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说到语录，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语录是不讲求段落、内容间联系的一种文体。还在苦苦寻找优秀经典的语录吗？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下面是敬业的小编帮大家收集的5篇俾斯麦名言参考，欢迎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最近，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在中国悄悄搭起了一张投资网——至少，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心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拉菲一直被当做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古老的疑问重新浮现：这个以五根折断的箭作为族徽，被称作战争之王的家族，渗透了整个欧美的金融和工业变革——但作为西方的地下霸主，那时候它真没对马可·波罗笔下富饶的东方动过念头吗？
一如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兴起并贯彻整个家族历史的基本战略，就是“把金钱、心血和精力于某个潜力巨大的人物，付出巨大牺牲，献上热忱服务，待其功成名就，获得回报”，令其发家的黑森公爵、威廉伯爵和路易十八便是明证。
在东方，在现代中国，从传闻从野史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打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烙印的被投资者：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案例，被视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追逐中国的痕迹之一。
但事实上，早在200年前炮火连天的中国大地，这个家族已和他们这些“奇货”一起，出现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背后。
“鸦片贩子”
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德国法兰克福定居并发迹于上流社会时，中国正处于最愚昧时代。1838年，一封从广州洋行发出的信函，经伦敦抵达法兰克福。发信者是一个带着罗斯柴尔德印记的商。
这一年是清道光十八年，始祖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Rothschild）已去世两年，老梅耶的五个儿子“罗氏五虎”，正分别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掀起一波波金融风暴，打造着金字招牌。而在中国当时最开放的珠三角，一个叫林则徐的官员刚颁布《禁烟章程十条》，收缴烟土、烟膏46万多两。
如果鸦片能打上生产商印记，林则徐没收的鸦片里，很大一部分“Made in 罗斯柴尔德”。
时光往回倒5年，1833年，罗斯柴尔德的资金在东印度公司刚进入佳境，英国议会却意外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垄断特权。一直将对中国的兴趣遮遮掩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走向台前，找来两个苏格兰商威廉·渣甸和马地臣，筹划“东征”。
于是，两个苏格兰人奉命在清政府土地上组建了一个亲切又耻辱的名字：怡和洋行。
通过这家洋行，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购的鸦片转手变成茶叶回流，而分设在广州、澳门和香港的机构，负责为家族收集、整理中国的政治形势。那一封封信，记录的正是中英关系动荡交恶的信号。
1839年，虎门燃起滚滚浓烟，属于怡和洋行的鸦片占了大头。为阻止林则徐，威廉·渣甸跑回伦敦，游说英政府与满清开战。此时，坐镇家族伦敦基地的是“五虎”老三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养子内森尼尔，其威势已达能影响英国经济的程度。并没有证据显示内森尼尔在威廉·渣甸的游说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老内森的两位女婿，内森尼尔的妹夫沙逊和哈同，因为“洋行公所”（鸦片贸易所）的损失，确实在出兵一事上扮演了鼓吹手的角色。
被英军打败的清政府开放了上海。雨后春笋般新建的各类央行中，一家叫“公平”的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新商。公平洋行继续“鸦片-茶叶”的轮转，而像太平天国起义等时政资料，月月准时出现在法兰克福家庭会议的案头。
仅1856年的一次交货，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收入超过2.3万墨西哥银元，这还不包括包装袋子有破口而丢失了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巨额收入对罗斯柴尔德而言只不过沧海一粟。
“中国问题特使”
“鸦片-茶叶”带来大把银元，又通过怡和洋行和清政府签订了外国贷款合同——但这些都无助于直接参与到中国金融的操纵。对罗斯柴尔德而言，这就等于失败。
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 “五虎”老五詹姆斯的长子）偶然听到家族一手捧起的俾斯麦透露，德国有意插手中国问题。仿佛看到了破局的曙光，大喜过望的阿尔方斯直言“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
闻弦歌知雅意的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提议，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清政府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作为等价交换，汉斯曼希望德国能在这个联盟中得到一半的权利，这一点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出面争取。阿尔方斯的堂兄内森尼尔也表示：“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我们占据合理的比例。”合理的前提是实力，但此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中国恰恰缺乏这一点。
