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以下是小编给家人们整理的曹文轩散文《前方》阅读理解附答案优秀6篇，仅供参考。
[关键词] 儿童；成长；女性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4-027-2
在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中，男性少年的成长总是有女性如影随形般的陪伴，这些女性形象在心理和生理上引领着少年的成长，在《草房子》中，纸月、秦大奶奶、白雀和温幼菊这些女性形象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指引和见证了男主人公桑桑的成长，而主要陪伴桑桑整个成长时期的是与他“两小无嫌猜”的纸月，她对桑桑有着无人能及的影响力。
一、被弱化的女性意识
纸月陪伴着桑桑走过了青春成长期，在纸月的身上有着影响桑桑成熟蜕变的巨大力量。在纸月与桑桑的第一次见面中，桑桑就已经开始为自己邋里邋遢的形象而不安，他还把自己的那一双沾满污垢的小黑手藏到了身后。要开学时，桑桑到河水里还把自己洗了个干净并且穿上了新的小白褂，他就是想在把干干净净的自己展现在纸月的面前。纸月还用眼睛说话，来改正桑桑的不良习惯及鼓励他的勇敢。“这些日子，吃饭没有吃相，走路没有走样，难得安静的桑桑，似乎多了几分柔和。”
在纸月身上还寄托着作者对理想女性形象的追求与向往，这种女性形象单纯、善良、优雅、温柔、聪慧、美丽。纸月这一形象给人以美好的想象，在她身上有一种古典的诗意美。她长着“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写一手好毛笔字，会背许多古诗词，集灵气与书卷气于一身，是一个人“文弱、恬静、清纯而柔和的女孩儿”。
作者将自己的审美追求交给这些如纸月般的女子，让她们成为真、善、美的力量载体时，也哀悼了正在现代女性身上逐步消失的“古典美”，但这种哀悼是站在男性主观情感立场上的，它弱化了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就像纸月在桑桑的成长时期恰好出现了，在陪伴桑桑走过成长期后，她又神秘消失了，她是男主人公生命中的一颗流星，虽璀璨得照耀过他的天空，但最终还是划落天际归于沉寂，始终无法成为闪耀苍穹的恒星。在这里，女性并不是作陪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而存在，她们只是少年成长轨道中的第二性。“这些天使型的理想女性，其纯洁美丽的身影，奴性化的爱的哲学，慰藉受难中、奋斗中的男性主人公，却遮蔽了女性自己的生命体验，失落了女性作为人，作为女性的主体性。”
曹文轩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意识中的艺术想象，而非真实生存状态中的女性本体。纸月除了熏陶桑桑外，她是无声的，同样处于成长期的她，并没有成长蜕变，她没有可以让人牢牢记住的独特性，只是辅佐男性主人公成长的类型化符号。
二、被压抑的力比多
在以往的解读中，桑桑在见到纸月后开始变得讲卫生，怕纸月看到他尿床而害羞，为了保护纸月而敢同三个恶少打架……这一系列好的转变，是因为纸月给桑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但仅仅是如此吗？为什么是纸月而非别人给了桑桑这么大的影响呢？在纸月古典美的背后，被压抑的力比多一直以来都被我们忽略了。少年随着身体的发育成长生发出对异性的关注和向往的朦胧情愫是一种纯洁美好的审美感受，而纸月就是桑桑萌发性意识的对象，而每个人都愿意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展现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桑桑也不例外。在《纸月》中，曹文轩表达的很含蓄，他借助了“白鸽”这一意象来表现桑桑潜意识中的力比多。
纸月的登场就伴随着白鸽，一开始白鸽因怕生人而飞了起来，过了会儿“这些小家伙，居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美的展翅、滑翔或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后来鸽子也不怕纸月了，还跑到她脚边啄玉米。这里就预示了纸月与桑桑由陌生到熟悉的关系。
当因天气不好，纸月住在桑桑家里时，桑桑借着喂鸽子而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与紧张，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显露出桑桑对纸月的特殊、微妙的心理。晚上，柳柳与纸月一起睡，柳柳告诉纸月关于桑桑的一些糗事时，桑桑在里间“听得咬牙切齿，恨不能从床上蹦下来，一把将柳柳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抓出来，然后踢她一脚。”在这里就表现出桑桑极为不愿意让纸月知道自己的一些“光辉事迹”，他想让纸月了解的是他优秀的那一面。而半夜桑桑想去厕所，但他一想到要经过纸月的床前，他就忍着了。桑桑觉得从纸月床前走很尴尬，他对纸月有着一种羞涩感。而此时“桑桑又去很混乱地想纸月：纸月从田埂上走过来的样子，纸月读书的声音，纸月的毛笔字，纸月在舞台上舞着大红绸……”这里作者将桑桑对纸月的朦胧意识表露无遗，将少年在力比多驱力下的青春萌动展示了出来。
当纸月上学一直迟到时，桑桑为了弄清她迟到的原因“对母亲说是有一只鸽子昨晚未能归巢，怕是被鹰打伤了翅膀，他得到田野上去找一找。”这里通过鸽子被鹰打伤而预示了纸月被三个恶少欺负，再一次，桑桑拿鸽子当借口来掩饰他对纸月的关心。每个少年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救美”的幻想，所以当纸月面对危险时，为了帮助纸月，他毫不犹豫地与三个恶少打了架，当他在舱底仰望天空时，桑桑觉得“如果在这时，他的鸽子在天空飞翔，一定会非常好看的。”这种英雄主义情怀及对异性的美好情愫成为了桑桑不怕危险，保护纸月的内在驱动力。
当同学们哄闹桑桑与纸月时，桑桑与纸月开始变得尴尬起来，在大雪天纸月也不再去桑桑家躲避了。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作者对白鸽的描写来看出纸月的心理活动“鸽子们在天空中吃力地飞着。它们不肯远飞，就在草房子的上空盘旋，总有要立即落下来的心思。”“鸽子们终于知道它们在短时间内，在草房子上是落不下来了，只好冒着风雪朝远处飞去。”其实，纸月也很想去草房子，但同学们的哄闹使她对草房子望而却步，所以她只好“消失在了黄昏时分的风雪里”。作者将少年的心理行为艺术化与审美化，使白鸽成为人物内心的外在折射。桑桑正处于青春成长期，他的性意识开始觉醒，对爱情懵懂向往，纸月的出现启蒙了他的青春意识 ，对女性产生了朦胧美好的情愫，使成长中的少年初尝爱情的滋味。初恋是单纯美好的，它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值得回忆最让人难忘的一种珍贵情感。在曹文轩的笔下少年男女之间是纯洁质朴的感情，这种感情将男孩们内心潜藏的勇气、爱心激发出来，青春意识萌动时的渴望与羞涩、敏感与尴尬、期待与失落使桑桑从一个儿童向一个少年开始蜕变发展。而桑桑对两性关系朦胧觉醒时的纯净美好、害羞忧伤、慌乱怅惘使他从少不更事到逐渐明白人生的各种滋味。
曹文轩用一种古典美来描写东方少女，用一种含蓄美来表现少年的青春意识的觉醒，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但同时他的女性意识的缺席，性意识的压抑也使他无法真正进入儿童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曹文轩。草房子[M].作家出版社，2009：9，35.
[2]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6.
[3]付红梅，张虹。曹文轩小说女性形象解读[J].文艺争鸣，2007，6.
