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吴天一事迹（精选29篇）
他是野外调查的“特种兵”，是征服高峰的“攀登者”，他更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他就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胸前佩戴着“七一勋章”的长者，曾经的风华正茂蜕变为如今的淡定从容。从医一甲子，吴天一始终践行着党和国家交付的重托。
上世纪50年代末，响应祖国支边号召，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之列。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然而随着缺氧、乏力、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有的人患了严重疾病，甚至牺牲了生命。
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经长期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要开发、建设世界屋脊，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自此，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
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更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吴天一一面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自身的高山反应，一面频繁出入高寒地带，住帐篷、吃冰馍、吞雪水，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生命禁区”都成了“钻死神空子”的人。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还有一次车祸，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吴天一不以为然。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__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__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队员们说，吴天一在高寒地带开展科研工作的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曾令外国专家钦佩不已。
那是1990年夏，中外科学家携手组建“阿尼玛卿雪山联合登山队”。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位于青海南部，以其海拔高、地形复杂、气温低、风力大、紫外线照射强，气候多变等特点，为高山环境生理研究提供了完备条件。此次登山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人在徒步急进登山状态下的复合反应。
在海拔5000米进行高山生理实验10天后，外方医疗队员因为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下了脚步。而同样出现高原反应的12名中方队员，在队长吴天一的率领下却一直攀登至5600米高度，并建立了实验站，完成了一周的科学考察。此次考察结果———《人在特高海拔的生理研究》论文在国际高原医学界引起轰动，为我国赢得一项特别贡献奖。
在高原医学研究中，吴天一不仅是勇者，更是一位智者。他极富语言天赋，精通英语、俄语，且与藏胞交谈不用翻译。陪同外宾访问时，他地道的英语令美国科技参赞惊诧不已。
掌握多种语言，赋予他登上世界舞台的阶梯。他第一个向世人介绍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将险境中求得的数以万计的科学数据，撰写成100多篇论文。其中，《我国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最佳高原适应性》一文，荣获世界高原医学界认可。《高原病命名与分型》等论文被国际低氧学术研讨会多次引用，并收录于国际科技资料数据库。
年过八旬的吴天一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他直言，高原医学研究的“无限风光”在崇山峻岭之间，只要事业需要，他将随时背起行囊奔赴险峰。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__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在顾诵芬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的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提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很苦，他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问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
顾诵芬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吴天一生于新疆。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一员，吴天一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军一期学习。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为抗美援朝培养军医，吴天一即隶属于该校的军一期。在校期间，吴天一成绩优异。军一期的学生需要修习38门考试课程，吴天一有27门课程获得了满分。毕业后，吴天一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疆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妻子一同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青藏高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起，投入到建设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初至青海，他就发现身边的同志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不适症，心慌、头痛、胸闷等症状频繁发生，甚至有人因此献出生命。作为一名医生，年轻的吴天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定要攻克“高原病”!
当时，中国的“高原病”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吴天一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处境。青海的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足，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临床资料，他几乎全年都在第一线开展工作，从高山到冰川，从雪原到草地，双脚踏过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与生活、工作在高原各处的人们深入接触。而这一做，就是60多年。除了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还要面临生命的危险。在高原上的60多年里，他曾多次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发生过骨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耳鼓膜曾被击穿，40多岁时就得了白内障。但这些危险和困难，全都吓不倒他。1990年，年已55岁的吴天一组织了国内第一支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用45天时间，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位置建立了高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使他们获得了大量人在特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生理和急性高山病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曾到安第斯山、洛矶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等地进行长期探索和综合考察。
60多年里，吴天一从昔日的青年医生，变成了如今的耄耋老者。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凭借着大无畏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吴天一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高原医学领域屡立功劳，使中国的高原医学研究走到了世界前列。他是我国报告高原肺水肿、成人高原性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第一人，创建了我国首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通过对青藏高原上各型急、慢性高原病进行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学的系统研究，吴天一及其团队建立了一套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该标准先后通过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最终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这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为全世界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于20__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除此之外，在高原低氧适应生理学研究领域，吴天一也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对青藏高原世居藏族和移居汉族在不同海拔(20__、3000、4000、5000米)的高原现场和模拟高原低压舱内进行静息和运动负荷下的对比，吴天一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提出了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并于20__年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迄今为止，吴天一共主持和参与国家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课题数十个，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和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5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19项。