于是，法兰克福银行等12家欧洲主要银行被阿尔方斯和内森尼尔绑上了战车，共同组成了德华银行。为表示诚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特地出资请人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
但德华银行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894年，英国扶植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重创中国，清政府被逼向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以支付对日本的赔款，德华银行借此东风而起，和汇丰银行均分第二次1600万英镑贷款。
但山东铁路准入权的冲突，让英、德、法、俄四国开始交恶，战争一触即发，货款事宜眼看付之东流。阿尔方斯和内森尼尔两兄弟不得不分头灭火，甚至把英德政要请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晚宴上，互倒苦水鸡飞狗跳痛骂俄国重归于好，消弭了战争阴云，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得以继续赚钱大计。
正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手操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亲密合作，而包括法国，俄国，美国等在远东有利益的国家，也将“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视作中国问题上“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俨然视之为欧洲列强的中国问题特使与“知心姐姐”。
“你好，李中堂”
这段远东赚钱大计的过程中，如果说已投资成功的俾斯麦起到了凿路者的作用，被称之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则是更值得投资的那座桥梁。
1896年，时任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进行了一次大半年之久的环球访问。他见到了自由女神像和埃菲尔铁塔，见到了俾斯麦，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也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时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老梅耶的孙子阿道夫·卡尔·冯·罗斯柴尔德。
一见如故的李中堂赠给了阿道夫一幅自己的签名照，这幅照片至今仍旧挂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驻北京、上海代表处的门厅里。
1897年，阿道夫拍板组建了号称“北京辛迪加”的福公司，并邀请了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担任华人经理。不过，人们更相信刘鹗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福公司在中国真正的代言人，是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隔年，李鸿章给老内森的孙子、罗斯柴尔德英国分支家主小内森·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密信，保证大清朝廷仅仅作为辛迪加的隐形搭档，而不共享利润。李鸿章告诉小内森，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同意福公司开采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的煤矿，以及修筑相应的铁路线。李中堂的另一封信则刊登在《The Standard》报上，重新调动了英国商人投资中国的热情。
就像信中所言“福公司得到了我个人全力支持，这种支持或许对公司在华的成功是必要的”，1899年，李中堂通过汇丰银行汇款4203英镑（约为4万两白银）购买股份，成为福公司的股东。
正是凭借着强大而有效的公关，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福公司不仅能在清政府禁止外资染指矿业的时候，变相取得了多处煤矿的开采权，还能够历经中国多次革命和战争，包括义和团那样的疾风暴雨的涤荡依然屹立不倒，甚至事后还能获得更优厚的“超国民待遇”。
从中国带走了巨额利润后，福公司也流下了一丝善意，比如开办学校——中国矿业大学前身焦作路矿学堂就是由福公司在1909年创办。
还有对中国文化的另类留存。家族的第五代子弟、小内森的两个侄子查尔斯与安东尼，先后来到中国旅游，安东尼并因此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期加入了伦敦的东方陶瓷社，并成为该社巡展的主要藏品提供者。
1935年，安东尼的堂兄，年近花甲的亨利·罗斯柴尔德也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他试图“探究北京的秘密”。在亨利著名的《旅游世界》一书中，这样描绘了一座充满了活力和快乐的 “中国城”：人们愉快地购物漫步，每一个小店，每一个小摊都仿佛在办艺术展览，吸引着，陶醉着每一位顾客……
前度罗郎今又来
新中国成立后，福公司退出中国，罗斯柴尔德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才随之中断。
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罗斯柴尔德父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伊夫林·罗斯柴尔德以《经济学家》杂志主席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从此打通了与大陆就黄金和外汇等一系列可能的话题展开讨论的渠道，至此 “回归”中国。
与19世纪的拜访充盈着炮火声不同，如今重履旧地的罗郎显得有些悄无声息。这一次，不以家族之名，而是以独立公司的名义在中国经营业务，范围大大缩小，主要是为国际公司并购与入股中国公司作财务顾问。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在中国已赢得了广泛的尊重。1994年，罗斯柴尔德父子 （香港）有限公司设立上海代表处。2000年，罗斯柴尔德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随后，罗斯柴尔德在中国广泛参与了汽车，金融、电信、房地产、自然资源等诸多里程碑式的重要项目。仅仅在1994年1月至2004年12月，罗斯柴尔德就为55个项目提供了顾问服务，涉及金额达到480亿美元，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家投资银行。
