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里是漂亮的编辑给家人们整理的王羲之传文言文翻译（最新5篇），欢迎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是一位忠实的道教徒，信奉五斗米道，非常相信神仙并喜好服食，晚年更为热忱。
他“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列传》）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巻十《右军书记》也提及王羲之服食之事：
吾服食久，尤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也。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须服食。方回来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
比服寒食酒，如似为佳。
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得之，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许君见脸，何烦多云矣。
吾昨频哀感，便欲不自胜举。旦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诲。
顷劳服食之资，如有万一，方欲思尽颐养。
除了服食，王羲之始终关心道教的修炼之法。道友许迈曾经向他详细地阐述过修身方法：“但能养精神，调元气，吞津液，液精内固，乃生荣华……”
许迈向王羲之介绍的修炼方法实为当时茅山派的房中术，可见王羲之对修身养气是情有独钟的。
据《晋书·王羲之列传》等记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其始祖王子晋得道而羽化登仙；其伯父王导性嗜清淡，服食度世。王羲之诸子亦信五斗米道，次子王凝之、五子王徽之信道尤为强烈。另外，与王羲之家族世代通婚的高平郗氏也是著名的奉道世家。这便为王羲之道教修身，服食养气提供了有利条件。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王羲之辞官之后，为摆脱心里的压抑而归隐山林，静心修道。他为了得到放绝尘世的仙境，在辞官前就已选定古剡金庭为隐居之地。此地山清水秀，层峦叠嶂，回亘万变，清和一气，符合道教“致虚极，守静笃”，“清净为天下正”的要求。王羲之在此舍宅为观，将读书楼变为修身养气的场所，并起名“金庭观”。此外，升平四年（公元360年），王羲之还亲自炼丹于石鼓山（今金庭灵鹅村），并有题辞志石，辞云：
奥若吾先，琅琊肇址。临沂孝弟，郡公燮理。轩冕盈朝，会稽内史。兰亭适趣，被除上已。致政金庭，南明别墅。光鼓西涯，剡邑东鄙。绝巘周垂，崇高顿起。鼓宏对旗，颠夷若砥。其地可锄，有药堪饵。奚啻沃洲，岂让天姥。纯庵紫芝，爰居乐土。文坛武墠，鹅池墨沚。留侯赤松，明哲可许。诗赋英发，簪盖良土。
眺望楼尺，思惟窃取。仲尼威仁，朝闻夕死。孟轲传道，无有乎尔。厥赋惟均，为之亦是。世远人非，知谁循此。右军镌石，鼓山同峙。
王羲之告别政坛之后，与东土士人畅游山水，弋钓为娱。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竦身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在山川景色的遨游中便会产生“得道升仙”的妙境，得到“神超形趣”的感受。王羲之是一位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所以他有崇拜山岳的观念。而因其崇尚自然，神逸恣旷且坦诚直率，胸怀宽广，最终也成就了他那令世人所景仰的“骨鲠”之气。这种崇高的人格与超凡的气质，融入他的书法艺术，遂成一派雄秀天然之气。这或当视为他从道教与自然山水中所汲取的养分。
二、王羲之书法气象：彰雄强秀美之概
传统书法十分重视“书法之气”。王羲之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刀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俊；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
王羲之注重把握天地阴阳的矛盾统一之理。他指出，只有将阴阳二气调和，才能使书法生华彩显风神。另外王羲之在《用笔赋》中所讲的文质统一观，同样也是以天地之道、混元之理来解释“书之气”的。可见，王羲之对书法之气的认识和理解与其道教修身养气是一脉相承的。
王羲之书迹为历代所珍视，其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兰亭序》、《十七帖》、《丧乱帖》等。下面我们就以《黄庭经》、《兰亭序》为例来谈一下他的书法所彰显出来的气象。