廖俊波，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福建浦城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
廖俊波出身普通家庭，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乡镇干部，在县乡两级做过主要领导，在政和县工作的几年，始终牵挂群众，惦记着群众的冷暖安危，他把群众当亲人，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廖俊波经历的岗位，都是“背石头上山”的重活累活，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但他始终把工作当事业干，乐在其中。离开政和时，全县财政总收入翻了两倍多，连续3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实现了贫困县脱胎换骨的蜕变。
面对经济发展长期全省倒数第一的政和县，廖俊波不打退堂鼓，不当太平官，把担当放在首位，率领全县党员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勤奋、实干、严谨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画卷，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
20__年3月18日傍晚，廖俊波出差途中因公殉职，年仅49岁。20__年6月6日，中共中央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日，中宣部追授廖俊波\"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廖俊波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1月9日，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奖项。
廖俊波把“肝胆干事、干净做人”作为座右铭。只要“朋友关系”、不要“利益关系”，是他做人和交友的原则。他到武夷新区任职后公开表态：“谁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工程，你们要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生活中，他始终廉洁自守，加班熬夜是常态，却从不给自己开小灶。他十分注重家风家教，爱人工作27年，至今仍然在教学第一线。一家人都住在普通居民楼里，家中装修简朴、陈设简单。同事朋友们都说，他浑身阳光、清澈透亮，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刘伯明家中兄妹6人，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改变命运，唯有苦读。高中时刘伯明就读的学校，距离家有9公里。他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走读。
黑龙江的冬天格外长也特别冷，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骑车非常困难，刘伯明经常是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艰难求学路，成了他的训练场，磨砺了他顽强的性格。
1985年3月，空军到刘伯明就读的依安县一中招飞。全县仅刘伯明入选。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某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
13年后，他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
无论当飞行员还是航天员，凡是动脑筋的事刘伯明都爱“掺和”。进入航天员队伍后，刘伯明曾因流利回答一名教官10个刁钻的专业问题，从此被这名教官“免提”，并获得了“小诸葛”的绰号。
在神舟五号任务中，杨利伟一飞冲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没被选入任务梯队的刘伯明，为了弥补差距，把进入航天员大队以来所有的专业书籍都找出来，进行复习回顾、系统梳理，写下了六七十万字的心得体会，为后续飞行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0__年，入选神舟六号飞行任务备份乘组的刘伯明，再次与飞天擦肩而过。
“代表祖国出征太空，光荣的背后一定是汗水浇灌的‘长征路’。”刘伯明说，“只有认真总结提高，更加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才能早日圆梦。”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广为流传的名言，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体现。一个运动员的成就，不仅仅是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还在于是否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是否做到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我崇拜的奥运英雄苏炳添就是这样的选手，也许他与金牌无缘，但创造的历史值得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铭记。
苏炳添，1989年8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暨南大学20__级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中国男子短跑名将。
20__年2月6日，苏炳添以6秒43夺得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米冠军，并刷新亚洲纪录。之后苏炳添多次比赛中都成为百米大赛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苏炳添也着实让世界短跑名将博尔特惊讶到了，博尔特可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飞人，连续三届拿到奥运百米金牌。可是博尔特也被苏炳添惊到了：没有想到站在身边的小伙子居然反应这么的快，起跑的那一瞬间让他不知所措。
博尔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枪声一响，我身边的小伙子就飞奔出去，我有点不知所措，结果就失足了。”他对于苏炳添的实力也是非常的认可，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后面才会拼命追赶上去。
能进入百米决赛是每个亚洲人都不敢幻想的奢望，只有跑进10秒才有希望。为此，苏炳添20__年底，选择了一个比较大风险的决定：就是把起跑脚换了。为什么要换?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新的节奏，这样的话在100米才可能会有一个突破。
而做这个改变和选择太难了，改变之前问了很多的专家：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可能很难突破10秒，参考了刘翔的“八改七”，所以苏炳添最后狠下心来做出了这个改变。就像刚开始是用右手吃饭，突然间变左手，你夹都夹不到，怎么不难呢?苏炳添刚开始，连起跑怎么发力都完全不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三组对决过后，中国“飞人”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成功入围男子100米决赛，也成为首位闯进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而在奥运赛场上，9秒83也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成绩。20__年里约奥运会，博尔特夺取金牌的成绩是9秒81，苏炳添只比博尔特仅仅慢了0.02秒。32岁的中国飞人苏炳添通过多年以来的努力，终于站在了100米跑道上面。
苏炳添一战打破了三个纪录：
首先，新中国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现在37年的历史上，首次有中国男性运动员打进到100米决赛的赛场，绝无仅有，这个意义不亚于当年刘翔闯进奥运会决赛并且夺冠。
第二，在1932年的奥运会上，曾经有一位日本运动员打进到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决赛圈，但他不是第一名，而且那个时候是用手计时的时代，跟电子技术时代差的还比较多。
第三，亚洲国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也就是第2届奥运会上，到现在121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亚洲运动员以100米半决赛第1名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最顶级的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属于伟大的中国，也属于亚洲。年过30的苏炳添，靠着顽强的自律，靠着超强的意志品质，成功的打进到了100米的决赛当中，为全亚洲人长脸。就连中国田径名将刘翔在微博上也发文祝贺苏炳添：“封神!9秒83!!!”
此前展望半决赛时，苏炳添强调，半决赛就是自己的决赛：“对我来说，能够进入决赛就算完成任务。如果能够突破10秒大关，进决赛应该没问题。”
看了比赛，真是激动得哭了!太不容易了!简直是一战封神!正像刘翔所赞扬的那样，这是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这也是亚洲奇迹和亚洲速度!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每一次踏上赛场，苏炳添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件事：竭尽全力跑出“中国速度”，为祖国添彩!能打破亚洲纪录，打破黄种人的极限，站在东京奥运百米决赛的跑道上，所有的梦想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现实!
