“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亦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 韩希孟丈夫顾寿潜有 “寒暑风雨冥晦”停针不绣的记载，当时科技水平所限，线、料、色、光易受气候、光照、温度、湿度影响，可见制作要求之严格。
顾绣古今工艺均有选稿、用料、用针、用线四个步骤：
选稿：多以宋元名画为粉本，现代也选用中外名画。
用料：明清多用凌、绢、罗、缎之类，现代采用复丝塔夫绸、素库缎、软缎、尼龙等，并根据需要染色，色泽有米色、浅灰色、浅豆沙色、浅古铜色、白色等，根据绣面需要而定。
用针：明代靠人工磨砺而成。现代工业技术进步、钢质超过以往，纤细度以12号针为最细，长25毫米，直径0.3毫米，针孔长0.3毫米，宽0.2毫米，针迹无边痕，平滑如纸；戴明教集针法大成，又自创散针、套针、滚针三种针法，更擅表现水墨韵味。
用线：现用蚕丝线，俗称“擘花线”，质量与古代基本相同；明代擘丝比现代粗，至多为三十二分之一，现代可擘至四十八分之一；配色明代“点染成文”，针难及之处，以色续之，现代新创“绣后点染、设色不绣”之法；色级、色阶上已胜过古代，总共有1500余个色号；如以头发代线，称“发绣。”
三、顾绣的诞生土壤
顾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乃历史缘由、文化内涵、地域人文环境、家族背景、个人素养以及社会认同诸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果。
上海自元代黄道婆革新棉纺技术、推广棉花种植以来，松江号称“衣被天下”，盛行缂丝工艺，松江妇女朱克柔的缂丝闻名海内，人称“北有定州，南有华亭”，织绣也甚为普遍。明代朱元璋定都应天（南京），颁令“衣冠悉如汉唐制”，在江南专设皇室刺绣机构，一处房屋即百余间、绣工常达六七百人。苏、松、常、太一带农村，家家养蚕、户户刺绣；江南女儿在闺阁中常以女红为乐事，民间绣女人才辈出，顾绣便应运而生，但孕诞顾绣的却是松江的地域文化。
400年前，“上海”仅是松江府管辖下的一个边缘小邑，府治所在地松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域渊源对文化的影响，并未因后来行政区域的变更而割断，松江历来就被看成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
松江自古为“文秀之乡”，是江南著名书画艺术文化名城。三国魏晋时期的陆机，誉为中国古代名人书法第一家；元代曾寓居松江的赵孟为楷书四大家之一；后有杨维桢的“铁崖体”，沈度、沈粲兄弟的“台阁体”，徐霖的“篆体”并称雄于世；明季董其昌的“董书”与画名震天下。与顾绣同期活跃于明季后叶的松江画派，以董其昌为领军人物，集合着“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的实力，这一批士大夫或隐逸文人，注重摹仿古人，追求以画托情，简言之，即把绘画看成纯粹个人情感的寄托。松江画派将文人画推向中国画坛最高峰，纵横数百年，构成了松江的地域文化精髓，对后世乃至海上画派的形成影响深远。
顾氏家族男子与松江文化名人们交往甚密。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与董其昌时有诗文往来；韩希孟丈夫顾寿潜为董其昌弟子，韩氏亦师从学画，董其昌云“韩媛之绣……山水师予，而人物花卉尤擅……”，即表明了这层师承关系。顾绣深受松江画派熏陶，可谓没有松江文化就没有顾绣。
明代顾绣现存传世最早的作品，公认出于缪氏之手的《东山图》，即有董其昌题款，时为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董其昌76岁，距其卒世仅5年）。后董其昌又分别于崇桢七年、崇桢九年两次为韩希孟题款。董其昌官居礼部尚书，何以竟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三次为顾绣题款？中国最古老的史藉、十三经之一《尚书》，即有“舜始作绣”的记载，史称“十二衮服”，蒙着浓重的庙堂色彩，向来崇尚庙堂文化的士大夫文人自然都视为正统；其次，顾绣名绣实画，符合士大夫文人以“琴棋诗画”修心养性的礼教观念；顾绣又与松江画派主张师古的画理画风相吻合，被松江画派视为是松江文人画的延伸，韩希孟的艺术成就使他推崇备至，董其昌才欣然命笔：“绣彩绚丽，良丝点染，精工夺巧，同侪不能望其项背……君子观此册，有过于黄荃父子之写生。望之似书画，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人巧极天功，奇矣！”
董其昌不仅是“画绣”的倡导者，还是实践的指导者。不言而喻，顾绣搏动着松江历史文化的“人脉”与“文脉”，是民间刺绣术与士大夫文化联姻的产物。
四、顾绣的历史作用和主要价值
顾绣的精髓不仅在擘丝、配色、针法三绝，更在理念与文化价值上对传统的超越。
（一）顾绣的历史作用表现于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刺绣术绵延至明代，集针法之大成，擘丝染线工艺大体成熟，发绣等特殊技艺亦已产生，但顾绣先开融画理入绣之风气，又提倡仿古人、制造化（自然）的艺术趣向，“不是写生画，胜似写生画。”