“我们的客户既有央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民营企业小肥羊、阿里巴巴。作为财务顾问，我们曾参与了与中国相关的最大并购案，包括中国联通以240亿美元收购中国网通集团。”2009年访华时，家族第七代掌门人伊夫林的堂弟大卫·罗斯柴尔德如斯意气风发。
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在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大卫表示了对《货币战争》一书的十分不满，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写出一个真实的罗斯柴尔德，要求此次访谈节目中，不能邀请作者宋鸿兵作嘉宾。
紧接着，这一年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足以让世人看到大卫·罗斯柴尔德继续勾画罗斯柴尔德家族辉煌事业的野心，一路向东。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业洞察能力和资本操作能力，以及他们追逐利益的欲望，三百年来从未退化。同时，他们也坚持着传统的公关路线，各代家族掌门人，以及以罗斯柴尔德集团独立董事，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代言人等，一直不时前来中国访问，积极游说。
2011年7月，比大卫年长六岁但论辈分是大卫侄子的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也来到了中国，拜见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1、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2、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决议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
3、对于不屈不挠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4、对我来说，衬衫比上衣更贴身。
5、如果人生的途程上没有障碍，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6、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知道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我战败而责备我，但那又有什么呢？
7、如果日尔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8、我对青年的劝告只用三句话就可概括，那就是，认真工作，更认真地工作，工作到底。
9、失败是坚忍的最后考验。
10、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11、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2、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13、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
14、尖头的子弹胜过尖刻的演说。
15、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16、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17、劳动可以使身体得到休息，劳动可以使精神得到休息。
18、坚韧是意志的最好助手。()
19、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20、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21、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22、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23、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1 如果一种文明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保护，那么这种文明是脆弱的，迟早会被野蛮所征服。
2 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3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4 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
5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知道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我战败而责备我， 但那又有什么呢？
6 如果日尔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7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8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9 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10 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11 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2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14 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15 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16 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17 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一个人的责任并不在于默然的去工作，而是在公然的铲除罪恶，力谋补救。