有这样一位英雄的老战士，他的名字叫朱彦夫，被誉为活着的“中国保尔·柯察金”。他的传奇和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
朱彦夫出生于1933年7月，祖籍山东沂蒙山区。他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不久，就赶上了两场著名的大仗——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战斗近百次，多次负伤，3次立功。
1950年12月，在朝鲜长津湖争夺250高地的战斗中，朱彦夫所在的连队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两个营进行着殊死战斗。敌人每天在阵地上抛下数百颗炸弹，山头被削去几十厘米，捧一把地上的土就有十几块小弹片。在反反复复的阵地争夺中，全连的战友相继牺牲，250高地上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朱彦夫一人。
对敌人的再次冲锋，朱彦夫把三挺机枪压满子弹，不停地换位射击，死守阵地。而就在朱彦夫再一次给机枪上子弹时，眼前突然飞来几颗手榴弹。他迅速抓起一颗扔向敌人，又抓起另一颗刚扔出手，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眼前一道火光，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钻心的疼痛将朱彦夫从昏迷中唤醒，身体已经被厚厚的雪花覆盖，他想大声喊，但喊不出声;想伸开手，手指早已被冻坏。他一次次用冰冷的拳头搓揉双眼和脸部，想把沾在脸上的冰凉的东西去掉，但拳头不听使唤，又饥又渴之下，他索性将这个异物吞下，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被手榴弹炸出来的自己的左眼球。
出于对生命的本能渴望，朱彦夫咬紧牙关，开始在冰冷的雪地上艰难地挪动躯体向前爬行。不知爬了多久，昏迷了多少次，朱彦夫终于被两名志愿军战友发现救起，紧急地送往战地救护所救治。
由于朱彦夫的伤势太重，他被辗转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和手术。在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朱彦夫先后进行了47次手术，昏迷了93天，流出体外的肠子被塞了回去，医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朱彦夫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双手和双腿都没有了，痛心至极，满脑子都是轻生的念头。想饿死，但护理人员按时往他嘴里喂食物;想跳楼，但没有手脚连窗台都爬不上去;想吃安眠药睡过去，好不容易攒起8片安眠药，吃下去却没能把自己“解决”掉。朱彦夫自杀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还是医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朱彦夫：“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千难万难，硬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不珍惜?”从此，朱彦夫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严酷的现实是，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全部截去，双臂手腕以下被锯掉，左眼成了空洞，右眼视力也下降到0.3。一个没有四肢、没有左眼的特等伤残军人，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啊!
虽然国家对像朱彦夫这样的特等伤残军人有切实的优待和抚恤保障，但朱彦夫认为自己“无手无脚仍是军人”，他不甘于成为一个躺在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废人。1956年，他放弃在条件优越的医院疗养康复，毅然回到了故乡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
回到家后，他开始练习自己吃饭、喝水、大小便，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慢慢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理，并尽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期间，他还遇到了陪伴自己一生的好妻子__。
为了实现教乡亲们学文化的目标，朱彦夫腾出自家的一间堂屋，用母亲做寿材的木板做成书架，买了200多本书，建起了全村第一个图书室。随后，朱彦夫又张罗着办起了张家泉村第一所夜校，夜里常常要艰难地走1公里多的山路给村民上课。夜黑路滑，健全的人走起来都费劲，没手没脚的朱彦夫不知在夜间跌倒了多少回。
1957年，朱彦夫被全村的8名党员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开始带领张家泉村的村民们砌石垒堰、改天换地，在山坡上开出了80多亩“大寨田”，治理了3条大山沟，为村里新增200多亩良田。
1960年开始，朱彦夫带着乡亲们翻山越岭打了9口水井，并在村里打了3口用于灌溉的大眼井。他自己绘制图纸，带领大家修建起了1500米长的灌溉渠。同时，又成立了村林业队，建起40亩苹果园、10万株的花椒园、2万株的桑树园。如今的村民，单是果树每年就能收入几万元，生活富足，原来贫穷的小山村成了致富模范村。
1982年，一场大病之后，他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朱彦夫自知年事已高，体力不支，主动辞去干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英雄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了另一场战斗。
他让儿女买来笔墨纸张、参考书，说：“我是二十六军的战士，我要替连指导员完成他的遗愿，把战斗经历写下来，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样和敌人殊死搏斗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可以想象，朱彦夫写书有多大困难。残疾的身体让他吃尽了苦头：他用嘴衔笔、双臂抱笔、单臂绑笔，三种方法交替使用。写不了几个字，眼睛就疼得难受。他每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不知多少汗水和血水浸到稿纸上。
另一个拦路虎是文化水平不高，为了写成这本书，他舔烂了4本字典。由于日夜煎熬，他的视力持续下降，原来的伤口发炎，心脏病加重。不论医生怎么劝、家人怎么拦，他始终笔耕不辍。
熬过了严冬，熬过了酷暑，经过7年的努力，1996年7月，朱彦夫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出版发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书名并题词：“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人们说朱彦夫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而迟浩田将军则说，朱彦夫就是活着的“钢铁战士”!