其二，顾绣之前数千年，针刺绣品一直停滞于君权等级标志、宗教用品、日用工艺的功能层面，顾绣却真正转化为纯观赏性艺术品，拓展了刺绣术的应用领域。
其三、历朝对刺绣者个人素质并不强调，顾绣则凝聚了绣家的学向、修养、以及对绣品所怀有的高尚情趣，后世重视刺绣者艺术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也自顾绣始。
其四、绣制者对刺绣虔敬痴迷，大寒大暑不绣、阴晦天气不绣、风雨时不绣；要拣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之时，掂香祝告后方动针开绣，类似于举子下场、官员拜印等相关文化仪式，成为顾绣文化的内涵之一。丁佩《绣谱•择地》对刺绣环境提出“闲、静、明、洁”的要求，更把这一内涵理论化，所反映的都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其五，韩希孟丈夫顾寿潜曾于崇祯甲戌仲冬（1634年），记述妻子的创作过程：“……廿年来，海内所以珍袭吾家绣迹者，侔于鸡林价重，而赝鼎余光，犹堪令百里地无寒女之叹。”文中“廿年来”三字表明早于20年前的公元1614年，顾绣已经形成――时为明万历年间。假设韩氏18岁出阁，婚后立即从事顾绣活动，此时该38岁，已半老徐娘，为顾绣付出了半生心血。然“海内珍袭、百里仿效”八字，则描绘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刺绣业都伴随顾绣进步繁荣的情景，此乃顾绣对中华刺绣事业的贡献。
综观世界优秀民间工艺的现状，一是消亡失传；二是迎合市场变成商品；三是维护历史原貌，继承传统工艺制作特色。松江顾绣属于第三种情况。
（二）松江顾绣的历史价值在于：
1、与明代顾绣一脉相承，延续了传承香火，使上海本土的珍贵民间手工技艺得以重新恢复。顾绣包含江南民间刺绣术和士大夫文化两大内涵。赋予顾绣艺术灵魂的是松江画派文人画画理。董其昌和戴明教乃联结松江与顾绣的两条文化钮结，任何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顾绣与松江的地域渊源关系。
2、顾绣先后曾有多种别名，“韩媛绣”、“韩氏女红”以作者视角得之，“写生绣”为揄扬技法而生，“露香园顾绣”则从园林得名，唯有“画绣”是顾绣特征最准确的概括，继承顾绣的“画绣”定位，保持“画绣”典雅古朴的风格神韵，即维护了顾绣的精髓。
3、坚持以手工绣艺绘制，不迎合时尚商品潮流，不盲从规模化、程式化，并形成了适应“画绣”需求的工艺制作标准，维护了民间手工技艺的原生面貌，使绣艺获得恒久的生命。
4、坚持追求完美的创作态度，艺师艺龄受视力影响，创作高峰时段平均在20―60岁之间，每人毕生只能绣几十幅，当代国际上也只有少数杰出艺人能够如此。
5、明代顾绣没有留下任何理论或技术著作，但松江顾绣艺师有自己的著述，尤其涉及“画绣”的“画”与“绣”、绣工与画师关系的阐述，是研究顾绣的重要资料，丰富了松江顾绣的理论和实践。
6、历代传人寥寥可数，但松江顾绣30年来传人谱系已达20余人，超过历史增长比例；新一代绣工接受现代专门艺术教育，为进一步复兴顾绣提供了人才和素质准备。
7、松江是顾绣的生产中心和传承地；尤其是在当代，松江在顾绣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画家于兵
1964年，于兵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在于兵8个月大时，因患肺炎，用药不慎，致使双耳失聪。当时于兵的父亲在“蹲牛棚”，于兵的失聪对于这个本已不幸的家庭可谓是雪上加霜。可是，多舛的命运吓不倒倔强的灵魂，奔放的生命总能找到黑暗的出口：白山黑水的秀美，刺激着他较常人更加敏锐的视觉；冰封雪飘的壮丽，一扫他胸口的郁闷――在父母的鼓励下，于兵拿起了画笔，发誓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1987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首次招收美术生。经过层层选拔，于兵考入美术系，主修国画专业。聋人学画，谈何容易？且不说失去听觉的于兵无法像健全人一样听课，老师教授的手法、技巧，他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揣摩，就是旁人那轻蔑的眼神、歧视的举动，也曾让于兵苦恼了很久很久。要强的于兵没有退缩，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刻苦钻研，把所有的冷嘲热讽，转化为学习的无穷动力。1990年，于兵“顺利”地毕业，开始了他的艺术之旅。