18 我们也许会毁灭，但当我们毁灭时将会把整个世界捆在一起，一同跳入火坑。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时的盲目之举，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通常情况下，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从伊朗国内情况来看，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
伊朗长期以来坚持“第三方外交”，它是指为了实现伊朗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以出让部分国家权益为诱饵，将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无利害关系的第三强国引入伊朗，以抗衡和制约伊朗的主要敌人，在伊朗历史上曾多次引入德国势力来维护自身安全。
首先，萨法维王朝联合德国制衡奥斯曼帝国。1523年伊朗国王沙赫·伊斯马仪向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写信，希望与声名显赫的德国皇帝建立友好关系，建议两国联合夹击奥斯曼帝国，德国皇帝立即回信表示同意。1529年，德国皇帝派使臣访问伊朗，再次表示愿意联合伊朗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查理五世及其弟斐迪南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地的进攻曾一度阻止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伊朗的进犯。1600年10月，伊朗国王沙赫·阿巴斯派团访问德国，以便联合德国抗击奥斯曼帝国。使团在德国受到皇帝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的隆重接见，他派出军事将领和宫廷官员率领五千士兵去迎接。德皇接受了沙赫·阿巴斯联合反对奥斯曼的建议。1602年，德皇为了进一步了解沙赫·阿巴斯的真实意图和实现两国反对奥斯曼的联盟，派使团回访伊朗，之后鲁道夫二世完全同意缔结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伊朗、俄国和德国的三国联盟，并表示将向开到奥地利边界的、业已威胁到维也纳安全的奥斯曼军队开战。
其次，凯加王朝大力吸引德国，以制衡英俄。1873年沙赫首次出访欧洲时，就曾与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举行会谈，签订了友好、贸易和通航条约。苦于无力阴止英、俄两国干涉伊朗内政的纳赛尔丁·沙赫国王，决定用争取其他国家友谊的办法来削弱英俄在伊朗的影响。1883年3月，赛尔丁·沙赫秘密致函俾斯麦公爵，随后于1885年，沙赫任命米尔扎·戈朗茂耶为首任驻柏林公使，一直想在中东找到立足点的俾斯麦则派布朗施魏格伯爵出任驻德黑兰公使，这样德伊两国正式缔结了外交关系，德国势力正式进入伊朗。伊朗还与德国秘密协商，希望德国帮助伊朗在北部修筑铁路，在南部波斯湾建立海军，伊朗的计划很快遭到英俄的联合反对。19世纪末，德国的统治者再次注意到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便试图开辟一条从汉堡通往波斯湾的要道，以图在英国人独霸的海湾地区寻找落脚点。1896年在布什尔建立了德国领事馆。1899年，德国与奥斯曼缔结军事同盟，并取得修筑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的特许权，这给急于向波斯湾渗透的德国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1906年，汉堡与波斯湾之间首次开航，德国势力大肆向波斯湾渗透。
最后，一战中伊朗再一次积极引入德国。鉴于伊朗周边战争关系错综复杂，伊朗政府大战一爆发就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不想卷入这场胜负难料的世界大战。结果事与愿违，战争爆发后，伊朗变成了敌对双方火拼的战场，伊朗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希望借助于德国来抵御英俄两国。德国同时在伊朗加强了反俄、反英宣传，试图拉拢这个与奥斯曼帝国相邻的伊斯兰国家参战，加入到反对英俄的同盟行列。一旦这个目的得以实现，就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对德国的支持。德国进而可以联合阿富汗和印度，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1915年3月，德国驻伊朗布什尔领事瓦斯穆斯联合伊朗的一些游牧部落，在亲德的瑞典军官指挥的宪兵队的配合下扫荡了法尔斯省的英军。一部分反对英俄的伊朗达官显贵公开支持德国，逃出德黑兰，在德国和奥地利公使的协助下在克尔曼沙赫市成立亲德的伊朗“临时政府”，并组建了—支约四千人的军队。1916年3月亲英的沃苏格·杜拉担任首相职务，开始驱逐德国势力。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驻在伊朗的俄军彻底瓦解，英国人趁机抢占了俄军放弃的全部地盘，大力清剿德国势力。
二、维护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战之后，礼萨·汗进行了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特征的现代化改革。这场改革，推动了伊朗历史的前进、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使伊朗告别了屈辱的过去、踏入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西方化，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国家经济。德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经济实力更是可以与英国相媲美，伊朗想利用德国先进的技术和专家推进伊朗的现代化，因此伊朗与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近五千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伊朗军队的武器全由德国装备，德黑兰大学、农业学校也由德国人管理。德国航空公司开通了从柏林到德黑兰的航线。数以千计的伊朗学生经常去德国留学。两国贸易也增长迅速。1937～1938年德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仅次于苏联，居第二位。1938～1939年德国占伊朗对外贸易的第一位。