关键词：曹文轩；成长小说；苦难；神秘感；空缺化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176−04
提到中国的成长小说，就不能不提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理论上，曹文轩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西方成长小说的概念，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命名问题，并对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促进了成长小说的青春抒写转向；实践上，曹文轩创作了被称为成长三部曲的《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三部成长小说，对中国成长小说在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具有示范作用，对中国儿童文学向青少年文学的拓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概念的新变：青少年文学的代名词
曹文轩将中国成长小说的“成长”指向“高年级以上、成人以下这一段”[1](139)，将成长小说所叙述的内容界定为对成长本身的解读，包括成长过程的神秘感、恐怖感、痛苦感等，直至化蛹为蝶、破壳而成“新人”。
这样一种界定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共鸣。梅子涵等人也认为，成长小说的“成长”指的是儿童“往成人跨越的时候突飞猛进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是儿童往成人跨越的时候出现的一些故事和心理变化”。[2]
然而这种界定将成长小说与青少年文学等同，是曹文轩等人对中国儿童文学多样化发展可能性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与欧美的成长小说观是不同的。成长小说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在西方的认识也并不统一。但美国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的观点基本可以代表西方成长小说的核心思想：“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3]从M・H・艾布拉姆斯的定义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将成长小说成长的时间界定为“从幼年开始”，而中国学者却把成长的时间确定在青春期。所以在梳理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及中国衍变时，有学者将在中国的这种衍变称为“青春主题”抒写。[4]
那么，中国的成长小说为什么会衍变为“青春主题”的抒写呢？ 主要是因为中国青少年文学长期处于缺失状态，既有的儿童文学创作体系无法表达青少年成长的主题，而致力于抒写青少年生活的创作又常常遭致“成人化”的批评。于是青少年文学成了“不管，儿童文学想管又无力管”[1](138)的领域，曹文轩于是将西方的成长小说的概念拿来指称这“不管，儿童文学想管又无力管”的所谓“两不管”的文学，以吻合青少年生理、心理急剧“成长”之意。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来说，曹文轩成长小说概念的引入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打破了儿童文学单一的审美格局，在理论上将儿童文学区分为幼儿、童年、少年三大层次之后，对青少年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具体的探索，使成长小说有可能成为青少年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从而为青少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的限制，将中学生早恋、父母离异、社会某些方面的阴暗面等纳入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大了儿童文学的题材范围，提升了儿童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能力。
第三，为长期背着“成人化写作”黑锅的青少年文学创作者正名，肯定他们在题材开拓与审美表现方面的开创性意义。
然而，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成长小说的旗帜下迷恋于少年青春期独有的生理变化的描写，使成长小说几至于成为青春期文学的代名词，这也并非成长小说倡导者的初衷。那么，中国的成长小说对传统儿童文学的主题与艺术表现形式存在多大的突破空间呢？ 曹文轩的成长三部曲《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作了可贵的探索，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二、主题的突围：苦难、丑恶与刚毅
由于旧有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读者群体对准低幼与中高年级学生，它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向读者展示一个纯净、美好的世界，因此作家在展示世界时必须有所讲究、有所选择，甚至有所遮掩。所以儿童文学实际上不得不做“隐瞒”的事情。曹文轩认为“这种‘隐瞒’不能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因为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此时想瞒也瞒不住了。如果说从前的‘隐瞒’是合理的，那么现在的‘隐瞒’就离欺骗不远了；如果说从前的‘隐瞒’是有利于他们成长的，那么现在的‘隐瞒’对他们的成长恰恰是不利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道德问题。”[1](143)
将是否对读者“隐瞒”现实生活中不纯净、不美好的一面上升为道德的高度来论述，表明了曹文轩突围旧有儿童文学主题的决心。因而，曹文轩在自己的成长小说中执着于表现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与挫折，揭示社会的丑陋与丑恶现象，努力塑造饱受风雨挫折之苦的小小男子汉形象。
(一) 苦难与挫折
曹文轩认为，成长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1]140)因而在苦难与挫折中获得成长是曹文轩作品主人公的共性。如红门里家道中落的杜小康(《草房子》)，家庭的巨变使他过早地承担了男人的责任。但与父亲一起野外放鸭的那段时间，他经受住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与孤独寂寞的较量。刻骨铭心的孤独痛苦之后得到的解脱，使少年的杜小康多了一份男人的自信，即使后来在油麻地小学门口摆地摊，他也是从容的，正如桑校长所说的那样，“以后可能就算他最有出息了。”
桑桑(《草房子》)成长于“死亡”之后的“新生”。表面上看桑桑的成长完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实际上，当鼠疫中的桑桑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节目――带柳柳看城墙后，他的成长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称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根鸟(《根鸟》)的旅程更是一次布满了苦难与挫折的征途。就像苦难与挫折的磨练给了杜小康自信以及自力更生的能力，给了桑桑对人生对生活的顿悟一样，苦难与挫折也给了根鸟一个男人不懈追求的气概和能伸能屈的韧性，给了秃鹤在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时的眼泪。
曹文轩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表现成长中的挫折并不仅限于学习上的压力或者生活奢侈品的匮乏，而是将笔触对准青少年人生路上的经历，他们的苦难来自于心灵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挫折、苦难之后并非简单地使父母高兴，让社会满意，而是对人生多了一份感悟，对肩上的责任多了一份承担。
(二) 丑恶与恐怖
虽然曹文轩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作家，但为了表现青少年生活的真实状态，他并不遮蔽丑恶与恐怖的一面。他认为：“面对丑恶，面对真实，这是成长小说区别一般儿童文学的地方，在将社会向主人公公开方面，成长小说可能要比一般儿童文学少许多禁忌。他们要经历重压，承受一般儿童文学所无法承受的东西。”[2]只有当作为主人公的孩子们发现了这些丑恶的、真实的禁忌，他们才能获得心理的成长，得到真正的成熟。
在《红瓦》中，曹文轩就写到了少年对成人世界丑陋一面的窥探，既包括成人生活中丑陋的一面，也包括政治斗争中人性的丑陋。
丑恶的社会现实是让成长中的少年感到恐怖的，除此以外，曹文轩的主人公还要经历更多的恐怖。根鸟旅途中的恐怖是不言而喻的：被骗到鬼谷里的根鸟每天开采矿山，还要受毒打，那些人甚至还用来控制这些苦力们的精神，让他们不能逃跑。还有旅途中的人情冷暖，都是根鸟未曾想过的。丑陋的、可怕的并不是肉体上的毒打，而是精神上的虐待。
(三) 刚毅与坚韧
曹文轩在表现苦难、挫折、丑恶与恐怖的同时，也表现了应对这些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刚毅与坚韧。只有刚毅与坚韧的青少年才能战胜挫折与恐怖，获得成长。
曹文轩常常用超出少年承受的苦难去历练他的小主人公。《根鸟》的主人公根鸟所受的苦难自不必说，父母在沉船事件中丧生的少年阿雏(《阿雏》)、与瞎眼奶奶相依为命的少年(《海牛》)、父母早亡认柳树为妈妈的秀秀(《充满灵性》)、母亲父亲自杀的少女(《蔷薇谷》)、背负“偷船”罪名的何九(《田螺》)……他们都在各自的故事中承受着生活的巨大磨难，并最终战胜了苦难，迈向成熟。他们战胜苦难的途径也许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精神品质、意志却同样的刚毅与坚韧。正是在这里，我们理解了曹文轩表现苦难的意义：向成长于当下的青少年传授战胜困难的法宝――刚毅与坚韧。
曹文轩认为创作儿童文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塑造“精明强干”的未来民族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了给儿童以“乐趣”。“当代的儿童文学应该对那种顺从的、老实的、单纯的儿童形象加以否定，塑造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儿童形象。它应该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浑身透着灵气和英气的形象”。[5]
当儿童的世界向成人拓宽后，儿童的视野也会更加辽阔，表现儿童生活的艺术手法也会进一步拓展。
三、表达的拓展：神秘与空缺
对神秘现象的展示是旧有儿童文学所不提倡的，因为对神秘现象的不可解释而带来的恐怖情绪被认为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但曹文轩深知“成长充满了神秘感”[1](139)，所以他的成长小说大胆渲染一种神秘气氛。