于兵的绘画作品多数表现北国风光，尤以画雪景见长。十几年来，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各类大型美术作品展并多次获奖。其中：在2000年首届世界华人艺术作品展中，于兵作品――《雪野嬉戏》获绘画类铜奖，并获得“世界华人艺术家”荣誉称号；《长白胜境》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绘画作品展优秀奖；《雪山深处有人家》在2001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大展上获优秀作品奖；《情系长白》获第五届当代中国山水画大展优秀作品奖，并荣获“优秀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突出的业绩为于兵带来了“吉林省自强模范”“长春市残疾人自强模范”“残疾人自强十佳个人”等诸多荣誉，业已成为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的于兵却没有自满：“艺术是无止境的，永远没有顶峰。”自嘲“艺术创作道路还算顺利”的于兵，每每遇到创作的瓶颈，都会虚心地请教老师，吸取同行的优点。“小有所成”的于兵一刻不敢懈怠，他深知残疾人创作艺术之不易，也坚信残疾人与健全人一样，可以拥有美，创造美！于兵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源动力，缘于他心底最质朴的愿望：“残疾人追求美，没有错！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对美的向往与探索！”
政协委员于兵
2003年，于兵第一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聋人政协委员。今年，于兵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能够连任“政协委员”，于兵感慨颇多：“作为一名残疾人，能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体现。我深感光荣也颇有压力。我的身后，是全国8000多万残疾人朋友，我要代表全国残疾人朋友积极地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谈及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于兵兴奋地说道：“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在残联的努力下，残疾人保障法的修订、残疾人国际公约的签署、残疾人就业条例的执行，在法律上保障了残疾人的根本利益，我们倍感鼓舞。我国残疾人事业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与长足发展，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民主、人道、和谐。”于兵也冷静地看到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不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残疾人的生活、教育、就业等现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需要我们更加地努力，去改变、去弥补。”
于兵说到了，也做到了：会前，他用100多天的时间下到基层，听取广大残疾人朋友们的心声、建议；会上，他通过手语，积极地“发言”，传达着残疾人的需求与渴望；会下，他热情地与各领域的委员们交流，使他们更加了解残疾人。“人民群众选了我，是对我的充分信任，我不能辱没他们的期望！”在本次政协会议上，于兵提交的6份提案中，很大一部分代表了残疾人朋友的心愿：
聋人信息无障碍
“目前我国的聋人信息无障碍建设发展不足。我认为，聋人信息无障碍建设，有两方面：一是规范手语，提高手语翻译的整体素质，这是聋人了解社会、与他人交流的重要方式，目前我们做得还不够。二是公共设施、电视节目的文字提醒。公共设施增加醒目的文字提示或者滚动标识，会为聋人朋友带来更大的便利，也避免了健全人与聋人之间许多不必要的矛盾；电视节目搭配字幕与手语翻译，会让聋人更好地了解、接收各种信息。”
制定残疾儿童特殊保险条例
“许多儿童在健全时期参保的险种，残疾后得不到保障，即‘失保’。这对残疾儿童是个很大的利益损害，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是空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
残疾人专用器材减免税
“像人工耳蜗等残疾人专用器材，普遍价格昂贵。对普通残疾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负担，我建议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免生产残疾人专用器材厂家的税收，降低器材成本，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用得起这些器材。”
规范体育项目标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马上就要召开了，但有些体育项目的标志、名称等不是很统一。我建议尽快统一标识，这样可以方便聋人朋友更好地参与和体会奥运会、残奥会。”
