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 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左宗棠的历史活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学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100] 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左宗棠还最终促成了台湾建省，这主要是为了加强海防，此后经巡抚刘铭传的努力经营，台湾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 [102-104] 然而，甲午战争后，台湾仍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
左宗棠对清廷吏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讲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 为此，左宗棠在罢免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规等方面多有举措。他还强调“察吏”、“训吏”以及“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员的性情才识、为政得失，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以及对官员施以体贴亲恤、促其为善。尽管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但左宗棠的主张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
左宗棠一生功业，始自戎马。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这与曾国藩等人的见解相合，由此推动了湘军的建立。 [110-111] 左宗棠将“练兵”视为治军的关键，其中除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要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左宗棠也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时曾强调“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等，明知故犯者军法从事。他还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
在临敌用兵时，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时，要清晰掌握“军情、贼势、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盘筹划，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上，要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强后勤保障，以便前线部队层层推进、稳扎稳打;反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主张“缓进急战”，以“缓进”为速战速决创造必要的条件。作为统帅，左宗棠改变了作为将领时事必躬亲的态度，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避免遥制，从而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此外，他还讲求阵法，并善于采取“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战术方法，等等。
在国防观上，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贯主张在海防建设中须统一指挥权，由此促成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他还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倡办“渔团”，这都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在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左宗棠也于1875年(光绪元年)的讨论中给出了合理的意见，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
凭借其军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变乃至收复新疆等的历史事件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以收复新疆之战为例，左宗棠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四个多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学者孙占元评价说：左宗棠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综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115] 根据学者沈传经、刘泱泱的概括：在闽浙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主要是兴办福州船政局，这对建立中国近代造船工业、近代学堂以及近代海军起到开创与奠基作用。陕甘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远不如前一阶段，但开始由军用向民用转化，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变成制造枪炮、火药、机器、织呢、开矿多种经营，由官办的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两江任上，左宗棠洋务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广泛;经营体制上，由以官办为主转为更多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且非官督商办，而是“官倡商办”;反侵略保利权的目的，也更为鲜明突出。晚年所上《艺学说帖》，则成为其长年洋务实践的理论概括，并体现出新的发展。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认为自造新式枪炮并非难事，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整理水师”;关于水师用船，他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主张自造。经过左宗棠的声请，设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此后，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筹建中，尽管中途奉调陕甘，仍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确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设立。
左宗棠筹划设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陈绍宽等人评价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船政局所辖船厂，经左宗棠所推荐的沈葆桢的经营，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造船工厂， 也是一座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 其造船水平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毕竟实现了中国近代造船业从无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并从学员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届官派赴欧洲的留学生。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它们基本是仿行左宗棠为船政学堂拟定的章程，到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在模仿的同时有所突破; 但是，天津水师学堂所用吴赞诚、严复，仍与福州船政密切相关。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于军事工业的兴办。他先设置西安机器局，后改兰州机器局。后者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 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实为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兰州和库车均设火药局。这些机器局、火药局，不仅直接生产军火，而且起到机器母厂的作用，开中国西北近代工业之先河。
军事工业的兴办，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左宗棠兴办的兰州织呢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 其产品既供军用，也投向市场。因原料、水源、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织呢局仅维持三年便告停办，其中左宗棠筹划不详，也有一定责任。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项创举，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此外，左宗棠在西北还尝试使用机器治理泾河、勘探并开采矿藏，以及招商兴办乌鲁木齐铁厂等等。
两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发展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务事业外，还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等，并架设沿长江的陆路电报线，此外还对西方商人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以及购买土地等行为加以抵制。
左宗棠注重民生，这体现在他方方面面的举措中。
在兴修水利方面：在西北，左宗棠治理泾河， 此外还兴办了一系列灌溉工程; 在京畿，治理永定河; 在两江，则治理淮河并筹划恢复其入海故道(未成)，修复范公堤以抵御海潮侵袭，兴办朱家山工程以治理滁河，兴办赤山湖圩坝工程以平息江宁、镇江水患，等等。
在鸦片问题上：当时鸦片有中国自种的“土烟”从海外进口的“洋烟”两类。为解决土烟问题，左宗棠在陕甘任上饬令属官严禁种植罂粟，在“严禁罂粟”的同时，为解决民众生计问题而“劝种棉花”，除劝谕农民种植棉花外，且购置纺织工具、雇请民妇教习棉纺技能，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对于不宜棉的地区也要求广种杂粮以改善生计; 对于在禁种罂粟的问题上督查不严的官员，左宗棠亦报请清廷严惩。 针对洋烟，左宗棠在军机大臣任上也希望通过增加捐税的方式限缩其销路并减少进口数量，但他与威妥玛谈判未果，后由曾纪泽接手，最终与英方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税率有所提高。
至于荒政、茶务 、盐政 等等领域，左宗棠也均有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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