他的作品里有很多神秘人物。他们有的来历不明，如《红瓦》中的乔桉；有的去向不明，如《草房子》中的纸月；有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以两个断点的形式出现，中间一段经历神秘莫测。有的根本就不是现实存在的人，只出现在其他人物的回忆、对话或者梦中，如《根鸟》中的紫烟，她的呼唤，是根鸟开始这段人生旅程的原由，也是不断激励着根鸟前行的动力，但她仿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根本就不现身。
为了渲染这些神秘人物给作品带来的神秘形态，曹文轩采用了“空缺”化的叙事策略与少年儿童的主观化叙事视角。
“空缺”化的叙事策略来源于1936年阿根廷文论家博尔赫斯的“无限性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故事无限地延伸下去，他为世人提供了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开放性结构：它包括开头缺失，结局的不可达，结尾缺失，多重结尾，过程化文本以及注释、间断、累赘手法的使用等多种形态。[6]这种叙事可以在关键的情节上留出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有的甚至在以往最为重视的结局故意空缺，挑战读者的阅读定式。
赫尔博斯的“空缺”化叙事模式受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的追捧。先锋文学以反叛性和实验性而著称。除了在内容上颠覆故事、解构意义，他们最热衷的就是文体形式实验。而“在文体实验中，格非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是使用有意识的省略，让事件的关键环节缺席，从而造成叙事上的空白和断裂，给文本的意义留下多元解释的空间。”[7]
曹文轩对格非的“空缺”化叙事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谈到了格非“空缺”化叙事的实质。跟随着格非的脚步，曹文轩也开始了他的叙事实验。比格非走得更远的是，他将这种叙事用到了儿童文学领域，用到了当时还在命名过程中的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
用“空缺”来制造神秘，绝对是一个百试不爽的手法，未知的人和事物总是叫人提心吊胆，但人的好奇心又是无时不在的，尤其是少年儿童。为什么曹文轩的人物常常神秘莫测？ 那是因为在关于他们的叙事中经常出现信息空缺，或者背景空缺，或者去向空缺，或者经历空缺，再或者是人的肉体的空缺。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从陌生到熟悉；生活的突变，从优越的少爷变为自力更生的小贩；寻梦途中的曲曲折折，永不放弃……一切来得莫名其妙，神秘就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中反复出现。“空缺”，在时间和空间上为神秘主义的出场制造了绝美的舞台。
“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现实世界，同时又淡化这个现实世界的时代性、真实性，往往会给读者一种在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彷徨迷离的审美感受，而在现实与幻想交合的世界里，读者更易关注故事传达的寓意，而不是故事本身，大概这便是作者这样处理小说的奥妙。”[8]
如果说格非的“空缺”来自于他小说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不同步，那么曹文轩的“空缺”，则与他特定的叙事视角密切相关。
曹文轩的小说基本上都是采用主观化叙事，用一个主人公穿起一连串独立的小故事。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学校的生活，追寻的梦想，这是桑桑、林冰、根鸟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世界。杜小康的失学游荡，在桑桑们看来，是很值得羡慕的事情。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林冰们的眼中，只是几个人的交替上台。而一段充满了艰险与诱惑的旅程，于根鸟们而言，只是为了解救一个叫做紫烟的女孩。断裂的事件，简单的视角，模糊了人性的恶与丑，让真善美渐渐凸显。这就是曹文轩运用“空缺”化叙事从儿童认知方式来阐释的纯美世界。而这正是曹文轩主观化叙事的独特之处：少年儿童的主观化叙事。
儿童认识这个世界，一般是以自己为中心参照点，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他们会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这样就容易形成由认知带来的叙事空缺。由于接触生活面的局限性，他们在了解信息方面也不如成人，所以这也会形成由信息空缺带来的叙事空缺。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的良性循环：因认知和信息的空缺而形成神秘感，因神秘而探寻，因探寻而展开情节、在情节的发展中补充认知与信息，获得成长。
儿童视角与“空缺”化叙事近乎完美的融合使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探寻与文体实验方面获得了双丰收。这一成功的意义非同寻常。首先，它证明外来叙事理论同样适应于中国文学，这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提供了借鉴。其次，它证明文体实验同样可以在儿童文学领域展开，这为拓宽儿童文学的艺术表现领域探明了道路。第三，它证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可以与低幼文学与童年文学拉开足够大的距离，这为成长小说的发展竖立了标杆。
四、小结
与国外的成长小说相比，曹文轩在时间上把婴幼儿时期、童年前期排除在成长小说的表现范围之外。他既不像德国成长小说那样刻意强调少年的成长必须向社会生成，也不像美国成长小说那样突出少年对社会的抱怨与批判，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专注的是少年意志品质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未来性格的形成。他让少
年在苦难中发现神秘，在战胜挫折、揭示神秘中形成刚毅与坚韧的性格，从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他们的成长就是发现与揭示秘密的过程，发现了，顿悟了，就获得了成长。
曹文轩用他的探索告诉我们，中国的成长小说在内容上可以打破传统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的限制，可以将一些丑陋的、恐怖的、可怕的但又真实的事情纳入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诸如家道中落、辍学、失踪、偷窃、杀人、、、社会动荡等都可以有所涉及。形式上，的传统与先锋的表达方式尽可以拿来，但必须与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相匹配，不可过度拔高与降低少儿的审美接受能力。相对于传统的少儿文学，不局限于性的内容的突破与不局限于传统表达方式的形式的突破，是曹文轩为我们探索的中国成长小说的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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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M・H・艾布拉姆斯。 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 朱金鹏， 朱荔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218.
[4] 徐秀明， 葛红兵。 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与中国衍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1, (1):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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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钦峰。 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49.
论文摘要：曹文轩是当代文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儿童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以及通过他的作品所传达的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美学精神引起了国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他的小说个性鲜明、独具风格，有着古典主义的审美情趣。本文通过分析其小说创作中洁净纯真的儿童视角、自然怀旧的人性人情以及静谧古典的意象意境，来研讨曹文轩在创作方面的美学追求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与发扬。
曹文轩的小说诞生于中国传统的艺术土壤之中，其散文化笔法，诗歌般的意境，恬淡的艺术风格以及轻灵的叙事语言给读者带来了美的艺术享受。在80年代他就己以《弓》、《古堡》、《再见了，我的小星星》等作品响誉文坛，近几年他推出的《草房子》、《红瓦》、《根鸟》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从冰心文学大奖到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从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到国家图书奖，可谓屡获殊荣。曹文轩小说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呈现出与中国传统美学的亲密关系，富于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契合我们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期待。这些作品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也得到了成年读者的赞誉。读曹文轩的小说，往往被故事中流露出的洁净纯真的儿童视角、自然怀旧的人性人情、静谧古典的意象意境所深深打动。
一 洁净纯真的儿童视角