《黄庭经》传为王羲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所书，真迹早佚。《黄庭经》是魏晋时期流传的道家养生修炼之书，也是历代道教信徒所推崇之书。此书分为内景经和外景经，外景经在葛洪《抱朴子》中有著录。王羲之所写的是《黄庭外景经》。五斗米道讲究“道诚”即“奉道诚，积善成功，集精成神，神成仙寿”，要求必须守诚信道。王羲之笃信道教而爱书此经。唐代孙过庭在评价王羲之书写《黄庭经》的感情时说：“怡怿虚无”（《书谱》），形象地描述了王羲之写道经时的精神状态。
《黄庭经》结字上左轻右重，左短右长，有明显的欹侧之势，给人一种动感。纵有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大小错落，婀娜多姿，如行云流水，飘逸空灵。整体章法既有变化，而又和谐统一。《黄庭经》骨肉兼备，刚柔相济，质朴秀美，丰腴含蓄，为世人所珍视。这些既矛盾又和谐统一的书法气象，与王羲之静心修道，存神炼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五斗米道提倡“贵中和，守道真，重清净”，即讲究“质朴无饰，诚信无欺，清净无欲”[1]，正如王氏所书《黄庭经》所言：
虚无之舍在廉间，寂莫旷然口不言，恬淡无为游德园。积精香洁玉女存，作道忧柔身独居，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
王羲之的另一幅代表作《兰亭序》（传世为摹本），从古至今，脍炙人口，享誉海内，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就连他自己也甚为得意，自叹不可企及也，日后虽“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作之者”。
与《黄庭经》相似，《兰亭序》在章法上亦纵成行，横无列，结字大小参差，错落有秩。字与字之间欹侧顾盼，遥相呼应。线条遒美柔和，婉转圆润，总体上长短不一，粗细各异，收放自如，藏露兼备，疏密得当，虚实相间，既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王羲之在那一刻，由景生情，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进而将这种平和舒缓、恬淡自然的情感结合道教修身之气，即自身之气与天地阴阳之气融合的“气”融入自己的书法，促成《兰亭序》这一旷世精品。《兰亭序》本身亦可谓王羲之情感的宣泄、气格的辉映。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自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历代评价很高。有人用“雄强”二字来概括它，其“雄”谓生气勃发，“强”指神完气足。清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更说：“惟右军书，醇粹之中，清雄之气，俯视一切，所以千古字学之圣。”此评确有道理。
三、结语：永远的王羲之
受时代背景和家族环境使然，王羲之对道教极为热衷，并且一直积极参与道教修身的实践活动。通过道教修身养气，王羲之将自身融于大自然那浩瀚而又温和的怀抱，并从中尽情地禀受着阴阳调和、轻灵鲜活之气，从而使体内之气变得充盈而清洁；进而再将这种雄强超逸、虚灵质朴之气贯入笔端，倾入自己的书法艺术创作之中，最终使其书法臻于“达乎道，同混元之理”的境界。纵观王羲之的书法，既有阳刚壮美之气，又有阴柔秀美之概，正符合道教“养气”即养“阴阳二气”的思想。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正所谓可歌可叹，可敬可仰。在此，特化用侯开嘉教授曾用过的表达方式，以“永远的王羲之！永远的书圣！”[2]来结束此文。
注释：
[1]参见孔令宏：《从道家到道教》，第124页、12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2]参见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增订本），第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侯开嘉教授在《王献之遭遇唐朝》一文末尾，对于羲、献优劣是非的问题，因不赞同仅凭个人喜好而强分高下，扬此抑彼而肯定地说道：“永远的王献之！永远的二王！”
关键词：王羲之 行书 美学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一、王羲之行书概论