其次，伊朗现代化改革包含了军事改革，礼萨汗创建了伊朗现代军队。海军的建设在现代军队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所处的战略地位使得发展海军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德国的盟国意大利为伊朗皇家海军的建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对伊朗订购的船只的迅速建造和交货，积极培训伊朗年轻军官掌握航海技术和向伊朗派遣海军教官和顾问，所有这些促使伊朗在短时期内拥有了自己的海军，因而能承担起保卫波斯湾沿岸领海的职责。因此伊朗与德国的密切联系关系到了伊朗的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继而影响到它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
三、国内统治阶层和公众的情感影响
礼萨汗在年轻时曾在德国驻伊朗使馆当过勤务兵的，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仍继续执行以德国为对象的“第三方外交”，与德国建立广泛、密切的合作关系。根据伊朗驻德国外交人员的建议，礼萨王下令从1935年3月21日起将“波斯王国”改名为“伊朗王国”，即表示伊朗是“雅利安人的国度”。他认为，历史上德国没有像英俄那样对伊朗推行过帝国主义政策，德国又是英俄共同的敌人，而且德国的工业技术非常先进，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第三方国家。由于礼萨王的亲德倾向，从20年代起德国在伊朗的影响迅速扩大，开始大肆排挤英苏的市场份额。
伊朗与雅利安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雅利安部落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一批雅利安人向西进入欧洲大陆，成为日后日耳曼等民族的先祖。“雅利安”意为“高贵的人”、“贵族”。这个词后来转化为古波斯语的“伊朗”而“伊朗”也演变成为雅利安人居住地的名称。希特勒开始掌权后，纳粹宣传部门大力渲染德意志人和伊朗人同属雅利安民族，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两国应共同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奴役和苏俄的共产主义扩张政策。因此，德国政府一时在伊朗深得民心，赢得大批伊朗人的好感。在伊朗人看来，当英俄共同侵略波斯时，欧洲强国德国不但没有趁火打劫，并未在伊朗刻意谋取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波斯。伊朗民众对待德国的善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毕竟公众的意愿是统治阶层必须重视的。
从国际环境上看，伊德关系的发展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和德国内政外交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不稳定的，它是帝国主义战胜国根据战后新的力量的对比，经过斗争和妥协达成的，只是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伊朗作为一个中东的弱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体系之中，为了赢得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自然要充分发挥外交的作用，使自己免于成为大国竞争的受害者。因此，伊朗坚持的是中立的外交，但从实际上看，它是偏向于德国的中立，以此谋取外交上的有利地位，以亲德政策作为筹码，迫使英国让出一些其侵占的伊朗权益。
另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转变。由于地缘的关系，安全始终是德国对外关系的核心问题：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东部和西部都少有天然屏障，这使得德国很容易受到攻击。自中世纪以来为了谋求自身的安全，德国一直奉行的是均势外交。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还是实行大陆均势政策，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威廉二世时期，这种外交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威廉二世好大喜功，狂妄自大，推行所谓的全球政策，德国开始寻求扩张，妄图征服世界。这种外交思想将德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外交思想下，勾画了称霸世界的蓝图。德国外交由均势到扩张的转变，使得它不再只是着眼于欧洲大陆，而是放眼全世界。它看重了中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其地位不言而喻。德国在中东的战略意图是先取高加索产油区，继而越过伊朗，就能掌握伊朗南部和伊拉克的石油，乃至印度的丰富资源，从而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伊朗同样也是苏联运输物资的最佳通道，伊朗一旦落入德国的怀抱，希特勒可以对苏联进行两面夹击，从而占领苏联南部的产油区和产粮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在伊朗的第五纵队加紧活动，企图利用德国在伊朗的势力和伊朗的亲德情绪把伊朗拖入轴心国阵营，必要时在伊朗搞亲德。
总之，伊朗的亲德外交给了苏联和英国占领伊朗的借口，给伊朗带来重大灾难，这种外交政策是伊朗“第三方外交” 的历史延续，是伊德长期以来友好外交的发展。一战之后的礼萨汗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而德国在二战前的扩张外交以及世界帝国的梦想使其更加看重伊朗的战略地位，更加积极主动地拉拢伊朗。由此而看，伊朗在二战时采取偏向德国的中立政策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参考文献：
[1]（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著。元文琪译。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D].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82.