《极限人生》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各地纷纷邀请他去作报告，在淄博市的一场报告会上，朱彦夫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当场晕倒在讲台上。经抢救治疗后，虽然保住了生命，右半身却从此瘫痪，没了知觉。英雄永远是英雄，他硬是撑着病体，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完成了另一部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
朱彦夫先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模范伤残军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用钢铁般的意志书写了自己的“极限人生”。20__年12月12日，朱彦夫家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朱彦夫说，这种荣耀和幸福，他终生难忘!
参加这次飞行的航天员中，有一位新人，叫汤洪波，年仅46岁。
和聂海胜、刘伯明不同，这是他第一次上太空，但为了这次的飞行，他已经准备了十一年。
汤洪波出生在湘潭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小3岁的弟弟。
5岁开始，就跟着父母一起做家务、下田扯草。
10多岁时，汤洪波已是家中插田扮禾的一把好手。
高三那年，他选择了招飞入伍。父母都很支持他。经过考试和身体测试后，汤洪波成功考上了航校。
从航校毕业后，汤洪波直接去了新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儿时的一件趣事：汤洪波十岁的时候看着天上的飞机说，如果长大能当飞行员该多好。
现在看来，他的梦想不但成真了，还超越了!
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汤洪波的飞天梦实现，
在比赛中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奖杯，大大增加了苏炳添的自信心，也让他更执著于短跑这条道路。
但是，教练说苏炳并添没有短跑运动员的天赋。
他个子只有172cm，短跑运动员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当年中国另一飞人刘翔身高在189cm，短跑项目中，个子矮要失去许多先天优势。
再加上我国短跑事业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选择短跑作为终身事业的运动员少之又少，国际短跑赛事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
年轻气盛的苏炳添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短跑运动上创造出奇迹，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苏炳添想去专业的体校进行学习和训练，但他去了几家体校，都因为他个子矮、年龄大被婉拒，现实将他打回原型。
刘翔从七岁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而想入体校的苏炳添，这时已经15岁了。
眼看苏炳添的田径之路就要画上句号，这时候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
中山体校教练宁德宝看中苏炳添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想把他收为麾下弟子。
宁教练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体校的领导，破格把苏炳添招进来，然而，训练刚刚开始不到半月，苏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学时的训练和现在专业体校的训练相比，从运动量、技术上都简单很多。
体校要求学生6点就要起床开始训练，一上午的高强度练习，在中午短暂午休后，下午还要接着练，苏炳添被体校辛苦的训练吓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来父母想要退学，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带回家，宁教练实在舍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苏炳添和他的家人。
苏炳添的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宁教练的态度上，他们觉得是真心为孩子好，于是妈妈许诺给苏炳添100元零花钱，把他留在宁教练身边。
从此，苏炳添如开挂般，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飞人时代”。
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成长，这是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之一，苏炳添也是如此。同是中国短跑队的队友张培萌曾多次击败过苏炳添，比如20_年4月的全国田径大赛上，张培萌打破了苏炳添保持的纪录;同年8月，又在莫斯科田径大奖赛中跑出10秒整的成绩，这一度让苏炳添感到“压力山大”。
但是，苏炳添并没有放弃，而是一如继往的训练，分析技术动作的每个细节，从0.01秒中争取进步。最终在20_年5月31日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中跑出9秒99的成绩，成为亚洲短跑第一人，为黄种人争得了荣誉。
6月23日，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内的训练视频显示，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在节点舱内，进行舱外航天服首套安装与测试、服装尺寸调节等工作，聂海胜在舱内使用训练仿真软件，与操作台配合，进行第一次出舱前活动机械臂操控科目训练。
7月4日，中国空间站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成功出舱，完成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任务。
时隔13年，中国人再一次在太空留下“中国足迹”。
然而，刘伯明在那一次时曾遇到险情，当时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0__年9月25日21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上太空。9月27日，神舟七号出舱任务正准备执行。然而，就在出舱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第一次拉门，翟志刚和刘伯明使出全力，舱门却纹丝未动。第二次拉门，舱门拉出了手掌宽的缝隙，又迅速吸了回去。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如果舱门打不开，神七的核心任务，出舱行走就无法达成。
休息片刻后，刘伯明把一根撬棍递给翟志刚，两人利用杠杆原理艰难地撬开了舱门。就在两人准备出舱时，轨道舱中竟突然响起了火灾报警声。太空中一旦产生火花，轨道舱很可能发生爆炸。
然而太空出舱活动即将展开，无数中国人都在翘首以盼，到底是排除警报，还是继续出舱，航天员们面临艰难抉择。