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唐代书家张怀《书断》云：“案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异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帮谓之行书。”在其《书议》中说：“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行书可分为行草和行楷，即张怀所说的“真行”两类。最初的行书是由书写隶书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俗体”，所以从结构到用笔都还保留着较为浓厚的隶书意味，书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随着楷书和草书的发展，行书受到了这两种书体的不断影响，到魏晋时期达到成熟。行书比隶、楷正体字简便易写，又比草书易辨认，所以它的出现给人们的书写及书面交际带来极大的便利，受到了普遍欢迎，并一直被沿用至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行书作品，历来被公认为是成熟行书的典范。
行书传至王羲之，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书法史上影响深远。其行书帖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丧乱帖》等。其中，《兰亭序》为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二、王羲之行书体现的美学思想
（一）古拙之美
东晋早期的书风是西晋书风的延续，东晋书家王羲之、王述、庾翼、王漾等人的书法风格则是父辈所传的西晋流行的钟繇、卫、索靖三家书风。从王羲之的早期作品来看，其中大都带有章草或隶书笔意，整体风格比较古朴。例如行书《姨母帖》，虽然通篇看去前后的笔调有些不协调，但前两行笔画带有浓厚隶意，古意拙趣尚多。行笔较为迟缓，后四行运笔较快，一些字有敲侧的姿态，应可作为王羲之后期“新体书法”萌芽阶段的作品，其艺术风格与后来考古发现的“楼兰文书”相似，可见东晋书体依然古意浓重，古朴之中带有隶意。对于古意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用笔、体势存有旧体笔意。所谓旧体笔意，指自秦汉以来日常所写隶或草书所有随笔而出的书写习惯，少提按，但不乏力感，尤以汉简书最明显。二是透过这种旧体笔意所具有的纯朴、自然、率真的审美特性来理解。《姨母帖》遗存率意的旧体用笔见有多处，如首行“十一月十”，其结字宽博，字与字之间连带不多，这些都是旧体所有的特性，尤在隶书中体现更为突出。作品徘徊于率意之中，与楼兰文书相比较，王羲之的这幅书作带有含蓄、凝重的感觉。
（二）遒劲之美
在张芝、钟繇之后，王羲之以前，士族的书家趋附新体新法蔚然成风，就连以古体享誉书坛的卫氏书法，也附和新风以应时代。此期间，不甘人后、追求卓越的王羲之，着力于书理的探求和书体的革新，力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区别于时人、又高于时人的风格面貌。在这一时期以隶书笔意渐少，遒美欹侧风格渐多的书迹《兰亭序》、《丧乱贴》等为代表。唐太宗高举王羲之书法，《兰亭序》被推崇为“天下第一行书”之后，逐渐为历代书家所重。《兰亭序》书文并茂，其书风阴柔中带有刚劲，行笔轻重疾缓，跌宕起伏，用笔上强化了中锋与侧锋之间的相互穿插使用，运笔的转折与游丝既丰富且自然。在整体的布局中，以疏朗为主，前几行书写严谨而矫健，到了中后部分，一些字出现了露锋和涂抹。可见笔者书写到作品后部，已经是率性书写，笔到之处即是性情所致。宋代书法大家米芾之所以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当是与米芾所提倡的“率性而为”有了共同之处。后部分的线条粗重的笔画明显增加，有一种流畅而又不失洒脱的神韵。表现了王羲之--的超凡脱俗的个性，是王羲之心境与精神的表现，正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三）连绵起伏之美
王羲之行草书的连绵起伏的美感，在《丧乱帖》、《频有哀祸帖》、《二谢帖》等书法作品中有所体现。王羲之的传世作品中大多数是草书作品，而今草的基本法则是从章草沿用而来的，结构大同小异，只要剔除隶波，化笔法的横张为纵引，连绵的笔画由上一字引向下一字就是今草。王氏的后期草书起伏跌宕，形态书写豪迈，表现出连笔的映带延绵，羲之草书打破了以单字为基本造型单位的旧法，形成了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为一个造型单位的程式，形成了“字群结构”。这种特征不仅区别于旧体草书，也被王羲之运用到了他的行书作品之中。在王氏同时期，还没有看到其他书家以这种方式书写草书，《丧乱帖》用笔挺劲，结体多纵长敲侧，轻重缓疾极富变化，完全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束缚，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为王羲之所创造的独特体势的典型作品。作品中的“奈何”、“深奈何”、“哽不知”三组字为上述所说的“字群结构”字例，呈现纵势贯气，兼具形体上的组合美感，变化更为丰富。同时，也为日后王献之的变法提供了良好的启迪。《二谢帖》轻灵而极富韵律，用笔富有变化，跌宕起伏，行中带草。既有“字群结构”，如“想”