于兵用手语真诚地“说”道：“每次会议上，当我‘发言’时，其他委员都非常认真地‘听取’我的建议，与我认真地交流，严谨地探讨我的提案；会后，许多委员都向我表达他们对残疾人事业的理解与支持，我很受鼓舞，也很感动。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界人士的关怀下，在残联的带动下，我们国家的残疾人事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性情于兵
于兵的名片很特殊：在名片正面是于兵的信息，名片的背面却印着另外一个人的信息。于兵的发言很特殊：每次参会，他身边总有一个人陪同。会上发言时，于兵有力地打着手语，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边盯着于兵的手，边向其他人做着翻译。这个人，就是咸树立，于兵的手语翻译。咸树立是长春市聋哑学校的老师，连续5年为于兵提供手语翻译服务。二人配合起来轻车熟路、默契有加，咸老师快速地领会、准确地表达，为于兵带来非常大的帮助。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两个人，每每出席会议，都 殊不知，咸老师初与于兵搭档时，由于彼此的不了解，也闹过许多的不愉快。“我们产生矛盾快，化解矛盾更快。”咸老师笑着说道：“于委员是个很‘直’的人，有时候‘言辞’会比较激烈，但我能理解。我们经常推心置腹地探讨问题，是谁的错误，谁立刻改正。”于兵也颇有感触地“说”道：“有时候，由于我听不见，表达不够准确，会与咸老师产生一些误会。但我们总能用最快的时间达成一致，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挚爱女红
刺绣是用绣针引彩线，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艺术，古时称为针绣。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实，刺绣在中国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的用途主要包括生活装饰和艺术装饰。
中国的刺绣主要有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和广东的粤绣(广绣)。除此四大名绣之外，还有北京的京绣、温州的瓯绣、开封的汴绣、上海的顾绣和苗族的苗绣。各种刺绣的产地不同，风格也别有差异，其中代表性最强的属苏绣和湘绣。
除了中国，朝鲜在刺绣工艺上也颇有建树。朝鲜的刺绣多会选择比较写实的主题。在朝鲜的刺绣精品中有不少经典的动物形象，其逼真程度堪称一绝，意境展示也十分令人陶醉。
精雅苏绣
苏绣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宋代以后，苏州刺绣之技便十分兴盛，工艺也日臻成熟。农村“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城内还出现了绣线巷、滚绣坊、锦绣坊、绣花弄等坊巷，可见苏州刺绣之兴盛。当时不仅有以刺绣为生的，富家闺秀也往往以此消遣时日、陶冶性情，所谓“民间绣”、“闺阁绣”、“宫廷绣”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清代苏绣更是盛况空前，苏州甚至被称为“绣市”而扬名四海。当时针法之多，应用之广，莫不超过前朝，加上宫廷的大量需要，豪华富丽的绣品层出不穷。后来，苏绣吸收上海“顾绣”以及西洋画的特点，创造出了光线明暗对比强烈、富有立体感的刺绣风格。
苏绣取材广泛，有花卉、动物、人物、山水、书法等。绣品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风格独特，地方特色浓郁。绣技具有“平、齐、细、密、和、光、顺、匀”的特点。“平”指绣面平展；“齐”指图案边缘齐整；“细”指用针细巧，绣线精细；“密”指线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和”指设色适宜；“光”指光彩夺目，色泽鲜明；“顺”指丝理圆转自如；“匀”指线条精细均匀，疏密一致。苏绣绣品具有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具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之态的艺术特点。苏绣的双面绣、仿画绣、写真绣、乱针绣都是名满天下的。其中以“双面绣”作品最为精美。
一代卓越的画绣艺术大师任嘒闲的虚实乱针绣绣品《白狗》极具美感，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比之油画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另一幅乱针绣绣品《小狗》中的那只吐着舌头的小狗，神情活泼、生动自然，恰如一幅水粉画。
作为苏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周爱珍，她将绘画艺术与刺绣相结合，使得其刺绣作品的设计创作更具画面感及艺术感染力。她的绣品《小白狗》中所绣的小狗形态逼真，神情活泼自然。
豪放湘绣