刘伯明在采访中曾表示：“‘神七’这次任务是什么，就是出舱。只要我们出舱了，这次任务就顺利完成了，至于我们回不回得去，其实个人的生死，跟国家民族大义相比，轻如鸿毛。”按照出舱程序，翟志刚出舱后，首先要取回舱外一块固体材料的试验模块，然后再展示国旗。那天，三名航天员临时决定改变出舱程序——首先展示五星红旗。
“我们执行任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出舱，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证明我们来到了太空。”刘伯明说，“展示五星红旗，就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聂海胜，男，汉族，籍贯湖北枣阳，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64年9月出生，1983年6月入伍，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__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现为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司令部领航主任，安全飞行148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年1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__年9月，入选神舟五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20__年10月，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20__年5月，入选神舟七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20__年3月，入选神舟九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20__年6月，执行神舟十号飞行任务，担任指令长，同年7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二级航天功勋奖章”。20__年12月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担任指令长。
顾诵芬首次参与设计的机型，是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
喷气飞机的特点是要用两侧进气，让出机头来放雷达。顾诵芬负责气动布局设计任务。然而，这对于学习螺旋桨飞机的顾诵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时，顾诵芬最担心的是两侧进气道。一旦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一边进气，一边排气，飞机发动机就没有推力。如何验证，顾诵芬和同事费尽了脑筋。
他回忆道：“我们用医务所的废针管，把它不锈钢的很细的头焊在铜管上接出来做成一排，然后外面用薄铁皮做个整流罩。那时候也没有好的风洞，就到哈尔滨军事工程院那个一米五口径的小风洞里去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拿下了这个实验。”
1958年7月26日，历时两年时间的研制，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
“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歼8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好比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
为了查出垂直尾翼气流分离的地方，顾诵芬决定乘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进行观察。
顾诵芬的夫人江泽菲曾和他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对飞机安全的不信任，而是不忍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然而这一次，顾诵芬要登上的还不是民用大飞机，而是风险更高的战斗机!所以他必须瞒着妻子、瞒着家中每一位亲人。顾诵芬本人坦言，当时也来不及想这么多。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却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连续经过三次的上天观察，顾诵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后期的技术研发和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1979年底，歼8正式定型。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军方评价，歼8Ⅱ飞机是当时“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成为当时空海军的核心装备。20__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在歼10研制过程中，顾诵芬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转型评审和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等方面的工作。
与之同时，他敏锐地抓住苏联解体前的机遇，借助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航空科技专家建立起的深厚友情，发起并主持了双方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上百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得到了锻炼，此次活动形成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组建起了我国新一代战机研制的国家队。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走进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的时候，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有人说他不爱国，把他和一系列回国为钱学森、邓稼先工作的科学家相提并论。有人说这是奉承，而更多的人嘲笑它与现任妻子吴帆54年的恋情。其实我觉得当时情况变了，未来不可预测。作为一个在世界科学界被载入史册的科学家，或许养老只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他继续科研的道路，你我或许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我们很难知道各种各样的原因。批评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老人恐怕太草率了。杨振宁不止一次展示了他的爱国主义。他把清华大学给他的百万年薪和出售房产的资金，连同诺贝尔奖的一大部分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支持这里的研究工作。
这样的科学家，他用自己的行为让各种难听的话难以立足。至于他和妻子王女士的感情，恐怕别人没资格评论。他们不容乐观的婚姻，已经走过了13年。不管外界怎么猜测，他们都保持着平淡的幸福。