“邵”二字，亦有“者”、“善”这种笔断意连的字，细微之处，见其精神。
三、结语
既有“右军砚”，则当为西晋或晋前物。但临沂三种石砚皆非紫金石；鲁砚中紫金石维产临朐，但唐朝才开发，故皆不得为“右军砚”。前于西晋者，唯安徽八公山紫金砚。王羲之幼时，其父王旷曾坐镇寿春，任淮南太守——此羲之得砚之机也。故“右军砚”当为安徽八公山紫金砚。
一、佳妙紫金砚为东坡、米芾所好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字元章，极爱石，曾以醉石后拜石之举被人称为“米颠”。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有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紫金研帖》（“研”通“砚”。《释名》日：“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如濡也。”）文曰：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回去住去哉！
苏子瞻即坡，北宋大文学家，与米芾同为书法“宋四家”之一。他从岭外归来，赴常州终老之前，过真州访米芾，此一紫金砚当是在真州借去者。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米芾称此砚为“传世之物”；其二，米芾很尊敬坡，以佛家语称为“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对于清狂如米芾者，出此誉已极，但他仍认为紫金砚不该与苏“同去住”；其三，东坡已老且有疾在身（当年即逝），由真州返常州竞“携”一沉重之砚去，临死前还“嘱其子入棺”。南此，我们可见紫金砚何等美妙与珍贵，东坡、米芾爱它达到了怎样狂热的程度！
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前此帖一年，即元符三年（1100年），米芾还有《乡石帖》：
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历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元章。
此外，米芾的《宝晋应光集》卷八，还载有杂书一则记此事：
吾老年方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新的右军紫金砚石，力疫书数日也。吾不来斯，不复用此石矣！
在此二则中，米芾用两种方式评价紫金砚：一，直接用语言赞赏其为“人间第一品”，甚至毫不掩饰地用名砚对比，“端、歙皆出其下”；二，用行动表明“新得”之际欣喜若狂，“力疾书数日也。”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新得”之紫金石是“右军乡石”，旧藏之砚为“右军砚”。右军即书圣王羲之，因其曾任东晋“右将军”而称之。羲之故乡是琅琊郡，即今之山东临沂。这就意味着：如此佳石佳砚，乃羲之故乡物，至少也是鲁砚。
二、“右军砚”确为王羲之用砚
那么，米芾所称之“右军砚”，是否王羲之用过的砚呢？
米芾所在之北宋，还有许多王羲之真迹传世，他不仅见过一些，自己也收藏了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与献之《十二月帖》三张真迹——他的“宝晋斋”正是以此取名的。现今传世的王羲之字已无真迹，其中《大道帖》、《中秋帖》便是米芾面对真迹的临作。既然写在纸上最不易保存的王羲之真迹他那时都能得到，那么羲之用砚之坚石当更易于流传到那时。米芾是个极见真性的人，他不喜欢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便在《海岳名言》中用极尖刻的言辞，批评那些世代公认的书法名作：“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真”者正书也）“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倘此砚非承传有绪而证据确凿的羲之用砚，他绝不会自欺欺人地称为“右军砚”。他这种人，有可能因感觉之误说错砚的产地，但绝不会置品行于不顾而瞎说砚的承传。