综观曹文轩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大部分的作品都选择了儿童视角作为其叙事的逻辑起点。儿童的眼光是天真无邪的，儿童的好奇心使他们能够在丑恶中发现趣味和诗意。儿童以具象性的细节记录、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生动传神的细节以新鲜的感性特征冲击习于抽象的人们的感官，激活人们被格式化的古典美感。当儿童以明澈单纯的眼光，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场景中过滤出别致的美与纯真的诗意时，便给人业已麻木的心灵带来震颤。可以说，运用儿童视角，是作家达到给读者带来强大审美冲击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中国的古代文论中，关于在文学中运用儿童明澈单纯的眼光创作可以导源于老庄提出的“复归于婴儿”，接着孟子也论述了“不失其赤子之心”，还有汉代刘劲提出了“人物之本，出乎情性”，秘康也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观点，到了晚明时期的李赞更是在他的文论中就鲜明地提出 “童心说”，并对“童心”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显而易见，李赞认为“童心”即是“真心”，是一种纯洁的、未受官方御用思想侵蚀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人们在儿童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真率自然、天真活泼的性格，是人心空明纯净的本然状态，与后天被熏陶过的世俗之心相对。李赞又认为，如果“童心”为学问义理所障碍，那就会出现“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可见，童心对于文学创作是何等的重要！他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要创作出“天下之至文”，以儿童一样纯明洁净的眼光和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描绘这些人事是十分重要的。
曹文轩在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对于儿童视角有其自己的解释的。他在评论现代作家沈从文写作中的儿童视角的问题时，引用了“婴儿状态”这一概念来表述，并对此进一步阐释说：“‘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他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他更多一些质朴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稚拙和迷人的纯情。当一个婴儿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清明，充满温馨。”尽管“婴儿状态”这一概念本身用在曹文轩的儿童视角上并不一定准确，但借其内涵对儿童视角的“诗化”功能进行说明倒也颇为合适。儿童重直觉的特点，使他们更容易把握生活的美好与诗意，正如汪曾棋谈论儿童时说：“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也许正是这种特性，使生活中许多不美，甚至是丑陋的东西，经过儿童视角传达给我们的已不再是丑，而是一种美丽与谐趣。在常人看来，病是痛的，药是苦的，但我们通过曹文轩笔下的桑桑看到的药与病皆非如此，而是一种温情，就连熬药的小红炉也是小巧别致的，装药的黑瓦罐也是质朴优雅的，一切都那么富有诗意。在少年眼中，不仅正常生活是充满情趣的，就连社会动荡的那十年，也同样有其美丽之处。《红瓦》中多次描写文革时期文艺宣传队活动的场景，而身在其中的少年林冰对此并无认识，他以孩子新奇的眼光去观察描述排练过程的波折、角色的竞争调换、人们提高艺术技巧的磨练、演出的场景以及由此引发的恩恩怨怨。《红瓦》没有回避文革动乱给油麻地小镇的人们带来的冲击，小说中对大串联、大辩论、造反夺权、武斗的动荡作了全程式描写。这些都是从少年的兴奋点和认识力去观察描绘的，当我们沉浸于生活的美感与诗意中的时候，无法忽视儿童视角对生活的“净化”作用。在普遍迫求思想、追逐深刻的当代，曹文轩却通过其对少年独特题材与视角的准确把握，给读者带来浪漫纯真的审美享受。
二 自然怀旧的人性人情
曹文轩的小说创作，是将生活积淀中最感动的部分来与读者交流，他的小说描写的多是家乡苏北平原少年成长的经历，苏北平原的景物、乡俗和民情、少年成长故事的曲折生动、心理细微隐秘的变动都以一种回忆录般的亲历性笔触书写出来，折射出一定的自传色彩，这里有作家早年生命体验的记录，是对自我成长经历的回溯，表现出对中国古代“ 发乎自然”的美学传承。
“自然”在哲学意义上本是老庄之学的基本范畴，指事物的本然性，其旨在于反对人为。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学观念，“自然”的含义用司空图的说法是“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其核心是不事雕琢的真情流露。刘棍的“情动而辞发”，钟嵘的“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李贷也在《读律肤说》对“自然”作过明确的阐述：“盖声之来，发生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这说明创作的激情根源于作家的真实感受，作品的思想则是作家感情的自然抒发。曹文轩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小说很灵巧地对古典的艺术规律加以发挥，努力调动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心理体验，创作出“发乎自然”的作品。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童年桑桑到少年林冰都投射着作家的影子，一个在女孩子面前永远害羞、在爱慕面前总是怯懦的孩子内心敏感多情的细微波澜，是相当私人化的心理体验。无论是桑桑与纸月，还是林冰与陶卉，或是谢百三与秋，皆是如此。这也许是作者心灵深处最隐秘的青春期记忆，刻录着最柔软的情感信号，才被作家不惮雷同地重复播放，有一种“不事雕琢的真情流露”，很自然地把青春少年特殊境遇下的细腻心理呈现出来，而却在不经意间给读者带来一种心灵颤栗的美感体验。
另外，曹文轩还追求着一种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所以他笔下的人性人情蜕去了浓烈的色调，大多都是冲淡平和的。中和之为美的观点根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其哲学基础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孔子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读，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愚。”(《解经。正义》)孔子还提出“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等审美观点，这种中和之为美的观点，对中国文学有着直接的深远的影响。阅读曹文轩的小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这种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作品一般以对美的迫求来超越痛苦，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他认为悲悯不是对现实悲剧的模仿，“夸张痛苦是缺少承受力的表现，是一个民族素质低下的表现。”他小说中的悲剧不是宜泄，也没有一般悲剧中那种剑拔弩张的剧烈的悲剧冲突，而是一种深蕴的、无声的，却又是震撼人心的日常命运悲剧和心灵悲剧，吻合传统的蕴藉、敦厚、含蓄的美学风韵。在他用“感性的、直觉的、整体把握的和审美的”方式构筑的悲剧世界中，我们通过作家充满悲悯的审美情怀与同情的注视目光，看到了悲剧后面的温情与美丽。曹文轩悲剧意识的表现是和现实与人性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他的《根鸟》、《红瓦》、《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我们感受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给人物命运带来的悲剧，但也真切地领略到人们在痛苦中挣扎时表现出的美好情操；我们清晰地看到由于人性自身无法改变的需求，甚至弱点而造成的性格悲剧，也同样在这种悲剧的惨淡中体验到人性中向善的良知。正如曹文轩自己所说：“艺术是一种节制。我喜欢在温暖的优伤中荡漾，决不到悲痛欲绝的境地里去把玩。我甚至想把苦难和痛苦看成是美丽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存在，才锻炼和强化了人的生命。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人领略到了生活的情趣和一种彻头彻尾的幸福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创作所受到的中国古代关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影响，其目的不仅在于让读者在悲剧中领略生活，更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悲剧所呈现的美感中享受生活，学会面对生活。
三 静谧古典的意象意境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为常见的术语，“意象”的观念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易经。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南朝刘聪《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不仅标举“意象”，而且还对意象的形成极其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作了较明确的说明。到明清时期，可以说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基本成熟，李东阳、胡应麟、何景明、王廷相等理论家都对“意象”作了比较具体清晰的阐释。而关于“意境”，同样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源远流长，由于受到道禅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家很早就强调用自然而含蓄的语言来表现宇宙生机和人生真谛，从而形成意境理论。但意境并不是简单的自然临摹，而是人的心灵与景物的完美结合。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莺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曹文轩显然是透彻领悟了这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精髓所在，所以我们进入他的小说文本，迎面而来的便是久违的纯美的意象：红瓦、草甸、山坡、柿子林、芦苇荡、夕阳、兰花、鸽子，这些意象最终又整合成单纯而略带优伤的句子，颇有废名笔下“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的神采。比如《草房子》的开篇：“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这样的段落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是批量出现的，这些意象美丽奇幻如童话，散发着柔和的气息，对“美”和“梦”的追求几欲让人心碎。在小说中，作者让我们重温了文字的强大功用：它不仅可以用来叙述故事，编撰情节，营造氛围，更将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曹文轩甚至用水一样干净的语言来写诗一般的女孩子意象，他写纸月有一对“白净的，细藕般的手”，有“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写一手好毛笔字，会背许多古诗；他写白雀像一棵临风飘动着嫩叶的还未长成的梧桐树；他写夏莲香像带着露珠的兰花；他写陶卉“声音很细很轻很纯净”……其笔下的少女几乎成了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灵秀清撤，有着王实甫、曹雪芹笔调的影子。