时至今日，这位90岁的老人依然兴高采烈，与当代年轻人探讨中国教育和未来科学。和老婆谈感情，生活总是很难笑。这种淡而无味的甜味怎么样?为什么不被祝福?正如老阳所说，在如今的思想道德冲突下，这段婚姻可能还是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只要双方真心相爱，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的爱情会成为故事。
我们是听着科学家的故事长大的，恐怕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科学梦。牛顿-爱因斯坦-玛丽·居里，一个又一个顶尖科学家，人尽皆知。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也有一位伟大的世界物理学家。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当代物理学家而感到骄傲，并为他的归来而感到兴奋。
少一些怀疑和无望的指责，多一些理性的评价和对科学的关注，让老阳先生得到了他应得的尊重和公正的评论，也让历史悠久的画家和神仙们少了一些“图灵”的遗憾。
1989年8月，小个子的苏炳添出生于广东中山古镇。父母在家务农，小时候的苏炳添就在泥巴地里乱跑。不过，在苏炳添的家族里，可是有不少出色的运动员。表哥蔡健发比苏炳添大9岁，是中山古镇的百米赛跑冠军，也是苏炳添最早追逐的目标。那时候的苏炳添还是跟着表哥屁股后面，在外公家外面空地四处追逐打闹的。
玩耍打闹，直到上了初中，苏炳添因为阴差阳错的选择，才真正开始练起短跑来。那是在初二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苏炳添被老师要求留下来补课。那时候的每天放学后，老师都会把一些学习不好的孩子留下来进行例行的“留堂补课”。
不想“留堂补课”，苏炳添想方设法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因为每天下午都要定时训练，苏炳添也就可以避免“留堂”。启蒙教练杨永强成为解救苏炳添的“恩人”。杨永强老师透露，当时在上体育课，发现苏炳添爆发力、弹跳力特别好，就有心收下这个孩子，“个头不高的苏炳添跳起来竟然可以摸到篮板，我就留意了下，后来经过观察，发现他弹跳力和爆发力都特别好，所以才把他吸收进了学校的田径训练队。刚开始，我还想让他练跳高呢。”
其实啊，初二时候的苏炳添已经展现出小小的短跑天赋，在他们村里的比赛里，身高只有1米5多的苏炳添已经可以超过很多大孩子，拿到第一名了。刚刚进入田径队，还没有经过什么系统训练，苏炳添在泥巴地里跑都跑得非常快。参加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在跑道上有很多石子上都能跑到11秒多。
终于开始了正规的短跑训练，苏炳添的天赋更是一下子展现出来。有一次苏炳添家聚会，苏炳添问表哥蔡健发100米最好的成绩是多少，蔡健发说11秒多。苏炳添就笑话表哥，“这么慢，我可以跑到11秒以内。”表哥蔡健发根本不信，当即和他打赌，如果苏炳添能够跑进11秒，可以答应苏炳添要求，“要什么就奖励什么。”结果，他们就到附近一个学校测了一把，苏炳添跑出了10秒7，这个速度把当时一旁上课的体育老师都震住了。
不过，真正的体育训练并非那么轻松。苏炳添在20__年代表古镇参加了中山市运动会，被当时中山体校的教练发现，并将苏炳添从乡下中学带到了中山市体校。刚到体校的时候，苏炳添对于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训练并不适应。而且，由于刚到市体校，又没有朋友，苏炳添一个人哭了好多次，甚至一个人3次从体校跑回家。体校教练发现后，就动员杨永强教练再去苏炳添家里做说客，劝说苏炳添回去。
之后随着成绩越来越好，苏炳添在新学校也开始有了新朋友，才慢慢安心下来。20__年，苏炳添代表中山市参加了广东省中学生比赛，暂露头角。于是，苏炳添成为了广东省田径队的一员，真正进入了专业运动员的行列。
即便成为了专业运动员，苏炳添也一度险些放弃。在田径队成绩中游，苏炳添一年之后遭遇成绩瓶颈，甚至还有些下滑，他也一度想过放弃。后来很多人都劝他留下，帮助他坚持渡过瓶颈期。这才有了后来短跑名将袁国强发掘出苏炳添，一路成就中国速度的故事。
陈家顺：“变身”民工的“卧底局长”
【颁奖词】为乡亲卧底，你吃遍所有的苦，为百姓打工，你换来群众最多的甜。你乔装改扮，却藏不住心底最深的惦念;你隐姓埋名，可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为了谁。
【事迹】人物介绍：1968年出生，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为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利益，从20xx年9月起，陈家顺先后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
在很多被陈家顺关照过的农民工眼里，“陈老师”好像什么都不怕。但陈家顺说自己有“软肋”，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说你们干部骗人”。
现年45岁的陈家顺，是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记者在演播室内见到他，腰板挺直，但身材明显单薄，脸上多少看得出知识分子气息。虽然在舞台上尽力放慢步伐，但他仍没法儿掩饰平日走路频率很快的习惯。
几年前，陈家顺被派往浙江义乌，担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麻烦事接踵而来：此前劳务输出由乡镇、村负责宣传动员，但是乡亲出去后常说外面的情况和听到的宣传不一样。陈家顺成了乡亲们的“出气筒”，有打工者甚至想揍他一顿。
陈家顺辗转反侧，问题出哪儿了?为把真实的用工信息传达给乡亲，也为了更好地给乡亲们维权，他下了决心：以一个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求职，实地体验农民工的生活工作。 不曾想，一“卧底”就是好几年。他几次进出工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组装工、装卸工，看过仓库，当过“猪倌”。“你是农民工吗?”他说刚开始“卧底”时，别人常直截了当地问他，因为他的书生气与干活手势，看着十有八九是个“假民工”。去一家养殖场面试时，陈家顺特意摘掉了400多度的近视眼镜，厂方说他不像养猪人，他立马回应“别看我像不像，要看我是不是能干得下来!”
“最受不了难闻的气味，开始两天连饭都吃不下去，直到一周后才基本适应。每天早上起来最辛苦的就是清洗猪舍，刚开始时要花3小时才清洗完，后来熟能生巧，只花1小时就能干完了。”一个月后，陈家顺在重点收集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子女上学等“情报”后辞职，推荐了几位乡亲来这里务工。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行业信息，陈家顺逼着自己快速学习、上手。比如，刚学会养猪，又得适应工厂流水线上的作业。“卧底”打工时，但凡找到用工条件相对优越的，总会眼前一亮。他曾应聘到一家中等规模的饰品厂，待遇和条件很不错：保底工资不低，因工作需要加班，厂里会补发加班费，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一个月后，他介绍了20多名老乡过来，事先郑重其事和老板谈好条件：报销工人过来的车费，每月的工资按时发，尽量给工人安排技术性岗位……
有人说他这样做太辛苦了，他却认个死理：“别总觉得老百姓抱怨多，其实他们讲究的就是实在和信任。你提供的用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指望大伙儿相信你?我们当官的，如果今天的事情都做不好，又怎么指望让老百姓相信你描绘的蓝图?”