另，东坡心态亦足旁证：他临终前绕道“借”砚。死前又以此借来之砚“嘱其子人棺”——这种有点“耍赖”的心态，很不合他的性格，须知他是高唱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达诗人，若此砚非确凿可信的“右军砚”而仅一自然妙石，他绝不会如此。今人林散之既不愿葬仙去之地——既是六朝古都又是当今繁华大都市的南京，也不求叶落归根葬于故乡乌江，而留下遗嘱葬于与己毫无关系的安徽马鞍山，为的就是李白陵墓在马鞍山当涂县，想在“太白楼”边“与李白为邻”——此见古今心同，亦可窥东坡之心，堪证“右军砚”之承传有绪真实不虚。
三、“右军砚”非鲁砚乃八公山紫金砚
那么，“右军砚”与“右军乡石”是否一定如米帖所称产于山东临沂呢？
首先，“右军砚”既是王羲之所用者，它就只能是西晋或晋前物，而米芾“新得”之紫金石则未必，它可以被容许产于北宋或稍早——尽管米芾说此石此砚实质“无异”。这，便给我们留下了再作考察的余地。
其次，查鲁砚中真正产于临沂，有可能被名副其实地称作“右军乡石”或“右军砚”者有三种：“薛南山石砚”、“徐公石砚”、“金星石砚”。前二种皆非紫金石质。金星石砚出处距羲之故里最近，亦果有“羲之石”别名，但砚石是矽化泥质灰岩内含有硫化铁细晶，亦非紫金石质。这样，它们都与羲之所用，东坡与米芾所爱之紫金砚无缘。距王羲之故里临沂琅琊数百里之遥的青州即今之临朐，倒是真的出产紫金石砚，以之成“右军乡石”或“右军砚”十分勉强，但以其属鲁砚姑且称之。米芾《砚石》曾称此“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看来他说的正是此砚石。但据《中国书法大辞典》（梁披云主编，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释：此“紫金石制砚始于唐盛产于宋。”宋人高似孙《砚笺》则云：“紫金石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唐时竞取为砚。”由此，我们便可估计：米芾“新得”之“右军乡石”有可能是临朐紫金石，盖宋后于唐也；而同时我们也可断定：米芾所谓“余家所收右军砚”绝非临朐紫金石砚，盖晋前于唐也——米颠所察二者“无异”（之地相近或相同）是真，但判其同出则可能有误。
这方紫金石砚究竟产于何地呢？查：产紫金砚先于晋者，只有寿春紫金山，亦即八公山。
寿春即今之安徽寿县，紫金山正在城边。此山因汉淮南王刘安聚苏非、李尚等“八公”于此撰写《淮南子》而得名“八公山”，又因淝水之战中八公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名扬天下。但此山还盛产紫金石，汉朝时就已开掘制砚，因此又名“紫金山”。由于“八公山”名气太大，又因此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使制砚业于宋后数度失传几致绝迹，“紫金山”之名遂湮没不闻。今此山的东西两侧分属淮南市与寿县，乃是解放后的行政区划，现两地皆恢复了制砚工艺。宋人杜绾（字云林，北宋宰相杜衍之孙）著《云林石谱》曰：
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观，甚发墨，扣之有声。余家旧藏“风”字样砚，甚发墨，特轻薄，皆远古物也。
《书法辞典》（范韧庵、李志贤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版）释“紫金砚”辞条的全文也这样说：
产于安徽寿春（今之寿县）紫金山，因此亦称寿春石砚。东坡得米芾所藏紫金研，嘱其予入棺，可见其厚爱也。
很显然：一、此典释此辞条，仅举寿春紫金山，可见寿春紫金山即八公山，是紫金砚最重要的产地；二、此典断然判定：东坡与米芾所爱之紫金砚，亦即东晋王羲之所用之砚，就是寿春紫金砚！
《书法辞典》此释是有道理的，因为寿春以紫金石制砚，始于汉，盛于唐宋。就连前引《云林石谱》，作者亦称自家旧藏寿春紫金砚为“远古物”。东晋之初，王羲之父王旷就曾坐镇寿春，任扬州北境的淮南太守（见《中国书法全集·卷18，王羲之王献之》一书刘涛《王羲之与王献之》文中“家世”一节）。作为一郡之行政首脑，王旷在任中得到寿春紫金砚，又将其带回建康（南京）家中，当是极其自然的事（他是文人，自然爱好佳砚）。于是，这就使王羲之拥有八公山紫金砚而为“右军砚”有了充分的理由。
四、王羲之用八公山紫金砚更合情合理
但王旷任中得砚带回家中，尚乏具体史料，我们不妨作一番事理推断。尽管前文已论证：山东晋前无紫金砚，“右军砚”不可能是王羲之的“乡石”。但为了便于推断，我们不妨先退一步：羲之故里临沂晋前有紫金砚。于是，王羲之得到紫金砚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其父王旷由寿春带回者：二是晋“东迁”时由故乡临沂带到建康者（“东迁”后王旷一门未回过故乡，故只有这一机缘）。那么哪一种可能更大呢？
先看第二种可能。西晋末年，王室为延续晋祚而“东迁”，帝室与臣辅于永嘉元年（307年）五月抵建邺（即南京，后改“建康”）。王羲之生于太安二年（303年），出发时四岁左右，那时还未表现出对书法的特殊爱好。至于王旷，行程中既有皇帝要伺奉，又有家小要照顾，大概不会很在意一方“乡石”。那时，河运尚未开掘，水路不通，行程千余里且要渡过淮河长江，老幼，金银细软，还有衣食等生活必需品，风霜雨露中已难搬运，他们是否会把一方厚重的石砚带上？须知：此砚之名贵，是在它成为“右军砚”之后，而右军享大名又是在其身后百余年的唐初。以当时王谢家族之富，他们绝不会看重一方不带人文价值的自然妙石的商品价值，尤其在仓卒“东迁”之际。