摘 要：秋水轩唱和是中国词史上一件盛事。秋水轩唱和词人们多为名流，身份复杂。有的坚持遗民立场，不与新朝合作；有的先仕明，后仕清，是贰臣；有的是朝中新贵；还有的有意于功名，却仕途坎坷。他们在《秋水轩唱和词》中流露出共同的心态。这些心态主要体现为郁闷心态、叹世心迹、隐遁心音。表面上是一个小群体的心态，实质上反映出清初文人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错综复杂的心态。
“秋水轩唱和”是中国词史上一件盛事。康熙十年（1671），词人周在浚下榻京城孙承泽的别墅秋水轩。周在浚寓居秋水轩后，“一时名公贤士无日不来，相与饮酒啸咏为乐”①。曹尔堪“见壁间酬唱之诗，云霞蒸蔚，偶赋贺新凉一阕，厕名其旁”②，龚鼎孳、纪映钟、徐倬等词人纷纷加入唱和，接连举行了多次唱和活动，时间持续至年末。秋水轩唱和波及全国，一时藻制如云。严迪昌先生认为秋水轩唱和意义甚大：“是‘辇下诸公’发挥影响力的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也是‘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的一场大波澜。”③
周在浚结集二十六卷《秋水轩唱和词》，共收26位词人176首词。除追和词外，真正参与秋水轩唱和者有曹尔堪、龚鼎孳、徐倬、王士禄、纪映钟等18位词人，形成一个不断流动的唱和群体。唱和词人多为名流，身份复杂。有的持遗民立场，不与新朝合作；有的先仕明，后仕清，是贰臣；有的是朝中新贵；还有的有意于功名，却仕途坎坷。秋水轩唱和中，虽然“词非一题，成非一境”④，但词人自出机杼，采用适合抒发情志的词题，如自遣、自题像等，表述心绪，流露心迹，吐露心声。本文拟立足于《秋水轩唱和词》，阐释词人在唱和时体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共同心态。
一、郁闷：起落不平的心态
秋水轩唱和中，许多词人尽管身份地位不同，但有相似的处境：满腹经纶而志不获展，有心入世而屡屡见弃，美好的愿望破灭，痛苦无处倾诉，通过秋水轩唱和把内心痛苦、郁闷和愤怒尽情宣泄，体现出郁闷不平的悲凉心音。
迁客的失意是郁闷心态的一种表现。最典型的是首唱者曹尔堪。曹尔堪，顺治九年进士，因“族子逋赋，累夺级，南归”⑤。他的首唱词《贺新凉·雪客秋水轩晓坐柬檗子、青黎、湘草、古直》上片表现出苦闷的心态：
淡墨云舒卷。旅怀孤、郁蒸三伏，剧难消遣。秋水轩前看暴涨，晓露着花羞泫。贪笑睡、红蚕藏茧。道是分明湖上景，苇烟青、又似耶溪浅。留度暑、簟纹展。
此词起调高远。作者主观感情流露强烈，颇有感染力。“旅怀孤”句，道出心中积郁似炎热之夏蒸烤，难以消受。看秋水轩秋水暴涨，借旷达掩盖苦闷，更难以解脱。这首词感伤、失意而又力求超脱旷达，是“寄感喟于萧散中的佳唱”，“他的选择‘卷’‘遣’‘法’‘茧’‘犬’‘免’以至‘剪’这些韵脚都与他的心境有不可分割的关联”⑥。关于此词严迪昌先生论述颇多，不再赘述。不过，此词既流露出曹尔堪失意苦闷而无法排遣的心迹，也为秋水轩唱和奠定了抒发郁闷、吐露心迹的感情基调。
曹尔堪的苦闷，与他的仕途遭际有关。清圣祖平鏊拜后，开始亲政，许多狱事纷纷平反。“是时主上方与天下更始，甲辰之狱，同事上疏自理，多获牵复。”⑦许多人冤白复职。同为迁客逐臣，与曹尔堪康熙四年一起“江村唱和”的宋琬、王士禄，都复职成功。据施闰章《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王君墓碑》云：王士禄辩清冤狱，补吏部考功员外郎⑧。宋琬在放废八年后，也顺利复职：“值上亲政，公自投牒自讼，冤始尽白，补四川按察使。”⑨施闰章在《翰林院侍讲学士曹公顾庵墓志铭》中说曹尔堪“辛亥春，尝一过京师，诸公卿欲为白，复其官，龃龉不果行”⑩。曹尔堪此次来京，企望辩白狱事，却遭失败。入世无门，复职落败，心中的苦闷、愤懑郁积深厚，才有秋水轩唱和时的爆发。
怀才不遇，渴望功名是郁闷心态的又一种表现。康熙年间，社会安定，人心思治，一个对于封建士子习见的现象又重现：欲仕而难能见用，有志而难能伸展。渴望功名、怀才不遇的文人苦闷不已。
徐倬，十岁就童子试，冠一军。十七游会稽，从学于名辈倪元璐，奠定了与蓍宿旧辈的交往关系。秋水轩唱和时尚未得志，寄食于龚鼎孳处。徐倬饱读诗书，但科场淹蹇，四十七岁尚未进士及第，愁闷不堪。其《贺新凉·孟秋集秋水轩，奉和合肥夫子》下阕最能体现其心态：
孤怀隐约何时显。料生涯，泥方沾絮，石斯同扁。仰首浮云看变态，多少白衣苍犬。笑此事，天家宁免。赖有南楼高兴在，舍吾公，风月今谁典。愁不断，借并剪。
徐倬进身无阶，有志难伸，情绪十分低落。悲观地认为自己显达无时，已为“泥沾絮”，不会有飞黄腾达的机会。用“白衣苍犬”典故感叹人生无常，命运玄妙不可捉摸。当然，徐倬不是一直自怨自艾，他寄希望于伯乐龚鼎孳能够提携引荐，“谁携上、窗棂雪茧”（《贺新凉·灯下菊影》）。徐倬的郁闷心境是科场挫折造成的，代表一部分封建士子渴望入仕的共同心声。
漫游的艰辛是郁闷心态的第三种表现。清初，许多文人漫游为客。漫游，可以入幕为客，交朋结友，寻求发展，维持生计。当然，四处漫游，背井离乡，前途渺茫，的确非常令人郁闷。
陈维岳，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三弟，为生活所迫，长期漂泊在外或四处漫游，或为幕僚。据《陈维崧年谱》，秋水轩唱和时正是他“京华八载”漫游时期{11}，时大约三十七岁。他的《贺新凉·旅况》表现漫游生活的艰辛及郁闷情怀：
天末微云卷。恰西风，凤凰城畔，夜长难遣。点点丝丝清泪落，沾湿罗衣偏泫。怕开箧，吴绫齐茧。上有萧娘题锦字，道情深，恼是郎情浅。漂泊恨，凭谁展。书生薄命安排显。那能消，画蛾眉细，盘龙髻扁。奇冷布衾浑似铁，听彻寒更豹犬。料花蕊，笑人不免。周肉何妻吾事济，更伶伭、一妾繙又典。鹏羽翮，何妨剪。
陈维岳的漫游生涯黯然销魂，极其悲凉。上片写四处漂泊，人地生疏，抛妻离乡，辜负家里妻子苦苦思念。“漂泊恨，何时展”道出他的苦闷心声。下片叙述长夜漫漫，布衾冷似铁，作者用“周妻何肉”的典故，吐露自有所累，无法超脱的心境，道出“书生薄命”的人生感慨。
秋水轩唱和词人中，有漫游际遇的还有王豸来。王豸来，字古直。他在《贺新凉·将之潞河留别诸同人》描写长期漫游的生活：
行李肩书卷，笑依人、佣舂生活，牧猪驱遣。燕市悲歌徒钓侣，别泪两行羞泫。扃客馆， 如蚕在茧。挑尽银灯虫语絮，镇书空、咄咄韶光浅。风月兴，漫施展。回头一领青衫显。最难堪，因时炎冷，随人圆扁。十载逢迎空太息，多少蘖龙蹠犬。发种种、萧骚难免。杨柳红楼螺镜里，旧青山、弃把闲情典。萝薜制，思裁减。
记载较少，已经考察不出王豸来具体行踪。不过，长期漫游的他道出了自己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状况：“笑依人、佣舂生活，牧猪驱遣”，相伴只有书卷行李。他感慨自己一袭青衫，世态炎凉，“随人圆扁”。对十年的仰人鼻息的逢迎生活叹息不已，生动反映了漫游生活的辛酸与无奈。
从秋水轩唱和词人的政治命运、理想追寻、生活际遇诸层面入手，分析出郁闷心态及成因。郁闷心态虽然在各时代的士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但如秋水轩唱和这样集中，十分罕见。秋水轩唱和郁闷心态这一文学中的重彩，与现实生活中的文人精神状态有很大关联。康熙年间，统治趋于稳定，文人希望进入仕途，生活的艰辛，人生的苦难，理想的难以实现，心中难免郁积，创作中自然流露出来。
二、叹世：人生磨难的心迹
郁闷情绪笼罩的秋水轩唱和，词人们对人生的看法不可能积极乐观，他们悲观、沉重、沮丧，甚至绝望。于是，词人们不论年龄几何，职位高低，弥漫着另一种共同的心绪：叹世。
叹世包括对人生的感慨与叹息。最典型的词人为龚鼎孳。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明朝兵科任职。明亡后，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康熙八年由兵部尚书转礼部尚书，并于九年、十二年两任会试主考，得士甚众。他身居高位，奖掖后进，又为文坛领袖，弘扬风流，扶轮大雅。心态本应雍容典雅，闲适平和。但五十八岁的他对自己的人生与宦途叹息连连。
他在《贺新凉·青藜将南行，招同檗子……集雪客秋水轩，即席和顾庵韵》中道：“随旅燕、栖巢如茧”，把人生看做无法突破的“巢”、“茧”，把自身看做不知疲倦的“旅燕”，奔忙劳碌，难以跃出人生窠臼；“老子逢场游戏久”，把人生、官场看成一场游戏，自己久羁其间，不能超脱，有无奈，也有悲凉。
《贺新凉·中秋有感，兼送谷梁》：“身世多艰谁自料，老泪苍生频泫”，喟叹人生道路坎坷与崎岖，命运的艰辛；“怕滚滚沸汤投茧”，“随人圆扁”，体悟出人生仕途险恶如“滚滚沸汤”，自身渺小如“茧”，置身“沸汤”之中，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秋水轩唱和时，龚鼎孳已近老年，他慨叹身世，是暮年心境的体现。他经历复杂，官明，降闯，降清，在清也多次被黜，宦海浮沉、栉风沐雨。暮年的他回首人生种种往事，感触颇多。词中叹世时的感慨、喟叹、无奈，多种感情掺杂一起，沉重而又哀伤。
秋水轩唱和中还有其他叹息人生的词人，如遗民纪映钟。纪映钟，明诸生，曾抗清复明，后归金陵，应龚鼎孳“总角交”名义之邀，赴寓京师达十年。昔日的抗清志士纪映钟归隐后昔日郁结难免会袭上心头，《贺新郎·赠徐方虎》写道：“何物客怀卷。感浮生，雨饕雪虐，暑驱寒遣。三十年来沦落恨，泪余墨珠同泫。”他认为自己一生“雨饕雪虐”，一提起急风骤雨、家国鼎革的岁月，胸中就波涛汹涌，潸然泪下。
叹世也包括嘲世、骂世、愤世的成分。许多词人不断遭遇挫折，在苦闷迷茫中自省，疑世、嘲世、愤世，甚至骂世。
王豸来曾与周在浚一起读书，少小立下宏愿，希图仕进，但入仕无门，四处飘零。他在《贺新凉·中秋对月并酬纪檗子先生见讯》下阕发出愤世嫉俗的声音：
弹鱼宁傍朱门显。倩收罗、牛溲马渤，羞逢卢扁。玉宇迢遥天上路，谁是刘安鸡犬。邯郸道、驱驰那免。空对夜珠悬碧汉，向西邻、赊酒无衣典。心上事，须频剪。
他用激烈的语气指出当前社会现实和人才选拔的不公。先用冯谖弹铗的典故，讽刺如欲显要必须依傍高门，像“牛溲马渤”这样价值珍贵的东西被忽视。一人得志，鸡犬升天。人人纷纷驰骛，依傍权贵，追名逐利。王豸来不满现实的情感比较强烈，愤世心态突出。
王士禄虽冤白复职，但也对任人唯亲的现状不满。在《贺新凉·送顾庵南归》中说：“凭他李蔡身能显。定何如、司空表圣，休休高扁。”作为曹尔堪的老朋友，王士禄用“李蔡封侯”的典故为其鸣不平。李蔡，汉李广从弟，辛弃疾《卜算子·漫兴》：“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司空表圣，唐隐逸诗人司空图。为人中下的李蔡通显，而司空图才能出众却避世隐遁，两相对比，讽刺当时任人唯亲现象。四处漂泊的陈维岳在《贺新凉·自遣》中也说：“五侯七贵翩荣显。岂由他，曹刘肠绣，苏张舌扁。造化小儿纷簸弄，翻覆白云苍犬。被鬼物，揶揄宁免。”真正才华卓群的人得不到提拔，难怪陈维岳怀疑造化弄人，世事无常，实际是社会选拔制度不合情理。
秋水轩唱和中感叹世事多艰者多为年纪较大、经历丰富之词人，骂世、嘲世者多为年轻欲仕进之词人。这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词人经历复杂的反映。经历过甲申鼎革的词人，真正体会过人生世事之艰；生计无着、入仕无门的词人即使生活在康熙“盛世”，也有惶惑、惊悸、失落，感叹人生，怀疑社会。
三、隐遁：自我抚慰的心音
郁闷与叹世未能使秋水轩唱和词人形象强硬。他们努力消解内心苦闷，使内心冲突趋于缓和，表现为儒家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行为规范。人生失意，只有通过“藏”来自我抚慰。于是，秋水轩唱和的词人们经历了现实的种种挫折后，不约而同地萌生出了避世疗伤心态。
曹尔堪京师复官失败，返乡时，有首《贺新凉·张湾将发……叠元韵谢别》：
帆影舒还卷。放兰桡，绰乎余裕，谁留谁遣。桑柘垂檐禾亩，南国霜融露泫。邻屋采一筐秋茧。更把纶竿临野渡，水痕收、沙嘴寒潮浅。团扇洁，待时展。著书敢以才名显。爱渔村，莼肥茎滑，橘殊形扁。宋鹊韩卢空发，纵愧杀鞧车载犬。狡兔尽，淮阴萱免，祖帐东郊真达者，赠珠玑，字字华而典。西蜀锦，巧裁剪。
他已趋于平静，退路就是返乡隐居。他设想“纶竿临野渡”为返乡后的生活；怀念家乡的田园风光；把著述等身作为今后人生理想。不过，在打算诗酒歌赋的优游岁月背后，还是难掩沉痛，用韩信“兔死狗烹”典故，暗寓为清廷效力后被无情抛弃的悲凉。他的隐遁是人生失落的消极避世。
许多人归隐心态同曹尔堪相似。如徐倬，入仕理想不能实现，他欲学庄周，淡泊名利，清高自守：“任逍遥、庄周蝶化，濠梁鱼遣”（《贺新凉·自遣》）。王豸来，在《贺新凉·檗子先生以镜阁新词见赠答之》：“回忆西湖螺黛好，如隔武陵鸡犬。且归去，离愁顿免。布袜青鞋堪寄傲，尽六桥，三竺容吾典。”人生失意，故乡静谧的田园情结缠绕心间。