湘绣十分注重刻画物象的外形和内质，即使一鳞一爪、一瓣一叶之微也一丝不苟。湘绣将中国画的许多优良传统移植到绣品上，巧妙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书法等各种艺术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湘绣追求中国画效果的风格。湘绣绣品在创作之初会以基础� 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的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出七十多种针法。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凭借着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更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
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彩，构图章法严谨、色彩鲜明、质感强烈，所绣之物形象生动逼真、形神兼备。绣品既有名贵的艺术欣赏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主要品种有单面绣、双面绣、条屏、屏风、画片、被面、枕套、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各种绣衣以及宫廷扇、绣花鞋、手帕、围巾等各种生活日用品。每个品种或绣以风景，或为花鸟、动物走兽、人物肖像等图。
湘绣中以狗为题材的绣品不乏有精品，所运用到的针法主要有散套、施针、虚实针、乱针和鬅毛针。散套是目前刺绣中最常用的，也是运用得最广泛的针法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是等长线条，参差排列，皮皮相迭，针针相嵌，由于线条的组织形式比较灵活，丝理转折自如，镶色浑厚和顺，绣面细腻平服，因此能够细致地表现花草，翎毛等的生动姿态；施针是绣制人像、动物、飞禽等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稀针分层逐步加密，便于镶色，丝理转折自然，线条组织灵活；虚实针由虚虚实实的线条组成，线条短长参差，由粗到细，排列是由稀到密，针脚亦逐步由长到短；乱针则是利用长短参差的直斜、横斜线条交叉掺合而成，能一次、再次地掺色，由于线条组织成交又形，乱中有律，因而在掺合后，仍能保留多种色线的固有色，色彩掺和的次数不拘，直至光、色、形都符合要求为止；筋毛针主要用于绣猫科动物的毛，绣出来的线能使人感到这种线就像直毛一样，一头长进肉里，一头胡了起来，绣成后，具有生动的质感，极赋艺术感染力。
民族风情绣
朝鲜民族有着精湛的刺绣工艺。在民间，人们常以针线手艺的高低来衡量一个女子的心境，富贵的大家闺秀们则以超众的刺绣向人们展示她们的聪慧和品德。事实上，刺绣的确是一门极修身养性的艺术，相比容易心浮气躁的男人来说，女子的细腻、耐心更能将刺绣工艺发挥到极致。在一针一线的穿引中，不仅需要讲究手法，更要明确落针的位置。
朝鲜绣艺多以人物、肖像、风景、动物、花鸟等见长，刺绣以其细腻的针法，逼真的画面效果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绣师以数十种绣艺技法展现了一幅幅生动、优美、颇具民族风情的作品，使绣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正所谓，民族的便是世界的，朝鲜刺绣有堪比朝鲜油画的写实之风，展现了精湛的刺绣功底，反应出朝鲜人民细腻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感激之情。
朝鲜刺绣家金清姬的刺绣作品《两只小狗》清秀雅丽，颇具田园风格，所绣小狗完全具备了天然呆的神情，在鲜花的衬托，更显娇弱、懵懂。
鲁绣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鲁国，那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中的“鲁缟”就是今天鲁绣的远祖。
当年，徐秀玲绣制她的代表作《鹊华秋色》就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几年才出一件作品，短期内根本见不到效益，自然就不会有人愿意来学了”。
在中国的刺绣行业中，鲁绣的声名如雷贯耳，它开创的发丝绣工艺，直到今天也是其他绣种难以超越的高峰。
顾名思义，“发丝绣”就是选取人的头发，染色后与丝线掺杂入绣。正是这种工艺技法，使鲁绣成品拥有了与中国山水画相仿的水墨韵味，飘逸中又透着端庄、凝重。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鲁绣逐渐从民间绣、实用绣转为宫廷绣、观赏绣，成为“阳春白雪”般的高贵绣品。
由于长期与外部市场脱节，鲁绣在今天遭遇了困境：作品稀少、社会知名度低、技艺传承后继乏人……也许短短几十年后，人们就只能在博物馆中欣赏鲁绣的风姿了。
发丝入绣与“翻版山水画”