然而第一种可能就不同了。王旷在寿春任淮南太守，是在晋元帝坐定建康之后，而他自己也搬家已定，孤身一人到寿春赴任的。此时他的心理已经安闲，一人无事总会找点儿情趣。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曾载：王旷“得蔡邕笔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羲之。”虽未必可信，但宋人陈思《书小史》说他：“善行、隶书。”作为文人，他爱书法好笔砚当是情理中事。此时他乘便谋八公山紫金砚，卸任时带回家，就自然而从容：其一，由寿春回建康比由临沂到建康途程少了一半{其二，卸任还家一行中，他是长官与主子，让随身偏将或仆从带十方紫金砚亦十分轻松；其三，前引《云林石谱》述寿春紫金砚“特轻薄”，则携往建康特方便也。
两相比较，从事理上说：东坡、米芾所爱，亦即王羲之所用之“右军砚”，为寿春紫金砚更具可能。不独此，1973年在元大都遗址曾出土米芾跋铭的紫金砚一枚，色正紫，其行亦如《云林石谱》所述之“风字样”寿春紫金砚。愚以为此即其帖中所谓“新得”之石所镌者——据其帖，“新得”亦是“老年方得”，是年米芾51岁，五年后即殁，再得的可能已是不大了。如此，则米芾帖中所述一砚一石，皆为八公山紫金砚矣！
初唐的书法教育应是一种大的教育观下的书法活动，或者说是把书法观、书法美学思想转化为书法实践的一种过程，并不只是书写技法等的传授。在初唐的书法教育活动中，唐太宗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链接。唐太宗酷爱书法，更偏爱王羲之，亲为王羲之作《传论》，赞叹曰：“(☆)旷观古今，堪称尽善尽美者，其惟王逸少乎！”褒誉至极，影响朝野上下，争学王书，一时蔚然成风。李世民缘何独爱逸少？“封建盛时，开国之君，励精图治，有一种谨严振拔的治世精神，也要求艺术有一种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开创新业的精神，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和其成就的。”1他不喜欢东晋之后日益形成的妍媚之气，因此也就十分鄙视这种书风的代表，他渴望王羲之书法精神在他的时代得以传播，建立起大唐的王羲之精神。唐太宗的书法观并不纯粹，其教育观也有着政治色彩，是为自己的李氏王朝培养接班人和卫道士的，科举选才与书判取仕也应是李世民思想的产物，书法教育不过是贯彻其思想的一种方式。学王体书，不在于徒拥其形，更在于学其“古而能今”，是继往开来的而不是墨守古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的教育思想，才有了唐代书法教育的辉煌和唐代灿若星辰的书法大家以及泱泱大观的唐代书论乃至形成唐代的尚法书风。
唐太宗的审美观与政治观直接作用于他的教育主张，他推行了两项书法教育措施：一是建“弘文馆”，并下诏凡五品以上京官都必须学习书法。弘文馆几乎成为学习书法的专门学校。二是在国子监中专设“书法博士”二人，掌管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学生者，以文字为由，课以写字。而弘文馆、国子监还担负着培养诠试官吏的重任，由“书学博士”专门诠试，不合要求者不能做官。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使王体书法声名鹊起，“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那样对明主圣君顶礼膜拜的岁月里，一代天骄的想法便是群臣百姓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唐太宗成就了王羲之，还是王羲之成就了唐太宗？无言其他，此二者的相互作用把书法的审美框架明显地勾勒出来，并深深地影响后世，乃至现在依旧有此遗绪。尚王书风引导了书法的发展，无意中也阻挠了书法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而唐太宗与王羲之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对话，而是以书法教育这一活动为中介实现的。李世民、书法教育、王羲之，此三者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三角关系，并且这个三角几乎牢牢地支撑了初唐的书法天空，也象一把巨大的铁椎敲响了大唐之音，余音袅袅，至今犹闻。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因此被不可动摇地定格在中国书法史上。