曹尔堪、徐倬等人心迹类似，希望摆脱尘世的压抑与烦恼，寄托于青山野壑之间。这种淡忘于江湖的回避心态，是现实面前的自我退让和自我解脱，是传统文人“用行舍藏”人生观的流露。
秋水轩唱和中，部分入仕之人，也有消极避世的心态。汪懋麟，康熙六年进士，秋水轩唱和时，在京师居官中书舍人。相比科场蹭蹬之人，他新贵才俊，理应意气风发。然而，汪懋麟却有归隐之心。在《贺新凉·寄栎园先生》中云：
日与时舒卷。曷归乎江山啸傲，诗书消遣。岭峤风烟俱历尽，往事思量垂泫。悟宦海、沸汤投茧。公说生还原偶遂，笑世人，欲役心真浅。
山林钟鼎俱尊显。放闲情，棕鞋穿破，角巾折扁。煮石舂泉供晒药，炼得云中鸡犬。况女嫁，男婚都免。且喜眼中无俗物，小楼边，图画兼经典。丘壑在，不须剪。
他看透仕途，认为宦途险恶，把归隐山林与钟鸣鼎食地位并列，希望过诗书啸傲、闲云野鹤的生活。如此沮丧、盼望归隐的文字倘见之迁客谪臣，已足移人心魄，怎么会出自“新贵”汪蛟门之手？
其实，汪懋麟不是掩饰做作，与康熙十年左右其他文字心态一致。作于同年的《秋水轩唱和词序》云：“自余居京师一、二年间，毕冗困郁愁病相仍。笔砚焚弃间，有拈弄不过吟秋之蛩，与冷风坠叶相倡答。”当时汪懋麟身体羸弱，心情抑郁。因为生病缘故，本年还纳姬冲喜。
主要原因在写于同年的《与黄继武书》：
仆起自田间，由诸生取科第，不过五六年，在寻常之人，亦自谓足矣，不知士君子立身行道，不见于朝廷，则施于郡邑。二者既已坐失，乃低眉屏气，自逃于清闲旷散之地……{12}
自进士及第选官中书舍人后，汪懋麟十分不满，因为中书舍人是闲职，既不能登天子堂，辅佐政事，也不能为地方诸侯，施政一方。
自去年五月，仓皇北走，寄食友朋，忽忽一载，忧愁已深……昨家书来云，大水之后，米贵薪断……仆家有老亲，年八十余矣，妻孥嗷嗷，日营糜粥，穷阴积雨，莫能炊烟。……仆素性豪荡，喜酒好客，不耐冷寂，自来京师，百事拂逆，意绪枯槁。{13}
家乡遭灾，妻儿老母不在身边，没有知音好友，诸种事端，“百事拂逆”，即能明了汪懋麟对现状不满，自觉追求一种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
身居高位，备受尊崇的龚鼎孳也渴望过上田园生活。他的渴望归隐与前面曹尔堪、汪懋麟情况不同，他长期囿于宦海，起起落落，置身窠臼，偶尔厌倦官场，为自己寻找一块轻松心灵的乐园。他在《贺新凉·青藜将南行招同檗子、方虎……集雪客秋水轩，即席和顾庵韵》中说“虾菜梦、年年难免”，表现他逃脱樊笼、回归田园的渴望。
结 语
严迪昌在论及秋水轩唱和词时说：“唱和篇什中所激射的莫名的悲凉与惆怅、难以言传的郁积极其显然。”{14}词人们心中郁积难消的块垒，流露出的悲凉情调就是词人郁闷、叹世、隐遁的心态。这种心态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康熙年间，士人虽然逐渐认可清朝的统治，但明清甲申之变，顺治以来的“科举案”、“奏销案”等大狱迭起，再加上连年战乱，野有饿殍，至于文人命蹇，科场遇挫，士人心有余悸。家世的败落，生活的不济，前途的渺茫，一种无法解脱的苦闷成了秋水轩唱和的主导情绪，点染上时代色彩。这种苦闷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文人那种否定社会、怀疑自我的叹世心态。由于叹世嘲弄心态的驱使，一部分文人便逐渐衍生出遁迹山林以麻醉身心的隐遁心态。
秋水轩唱和词人，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流露的心态有其共性。这种心态，表面是一个小群体的共同心态，实质上反映出清初文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错综复杂的心态。
①⑥{12}{13} 汪懋麟。 百尺梧桐阁文集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
②④ 曹尔堪等。 秋水轩唱和词纪略。秋水轩唱和词二十六卷[C]. 清康熙十年至十一年遥连堂刻本。本文引词作除注明外，均选自该书。
③{14} 严迪昌。清词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⑤⑧⑩ 施闰章。 学馀堂文集[A].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38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⑦ 王士祯。王考功年谱[A].年谱丛刊[Z].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⑨ 王熙。宋琬墓志铭[A]. 钱仪吉。碑传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关键词：儿童小说；曹文轩；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25-03
与相对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它的产生和确认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儿童文学萌发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我国而言，有史可考的专为孩子们创作的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戏剧等直到晚清才开始陆续问世。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则始于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曹文轩同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儿童小说获得过国内多种文学奖项，这些荣誉足以证明曹文轩作品的质量之高，值得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
儿童文学与相区别，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在晚清和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主要起着教育作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新世纪以来，随着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打破只创作说教气息浓厚的作品，而更加注重作品的审美功能。曹文轩的儿童小说正是避开了对儿童枯燥的教化，而是充满着优雅的审美情怀，体现着对美好人性与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本篇论文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从深刻崇高的创作宗旨、少年男子汉形象的塑造和多种创作方法的结合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儿童小说的独特性。
一、深刻崇高的创作宗旨
“创作宗旨是指某一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和追求。”[1]创作宗旨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观念、创作理念，对作品起到统摄性的作用，它影响着作品的创作主题，制约着作品的创作原则、创作对象，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法。曹文轩儿童小说深刻崇高的创作宗旨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人性”的儿童文学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曹文轩提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2]曹文轩的这一观点是当时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话语，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起着强有力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种提法，把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它把塑造儿童的性格上升为塑造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体现在具体作品中就是对人性美的弘扬。
2005年6月，曹文轩对之前提出的观点做出了修正，他说：“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3]为了契合自己“为人性”这一创作宗旨，曹文轩在他的作品中分别描写了“人性美”和“人性恶”两个方面，从而展示其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同时，通过人性“善”与“恶”的对比，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草房子》里男孩桑桑和杜小康之间的相处体现了“人性美”。杜小康曾经是油麻地首富家的孩子，然而意外的事故使杜小康的家境突然败落，他被迫辍学跟父亲到芦花荡放鸭，在别人的眼中，他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光彩。桑桑并没有因为杜小康家境的一落千丈而幸灾乐祸，相反，他们成了好朋友。杜小康和父亲从芦花荡放鸭回来后，给桑桑带了五个双黄的鸭蛋，这是杜小康从大芦荡带回来的全部财富。为了让辍学的杜小康重返教室，桑桑卖去了自己心爱的鸽子，把钱全给了杜小康。他们真挚的友情，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红瓦》中的乔桉则是一名不良少年，因为母亲同祖父，他有着备受歧视和侮辱的不幸童年，致使他的心理暴力且阴暗，他的性格多疑而嫉妒。他不相信生活的美好、人心的善良，而是以一种怨恨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最后因为盗窃而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但是曹文轩并没有对乔桉这样的不良少年做出指责或批判，而是正视人性的弱点，平静地刻画着人性恶，甚至对乔桉或乔桉这一类的少年表现出同情和关怀。
（二）对苦难的执着书写
悲剧意识是曹文轩儿童小说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之一。曹文轩认为，在轻薄的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忽视了苦难对于生命的价值，而我们应对此作出反思。他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的文学，这里的包括喜剧，也包括悲剧――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重要。”[1]他的一系列作品《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无不弥漫着忧伤悲悯的气息。
《草房子》里原本活泼可爱的男孩桑桑却得了奇怪的病，使他小小年纪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青铜葵花》里的小女孩葵花，是城里的孩子，从小没了母亲，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不久后去世，她被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收养；《细米》里的少女知青梅纹，其父母在中双双死去，可怜的她在农村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曹文轩对苦难的书写，是告诉孩子们苦难在人生中的必要性，我们要成长，就必须要经历一些磨难。孩子们在阅读苦难、感受苦难的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面对苦难处变不惊的坦然态度。快乐是廉价的、虚无的，痛苦才是宝贵的、深刻的。