陈家顺爱给自己找麻烦，很多农民工朋友都有他的手机号，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们再辛苦，终究背后是有组织依靠的，而农民工呢?他们漂泊异乡，无依无靠，那是真的辛苦!”随着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断增多，现在陈家顺“卧底”越来越难了，但他说，只要心里装着农民工朋友，即便换个方式，也可以为他们做事。
1969年7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首飞成功。顾诵芬松了一口气，前一晚，他做了很多噩梦，担心飞机会摔下来。顾诵芬没办法不担心。“歼-8”的研发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研发中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顾诵芬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想法，是在1963年7月的一次技术报告会上。此前，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已经对米格-21进行了近3年“技术摸透”。顾诵芬认为，摸透只是初步阶段，我国最终还是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为此，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设计报告。
1年后，经过进一步准备，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提出，“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1965年1月，黄志千被任命为歼-8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师之一。
不幸的是，4个月后，黄志千在赴西欧考察途中遭遇空难。新机研制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成员包括蒋成英、顾诵芬等。接下来的几年里，顾诵芬主持解决了歼-8纵向稳定性、横侧向稳定性等技术问题，为其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但对顾诵芬等人来说，首飞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在向大速度飞时出现了抖振问题。飞行员对顾诵芬说，就像坐在一辆破公交车行驶在并不平坦的马路上，颠得太厉害。
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带领团队想了各种办法，从机尾罩的设计到内外流的协调，再到方向舵上安装阻尼器，一步一步去排振，逐渐提高飞机的速度。然而，直到1978年，飞机的抖振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顾诵芬判断飞机尾部存在着气流分离现象，却苦于没有好的录像机和照相机，而无法证实这一判断。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土办法”，在机尾罩周围贴上毛线，人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观察，哪些地方的毛线是震动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存在气流分离问题，而顾诵芬本人就是那个观察者。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更何况顾诵芬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但他还是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连续3次上天观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
试飞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人以为他只是日常上班，没想到他会瞒着他们登上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由于姐夫黄志千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但从提出办法那时起，顾诵芬就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心里想着的是国家，并不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顾诵芬说。
1979年年底，歼-8终于正式定型了。歼-8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国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第二年，顾诵芬成为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承担歼-8Ⅱ的研发工作。歼-8Ⅱ被评价为“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整个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
1986年，顾诵芬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的未来发展，以及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
从大飞机专项到第四代战机技术的革新，再到最新前沿技术探索，顾诵芬一直关注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有顾总在场，我们就踏实了。”不少年轻飞机设计师这么说。
20__年，顾诵芬被确诊患有直肠癌。虽然后来接受了手术，但他至今仍处在癌症的康复期。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从家到办公室，距离约500米。这段路程，常人走起来用不了10分钟，顾诵芬却需要花上至少3倍时间才能走到。但他从未想过要停下来。“了解航空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顾诵芬认真地说，“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顾诵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被问到康复后最想要做什么时，他缓缓说道：“还是搞飞机设计。”
“还是搞飞机设计”，说这句话时，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眼中隐隐有光。
为获取特高海拔地区人类生理资料，1990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医学考察队攀登坐落于青海省的阿尼玛卿山。
途中，日方科研人员遭遇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中途放弃。而吴天一继续带领中方人员向上攀登，最终在5620米的特高海拔地区成功建立起高山实验室。此次科考成果丰硕，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那些年，吴天一总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设计了一座高低压氧舱，是全球首个可模拟上至高空1.2万米、下至水下30米环境的综合氧舱。第一次人体实验谁来做?“我是设计师，我进!”实验中，由于气压变化过快，吴天一右耳“嘭”的一声，鼓膜被击穿了。
1992年，这座国产高低压综合氧舱启用揭牌仪式上，吴天一登台致辞，只字未提奉献和付出，而是即兴引用了一句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事田野调查多年，在强烈的紫外线影响下，吴天一40多岁时双眼就罹患白内障，后来做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跋涉广袤高原，数度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骨折，右大腿里至今还装着钢板……“不这么拼，怎么能攀上高原医学的山峰?”吴天一说。
年事渐高，吴天一前些年装上了心脏起搏器。“挺好，有了它，我还要继续跟高原病较劲，较一辈子劲。”如今，吴天一仍在登攀。
6月17日18时48分，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全网“沸”了。
6月17日，57岁的指令长聂海胜，和另两名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开始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黝黑的皮肤是聂海胜一路携带的家乡印记。这个少言寡语的农村少年，用田野里生长出来的韧劲和生命力，一步步走向太空。
10多岁时，汤洪波已是家中插田扮禾的一把好手。当时，汤海秋承包了10多亩田，白天种水稻晚上烧砖，干活瞌睡了就吃个鸡蛋、喝几口补脑汁提神。
“双抢的时候，他跟在扮桶后面收谷子，满身都是禾灰，只看得清两个眼珠子。”在父亲汤海秋眼中，儿子从不叫苦叫累，小时候干得最调皮的事，就是偷偷躲在田地里看小说。
“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烧柴火做饭，做完家务后才急急忙忙去上学。因为怕耽误上课，他就抄近路，骑得比其他孩子快。”汤海秋说。
高三那年，儿子第一次向父亲吐露了自己的理想：招飞入伍。汤海秋这才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该出去闯闯了。不久后，村里传来好消息：飞栏村出了个飞行员!