虽然，李世民的作用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但唐代书法的真正繁荣与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是得力于李氏倡导下的轰轰烈烈的书法教育运动。唐代书法教育的机构、内容及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一面，这些保证了唐太宗书法思想的权威性与贯彻落实，也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唐代，官学体制空前完备。唐高祖李渊发表“兴学敕”说：“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2同时大力恢复和兴办学校。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更是把唐代兴学之风推向高潮，据统计，“‘六学二馆’的学生数最高曾达8千人”。3这些为唐太宗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也为其书学思想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极好的场所与传播途径。事实证明，他是成功的。唐代书法教育的机构是崇文馆、弘文馆和国子监，虽三者都开设有书法课程，但主要还是在弘文馆。初唐时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名重当代的书中翘楚，被李世民敕为书法博士专事教习书法。“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4唐太宗作为一代开国之君，重教育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睿智眼光。由于天子的一言九鼎，因此，当时的教育思想其实决定着他本人的各种认识与政治的、价值的、审美的取向等。李世民独爱逸少书法也是因为他把书法观与其政治观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唐太宗曾于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征求王羲之墨迹，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加以鉴识编目，又御选拓书人精工拓模，使广为流传。”5不仅亲为王逸少作传，自己也锐意临习，还“令诸太子临写王字”。6并且僧怀仁耗时二十余年从大量王羲之书迹中集成太宗撰序、高宗撰记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不仅开集字成碑帖之先河，此书一成亦即风行为学王范本而广为流传。如此推行王羲之的书法教育恐怕还是开天劈地之事，在其后的书法史中也没有出现过此类现象，当时的推王是有些疯狂的。
所以，在弘文馆中教习的内容主要是王体书法。范本是王羲之的真迹与“下真迹一等”的摹本，当然还有唐太宗的书迹、书学博士的真迹、历代书家的真迹及摹本等。但这些都是有选择的，是符合李世民的审美思想的，几乎都可以划为王羲之一脉。当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影印技术，书法作品的流传主要靠摹拓，因此能广泛流传殊非易事。王羲之书法作品被大量收集、摹拓等给王体书的流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王体字的大量流传并没影响其精工细做，从而使得那一时期学书法言必称逸少而几无其他，即便是当时的书中圣手也多学王羲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摹本，以唐摹本为精，唐太宗弘文馆中设有专事摹拓的高手，如韩道政、冯承素、赵模、诸葛贞、汤普彻等人，另外，作为唐太宗近侍文臣的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当朝书法胜手，自当不厌摹写王氏书迹。王羲之《兰亭序》、《乐毅论》的种种摹本就出自他们的手笔。”7其实，唐太宗很多时候对文武百官的赏赐并非钱帛之类，而是名重当朝的书法大家临摹的王体书法作品，尤其是《兰亭序》。当时几乎没人不写《兰亭序》，可见《兰亭序》当时在书坛的流行与泛滥，这也是《兰亭序》能成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一个重要渊源。在众多摹本中，又以冯承素的神龙本为最接近真迹的佳作。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使《兰亭序》变得更加扣人心弦，对其学习变得更加趋之若鹜，使王羲之的书法地位愈发得到巩固和提高，学王之风愈盛。唐太宗的驾崩，倒使王羲之书圣地位得到根本确立并变得无法动摇，更使学王的书法教育之风代代相传。由此可见，当时的书法教育内容主要是王羲之为代表的王书系列及其美学思想。其方式是大规模的普及性学习，类似于班级授课制，也有一点今天的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学习味道。