二、少年男子汉形象的塑造
“创作对象是指作家进行创作时关注的焦点和描述、表现的中心。”[1]尽管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同样都是儿童题材，实际上他们表现的中心却各自有别。曹文轩作品的创作对象则是以少年中学生为主，主要描写少年的日常与学习生活，身体与生理上的变化。曹文轩曾说：“我根本不想去了解现今的中学生，因为我就是中学生。”[2]正是这一写作定位显示了他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家不同的价值追求。
中学生也就是少年，曹文轩的多部儿童小说均以少年为题材，对“少年”这一特殊人生阶段的关注已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围绕“少年中学生”这一写作对象，曹文轩侧重表现了少年萌发的情爱意识，以及对少年性格上的刻画。
（一）少年情爱意识的萌发
曹文轩并不因为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作品而有意规避“性描写”，但与不同的是，曹文轩笔下有关于“性”的描绘是纯洁且高尚的，情爱意识的萌发是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生理现象，作者不忌讳谈性，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暗示的方法对少年进行正确引导。
《细米》里的少女梅纹是一个女知青，她住在细米的家里，和细米以姐弟相称。在梅纹初到稻香渡，细米看到她的第一眼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大年三十的晚上，细米的父母不在，姐弟俩睡在同一张床上。细米对梅纹身体散发出的清香感到害羞，夜晚梅纹将细米的双腿抱在怀中，细米的双腿对梅纹胸部的感知使得他紧张得久久不能入睡。还有一次，细米无意中撞见梅纹正在洗澡，女孩的身体就那样鲜活的展现在他的眼前，细米对此产生了负罪的感觉，慌忙地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自己不是坏孩子。作者如此处理，更能显示出男孩细米纯洁的心灵。
曹文轩虽然并不回避对少年情爱的描写，但却张弛有度，对此有一定的节制。正是在这种表现与节制之间，完美地向读者展示了少年间纯洁珍贵的朦胧情愫。于成人读者而言，不失为一种美的感受，会唤起自己儿时相关的体验或记忆；于少儿读者而言，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能对他们的情爱意识起到良好的疏导作用。
（二）坚韧顽强的性格
面对缺乏勇气和创造力、自私且贪婪的少年性格，曹文轩曾提出：“当代的儿童文学应该对那种顺从的、老实的、单纯的儿童形象加以否定，塑造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儿童形象。”[1]并且他也曾说过儿童文学作家承担着未来民族性格塑造者的重任，因此他在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才塑造了许许多多坚强执著、生气勃勃、勇于担当的小小男子汉形象。
《山羊不吃天堂草》里的小木匠明子，跟随师父和师兄来到城里谋生，在城市里师徒三人备受城里人的侮辱与歧视，并且师徒三人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矛盾。但是不管怎样，小明子始终恪守一个正直的乡下人的生活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充满诱惑的、眼花缭乱的生活环境中保持了自己不卑不亢、自尊自强的高尚人格。
曹文轩对少年的成长过程有着全方位的展示，首先从生理上的发育，继而到精神上的完善再到人格的塑造，都有细致地刻画与描写。他笔下的少年，其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挫折与困难，正因为有了与苦难作斗争的体验，才使少年获得了珍贵的人生财富，为他们以后的学习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曹文轩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少年男子汉形象，培养了少年坚强的性格，尤其对男孩子阳刚之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多种创作方法的结合
河北大学文学院的阎浩岗教授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只有在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形成了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才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阎教授在这段话里突出了创作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每一位优秀的作家必定会在创作方法上有一定的追求，由此才使自己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曹文轩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叙事手法的多样，另一个是优美诗意的语言。
（一）多样的叙事手法
曹文轩不仅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的《小说门》是一部专门研究小说创作理论的专著，曹文轩本人可谓是熟知各种有关小说创作的技巧，而他的作品正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实践的产物。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他的作品十分鲜明的体现在运用儿童视角和“摇摆式”的叙事两大方面。
1.儿童视角的运用
“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讲述故事，故事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2]曹文轩的大部分儿童小说均运用了儿童视角，《草房子》以男孩桑桑的视角描写了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红瓦》是少年林冰眼中油麻地小镇上各色人物的斑驳人生以及他在学校与同学老师相处的青春故事；《山羊不吃天堂草》是乡村少年明子在城市的经历和对家乡的回忆；《细米》则是少年细米与知青梅纹在小村庄稻香渡发生的故事。
作家运用儿童独有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方式，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儿童以其单纯清澈的眼光，在成人熟视无睹的事件或情境中创造出诗意而纯真的美，给人们业已格式化的审美套路带来冲击，对成年人产生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儿童视角的运用，激活了人们逐渐僵化的古典美感，勾起了人们对于童年的美好记忆，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童心的无邪，带领读者进入另外一种审美世界。
2.“摇摆式”的叙事
在曹文轩的小说创作理论专著《小说门》一书中，第七章名为“摇摆”。“摇摆意味着小说在运行时，不是毅然决然地向前奔突，而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呈现出犹疑不定的状态。”[1]“摇摆式”叙事，就是指作家在处理情节或人物关系时运用的一种荡出、收回、再荡出、再收回的叙事方式。曹文轩喜欢在他的长篇儿童小说中采取“摇摆式”的叙事技巧，如《草房子》里蒋一轮与白雀爱情之路的一波三折；桑桑病情的变化，由病入膏肓到出现好转；杜小康家境的变化，由富有到衰败。
曹文轩采取此种叙事技巧，使得小说的情节带有强烈的节奏感，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中的人物富有弹性，在各种情形中跳跃、冲突、纠缠，产生张力，使作品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并且更具可读性。
（二）优美诗意的语言
曹文轩非常看重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因此他同时也非常看重儿童文学的语言运用。“让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惠受优美语言的雨露，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高雅的情怀，这是儿童文学推卸不了的责任。”[2]为了让儿童读者从小就能徜徉在优美诗意的语言文字之中，感受文字的魅力，培养儿童在语言方面的审美意识，曹文轩的小说语言运用了比喻、通感、白描等多种修辞手法。
如《根鸟》的第三章《鬼谷》中有一段关于一种植物“珍珠果”的描写，“叶子小而稀，状如富贵人家的女子的长指甲，深绿，阴森森；茎瘦黑而苍劲，像垂暮老人的紫色血管。”[3]两个比喻句的使用，让读者对珍珠果的“叶子”和“茎”有了形象生动的认识，并且“深绿色的长指甲”与“垂暮老人的紫色血管”让人感觉到珍珠果并不是一种吉利的果实，而是带有某种邪恶的暗示。尽管这段描写并不能给人美的体验，甚至是丑的，但是“审丑”也是“审美”的一种，我们研究的重心是曹文轩的语言运用方式。
四、结语
近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加速了其繁荣发展的步伐，涌现出大量的儿童读物，儿童文学研究也趋向跨学科研究。事实上，我们对儿童文学的关注程度依然不足，在儿童文学优秀作品的创作以及先进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提出等方面仍有待提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富仁教授说：“我呼唤儿童文学！呼唤中国的儿童文学！呼唤中国真正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1]王教授这一发自内心的强烈呼唤，值得我们每一位儿童文学爱好者的深思。以曹文轩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更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们的职责光辉而神圣，他们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曹文轩在创作宗旨和创作方法上的独特追求，使得他的作品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也奠定了他在当代儿童文学文坛上的地位。相信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的努力下，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前途将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1〕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3〕曹文轩。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J].文艺报，2005.