“这明明就是国画，怎么会是刺绣？”初次见到鲁绣的人，大多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幅幅鲁绣作品，即使凑近了也看不出针脚和丝线的痕迹。这时，“眼拙”的外行人只有用手背在绣品上轻轻摩挲，那种丝绸特有的冰凉、光滑顿时沁入肌理——“没错！这还真是刺绣！”
“苏绣、湘绣、蜀绣这些绣品看起来都差不多，很多人都分不出来，但是鲁绣不会，如果一幅绣品你乍看觉得跟国画一样，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绣品，那它肯定就是鲁绣”，一位鲁绣行家向人们介绍了一种辨识鲁绣的简单方法。
能和国画“以假乱真”，鲁绣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以针，以线作色”是所有中国刺绣的特点，可对于鲁绣而言，“以线作色”可就要复杂得多，它使用的线有两种，一是普通丝线，二就是人的头发，绣品最后呈现出的逼真色彩都是用彩色丝线和头发丝结合绣出的。在制作鲁绣时，头发要通过特殊的工艺染成不同的颜色，而丝线则要劈成32股才能使用。如此一针一针绣制而成，纹理几乎很难被肉眼捕捉，这也使得鲁绣的气质像传统国画一样淡雅。
鲁绣使用头发入绣，这种工艺特点在一些南方绣（如粤绣）上也可以看到。但南方绣比较取巧，一般都会先将底色压印在绣版上，再使用发丝点缀图案。而鲁绣则不同，整幅绣品，从底色到图案全都会用发丝入绣，正因为加入了大量头发，鲁绣作品不像一般绣品那样光亮，却带有特殊的哑光效果，极具水墨画韵味。我国发现最早的发丝鲁绣作品是南宋晚期的《东方朔像》，非常珍贵，但已流失海外，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根据文献记载，鲁绣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鲁国，那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中的“鲁缟”就是今天鲁绣的远祖。当年鲁国所在的地区是华夏文明最早繁荣地之一，因此，鲁绣植根沃土，传播很快，古代河南、安徽、河北等地的刺绣，大多都曾受到鲁绣的影响。到了唐代，鲁绣艺人别出心裁，使用发丝入绣，创造了延续至今的独特风格。
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更是珍视，甚至有“割发代首”之说，那他们怎么又会剪下头发，用在这“不相干”的刺绣上呢？这就要从它最早的用途说起。
鲁绣发展到发丝绣后，应用的范围就从日常用品向祭祀用品过渡，为了彰显孝道，很多孝子贤孙纷纷“剪发入绣”，制成绣品祭祀祖先。后来，随着祭祀的范围扩大——从祖先到神明，再到山川河岳，鲁绣都成为不可或缺的祭祀物品。尽管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传世的鲁绣祭品，但由于唐朝对外交往频繁，丝绸、刺绣出口很多，说不定就有某件鲁绣在海外遗存至今，等待着人们发现。
鲁绣艺术的危急时刻
制作鲁绣需要极其精湛的技艺，就拿劈丝来说，苏绣一般是将绣花线劈成5股，鲁绣却要32股；鲁绣针脚很小，每个阵脚间隙不超过1毫米。要想完整掌握鲁绣技艺，里面耗费的功夫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此，鲁绣技师的淘汰率就非常高，百来个人同时学绣，最终出师的不过寥寥数人。技术的高难度，也造成了鲁绣推广上的困难。
在现今一些鲁绣大师的记忆中，鲁绣似乎就从来没有“人丁兴旺”过——“做鲁绣的人解放前就不多，现在则更少”，最近十年，鲁绣大师徐秀玲曾先后带过30多个徒弟，其中大多数人都半途而废了。
“鲁绣发丝绣属于全手工操作，生产周期较长，很难实现规模化生产，这也使得它很难像苏绣等其他绣种一样，铺天盖地涌入市场。一幅作品怎么也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价格高不说，真赶上人家想要的，太仓促了也做不出来”，当年，徐秀玲绣制她的代表作《鹊华秋色》就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几年才出一件作品，短期内根本见不到效益，自然就不会有人愿意来学了”。
鲁绣之所以会在今天遭遇困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熟悉市场，长期与市场脱节。尤其是在解放以后，国家对鲁绣采取的是“订货—生产”，也就是包产包销的模式。很多代表性的鲁绣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比如1959年绣制的大型六扇屏《百蝶图》、《百菊图》就是由人民大会堂定制，在人民大会堂陈列了18年；1964年绣成的大幅手书《采桑子？重阳》也是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山东厅；1965年，由32名绣工合作、运用了70多种针法、耗时6000个工时绣制而成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同属中央订货，完成后直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