1847年春，33岁的俾斯麦出任易北河的堤防官，以此为跳板，成功进入政界，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在1862年他出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但荣誉感极强的俾斯麦并不满足于此，在康德哲学的熏陶下，他一直拥有着一颗改变国家国际地位的责任心。
普鲁士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隶属于德意志联邦，而德意志联邦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一个国家，包括普鲁士、奥地利在内的38个邦国各自为政，德意志中央机构形同虚设，德意志诗人席勒曾痛苦地呼喊道：“德意志，你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正因如此，德意志这个块头庞大却身体虚弱的大个子在欧洲饱受欺凌。
历史总要对某些人委以重任，这次它选择了俾斯麦。
“当代的重大问题(即德意志统一)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这是1862年俾斯麦就任普鲁士首相后在下院的演说词，强硬的态度、粗暴的方式使之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称号，他选择用铁和血驱赶那些在自己的家园上撒野的坏家伙，他崇尚暴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他的张扬给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带来太多不安，威廉曾忧心忡忡地说，“我很清楚结局，他们会在歌剧广场砍下你的头，然后再砍下我的头。”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显然证明了威廉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
1864年普鲁士对丹麦宣战，俾斯麦在完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盛邀他的兄弟城邦――奥地利参战。同年战争结束，丹麦战败，俾斯麦把收回的城邦――荷尔斯太因作为战利品奖给了奥地利，殊不知，这块烫手的山芋险些使奥地利在地图上消失。
1866年6月，俾斯麦唆使人在荷尔斯太因滋事，普奥战争爆发，这场兄弟之争又被称为德意志之战，因为普奥双方争夺的是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领导权。以普鲁士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俾斯麦仅用一个月时间就使外强中干的奥地利国土尽失，最后只能据守一座孤城――维也纳。奥地利在军事上的崩溃直接触动了普鲁士国王最兴奋的神经线，威廉大呼：“直捣维也纳，彻底消灭奥地利！”，然而，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他坚决主张放弃攻打维也纳，当国王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激动地喊道：“我要辞职，辞职！”甚至冲到当时正在议事的四楼大厅的窗户处，推开窗户，就要跳下，威廉国王最后妥协于俾斯麦的以死请命。普奥战争的结果是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了非常宽容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人对俾斯麦爱恨交加，因为他既对自己痛下狠手又温情地保全了自己。事实上，在俾斯麦前后矛盾的行径背后隐含着他对欧洲政治的深深思考：首先，他意识到虽然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对奥地利的军事胜利，但很难使这个曾经拥有“德意志首席联邦”名号的昔日老大彻底臣服，所以俾斯麦对奥战争的目的不是吞并，而是把它排挤出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其次，俾斯麦考虑到普鲁士即使能够吞并奥地利，其他强国出于欧洲均势政策的考虑不会坐视普鲁士的迅速膨胀而不顾，普鲁士的张扬很可能招致列强的干涉，到那时候德意志的统一进程必然被中断；再次，俾斯麦已然决定下一步要向法国开战，如果此时与奥地利结怨太深，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奥地利必定会背后捅刀子。鉴于上述考虑，俾斯麦在最大限度保留了奥地利尊严的情况下把奥地利一脚踢出德意志联邦。1867年，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同盟成立，它包括除南德四邦以外的21个邦和自由市，而南德四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一达姆斯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拒绝加邦，聪明的俾斯麦没有因为痛恨它们的背叛而向其开火，而是巧妙地利用拿破仑三世的贪婪成功地将南德四邦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