〔4〕曹文轩。青铜葵花[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5〕曹文轩。曹文轩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6〕吴晓东。记忆的神化[M].北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
〔7〕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关键词：《草房子》 水 意象
曹文轩曾说：“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草房子》以及我的其他作品皆因水而生。”①的确，曹文轩成长小说代表作《草房子》中就充溢着水意象，而且作品中的水意象独具特色，雨水、河水、泪水，水的形态变化演绎着生命兴衰，见证着悲欢离合。可以说水意象对于《草房子》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文字意义上的，它滋养着《草房子》，使其具有了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一。雨水――成长的伴奏
在《草房子》中，水用它最原始的形态――“雨水”陪伴着饱受成长煎熬的孩子们。在那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的雨声里，少年们的自我意识、责任意识开始觉醒。
《草房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雨天，在上学的路上，没有打伞的秃鹤遇到了纸月和香椿，当他意识到自己那在雨幕中分外明亮的秃头引发了两个女孩的盈盈笑意时，突然不自在起来。曾经因为大家喜欢摸他的秃头而觉得自己的秃头很珍贵的陆鹤，开始在意起了自己的形象，并因此而陷入成长的烦恼与苦闷之中，甚至还产生了辍学的念头。后来秃鹤想尽各种办法，如用生姜抹头等方法来掩饰自己的“缺陷”。虽然这些方法在孩子们的嘲笑声中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正是在雨水的伴奏下，秃鹤的自我意识才终于觉醒了。
雨水的疏急与小说情节的起伏相配合，使人物形象在环境的衬托下更为丰满，也诗化了小说的意境。秃鹤在雨天的成长是缓慢的，而杜小康则是在疾风骤雨中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杜小康家境殷实，与同龄孩子相比，他应该是幸福的，但不幸的是，他小小年纪便遭受了家庭经济破产的沉重打击。他不得不同父亲到他乡放鸭，在那几个月里，身处困境的杜小康在暴风雨中迅速成长起来。彼时的雨水，在杜小康眼中是恐怖的，它几乎能吞噬一切。“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饿……这一切，既困扰、折磨着杜小康，但也教养启示着杜小康”②。不错，正是暴风雨中的这些磨难转化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后来，杜小康神情自若地在学校门口摆了个小摊，自觉承担起一份家庭的责任。
其实，不止是杜小康，《草房子》中的每一个孩子都在雨水的伴奏中领悟着成长的真谛。因为成长不仅是生理上的变化，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变化。“成长中的孩子开始关心自己的形象在同伴、特别是在异性眼中的印象……成长就是那种类似于麦苗得雨露而拔节时的变化。此时，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特有的：烦恼、害臊、多疑、苦闷……他们的生命在接受一种生理与心理的煎熬。”③
二。泪水――情感的蓄积
在《草房子》中，也有大量有关“泪水”的意象见著于作者笔端。“泪水”作为水意象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存在，不仅弥漫着一种娓娓道来的温馨，还流淌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在这淡淡的忧伤中，裹挟着最浓重的情感。
泪水中蕴藏着秃鹤无法言说的情感体会。陆鹤因为自己的秃头被人嘲笑时，他没有哭；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破坏了学校的会操表演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他也没有哭；而当他“临危请命”重新为学校赢回荣誉时，他却抑制不住地哭了，许多孩子也哭了，哭声里，他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师生的尊重。
泪水里还闪烁着桑桑劫后余生的喜悦。在生机勃勃的春天里，桑桑却生病了，他瘦成了骨架一般，并且，在懵懵懂懂中感觉自己将要离开人世。幸好，纸月的默默关注以及温老师的无词歌曲给了他莫大的鼓励，他才有了面对死亡的勇气。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桑桑从此变得善良了，小说中写道：“桑桑对谁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善良。他每做一件事，哪怕是帮助别人从地上捡起一块橡皮。心里都为自己感动。”④他是那么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他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最后的日子浸泡在泪水中。可是，就在桑桑临近中考之前，病完全好了的时候，他却放声大哭起来。在求医过程中所积压下的痛苦、担忧、害怕、感动等情感，终于随着泪水滚落开来，“桑桑虽然没有死，但桑桑觉得他已经死过一回了。”在这些泪水里积蓄着桑桑对生命意义的领悟。
总之，泪水中那些孤独与理解并存、冷漠与温情同在、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情感经历，无一不令人感动。
三。河水――生命的润泽
河水在《草房子》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与油麻地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它温润着油麻地人的性情，滋养着他们的生命。
“在小说的创作中，具体的物象不仅要表现小说的情感与理智，而且必须同某种人生形态的动态过程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从总体上浓缩、强化这种人生形态的思情意蕴，或隐或显地表达出小说家对这种人生形态的感情状态，才能构成意象。”⑤在《草房子》中，河水这一意象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那流淌在家门前的河水，不仅完整地串联起小说的情感脉络，而且还承载着抒发作者生命体验的任务。
在《草房子》中，河道纵横交错的油麻地里上演着一幅幅温馨而又美好的画面，平淡的生活下隐藏着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在这里人们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等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水。红菱船的表演离不开水；蒋一轮和白雀的爱情因水而生，也因水而终，他们所有甜蜜、痛苦的回忆都发生在水上；一辈子挚爱着土地的秦大奶奶也最终在水中实现了她的人生价值；邱二爷的房子消失在洪水中，又被细马用可以翻成一船浪花的羊群支撑起来……
可以说《草房子》是一个在河水中衍生出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记忆中水乡的影子。曹文轩曾说：“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剌泼剌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枯，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大片水。在我脑海里所寄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有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⑥或许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水意象对于《草房子》的意义。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作为生命，在我理解，原本是水的构成。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⑦
综上所述，在《草房子》中，水意象无处不在，雨水、泪水、河水，这些水意象蕴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使作品富含诗情画意，韵味隽永，具有了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注 释：
①曹文轩，十年回首：《草房子》创作札记[N]，中华读书报，2007-9-19（15）
②曹文轩，《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第252页
④曹文轩，草房子[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③梅子涵等著，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M]，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⑤魏家骏，论小说意象[J]，重庆：西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114页
⑥曹文轩，《水边的文字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