“洪波伢子为国出力，是我们的骄傲!”，汤洪波成为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之一的消息传遍整个村子，许多村民聚集到汤洪波家。70岁的老母亲伍兰清忙着招呼邻里乡亲，家门口“光荣之家”的牌匾，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位航天员的人生经历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都从小在农村长大，青年时吃了很多生活的苦;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读书，靠努力读书走出家乡;靠着过硬的身体素质、顽强的意志力成为飞行员，最后成为一名航天员。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玻利维亚高原所先后邀请吴天一去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被吴天一拒绝。他说，“我的一生要奉献于青藏高原。”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__年，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当时，吴天一已经75岁高龄，又是桃李满天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却坚持要去灾区参与救援工作。他的同事和家人担心他的安危，百般劝阻，但他说，“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以共产党员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带领医疗队前往灾区。在灾区，他往返于各个救治点之间指导抢救高原病患者，在医疗点为后辈们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在临时居住点宣传科普防病知识。震后，他又将这些宝贵的高原医学救援经验加以总结，分享给了国际各方。
吴天一今年已是86岁高龄，依旧凭借着饱满的热情和求知的精神，在青藏高原继续进行高原医学研究工作。20__年末，《吴天一高原医学》一书出版发行。这本历时4年，共340万字的著作，凝结了吴天一60多年来在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该书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高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高原医学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指引，同时也对高原卫生保障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__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颁授勋章。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吴天一院士曾经说过，“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60多年来，他深深扎根于青藏高原，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高原医学的研究工作之中。从一名普通医生，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始终保持着为民服务的初心、矢志报国的理想、求实进取的追求和甘于奉献的品格。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中，他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服务人民，用科学报答祖国，用最真实的经历和最昂扬的精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赤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一名医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的职业精神。吴天一坚守着高原医学研究的阵地，矢志不渝地探索科学与真理，将高原医学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一生只做一件事，却将这一件事做到极致。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为年轻一辈树立了榜样。
正如吴天一的学生和同事、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王晋所说，“看着吴天一院士日复一日从不停歇地工作，无怨无悔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确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我们作为吴天一院士的学生，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一定会以吴天一院士作为榜样，争做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将不断地在科学技术历程中砥砺前进，吴天一院士的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__年3月19日，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站，苏炳添在60米预赛中跑出6秒56的好成绩，将另一名广东运动员温永毅在20__年所创的6秒58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决赛又以6秒59获得男子60米冠军。
4月24日，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45夺冠。
7月8日，日本神户第1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达到奥运B标，10秒21也是亚锦赛100米历史上的第二个好成绩。
8月17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决赛，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
9月8日，在合肥奥体中心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16(顺风0.7米/秒)的成绩打破了周伟创造的10秒17的全国纪录，并达到了奥运A标。
9月2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以10秒34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
在半决赛前，苏炳添面对镜头，把大拇指和食指摆出一个“一厘米”的手势。有网友调侃，这是“拿捏得死死的”。其实呢?苏炳添说，就是想提醒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哪怕是0.01秒，背后都是千难万难，是精雕细琢，是全力突破。20__年，他以偶像刘翔为参考，调整了起跑脚;20__年，他改变了摆臂动作，尝试改善脚掌落地后的发力——那时，他已经29岁了。
百米10秒是黄种人的极限?苏炳添第一个冲进10秒大关。百米半决赛就是亚洲人的决赛?他成为进入电子计时时代的首位亚洲选手。更快、更高、更强，“老男孩”苏炳添做到了。他的不懈坚持、突破自我、挑战极限，正是中国人对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20__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通车的次年，当地群众听闻县上请来一位医术高超的“门巴族老大夫”，十里八乡的人们慕名求诊，甚至有骑马骑驴赶来的。
这位“门巴族老大夫”就是吴天一。墨脱通车后，他赴实地开展高原病调查，还很快学会用门巴语交流，以至被群众误以为是门巴族的大夫。
了解吴天一的人，都惊叹于他的语言才华：出生在塔吉克族家庭，读书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学修过俄语，到青海工作后自学成为“藏语通”，如今英语也不在话下。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主持一场大型田野调查，历时数年，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收集到大量的临床资料，最终提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作出了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田野调查时，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吴天一更关注工作怎样得到藏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可吴天一有办法：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能用娴熟的藏语沟通，得益于吴天一日积月累打下的底子。早在1958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初到高原就开始自学藏语，后又长期坚持练习。
为牧民罗松杂巴治病的事，时隔30多年，吴天一仍记忆犹新。
罗松杂巴的家在海拔47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因患腿疾连帐篷门都迈不出。一番检查下来，吴天一确诊罗松杂巴患有关节炎，给他开了抗风湿药，还定下热敷、活动韧带等全套治疗方案。1个多月后，当田野调查团队再次途经此地，罗松杂巴站在帐篷外，带上儿子、孙子一同手捧哈达，等着献给“马背上的好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田野调查也是大型义诊，具体惠及人数，吴天一没有特意统计过，“应该有上万名群众”。“那次，我和同事们骑马已走出很远，一回头，罗松杂巴家的大人小孩还在朝我们挥手……”回忆至此，吴天一掏出裤兜里的手帕，擦拭着湿润的眼眶。
“我们没有辜负这身白大褂，换来了藏族群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吴天一的论文，写在雪山草原上。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