除了官学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学，由于科举考试的原因，私学与官学在教学内容上是相对一致的。那么，把习字作为日课是少不了的，当然还是以王羲之系统为正宗。换言之，书法教育在私学里仍然少不了。而留学生教育更使王体书法走出了国门，对日本、高丽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知道中国有个书圣叫王羲之。书法教育的蔚然成风，使大唐文化圈变得更大、更充实。值得一提的是，初唐的书法教育对日本文字的定型与中国书法在日本发展进而形成有日本意味的中国书法，有着不可磨灭的原始贡献。“因为日本本来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字，采用汉字之后，花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完成汉字日本化。”8而日本文化的真正形成期是公元630――838年，这正是大唐文化被移植入日本和不断日本化的过程。
李世民通过书法教育这一中介，把王羲之推到了万人敬仰的地位，又通过科举考试保证了书法教育的开展，可以说，唐太宗成功地策划了王羲之的书圣之路。在书法史上，后人记住了王羲之，也因此记住了李世民。作为个人，偏爱某种风格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代君王的偏爱，就可能对整个时代的书法追求带来影响，何况唐太宗的确因其偏好而言过其实地肯定一人否定一切。这就使得众多书学者把学王字引为自豪，写得越好，成就感就越强，就越可能博得皇上的青睐。加之初唐科举的施行，也使得当时的教育不能不深切关注书法，因为科举考试中有一项就是要考察书法水平，“书判取仕”。有的甚至因为书法水平高而直接做了官。这些都直接刺激了书法教育的开展和对王羲之书法的传播。
唐代书法教育兴旺发达的另一原因是，李世民、欧阳询、虞世南都是理论与创作兼擅的双栖人物。李世民有《论书》、《笔法诀》、《指意》、《笔意》、《王羲之传论》等；欧阳询有《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虞世南有《书旨述》、《笔髓论》等。他们对书法的理解也直接作用于教学对象，他们从最开始就让书法学习者们有了取法乎上的可能。有书圣作为偶像崇拜，又有李世民这样的摇旗呐喊者，因此学习王书才迅速形成一种跟风热。另一方面，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使唐代尚法书风也渐次形成，审美也因此而滑向单一。其实，王羲之书法的名士气经过初唐的解读和诠释已消失殆尽，其所代表的魏晋书风在唐人眼中成为尽善尽美的范本，并由此构成对后世的巨大笼罩力。这大概是李世民未意识到的，恐怕也是王羲之这位师古不泥、锐意出新的书坛圣斗士所不愿看到的。应该说，书法的发展不仅需要偶像崇拜，更需要百花齐放和海纳百川。
注释：
（1）（6）陈方既 雷志雄著《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79、175页。
（2）（3）喻本伐 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99页。
（4）清・马宗霍《书林藻鉴》。
（5）姜寿田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9页。
最初重视王羲之的皇帝是南朝的梁武帝。于是，在王羲之身后100多年的梁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王”风潮，王羲之书法的地位由此确立。梁武帝共收集了“二王书法”（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作品15 000多件，但是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留存很少。南北朝时期的晋武帝、晋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也都喜爱书法，于是当时的史书就有“天下珍之”“诸王皆求不得，处处追寻”的记载。
但是，真正将王羲之推上“书圣”神坛的关键人物，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爱”王羲之的皇帝了。他不仅以帝王的权势确立了王羲之书法的“正宗”地位，还开展了举国上下甚至扩至海外的“尊王运动”。当时君王喜爱王羲之几乎尽人皆知，于是王羲之的真迹在民间几乎片纸只字难求。
唐太宗还留下了“智取”《兰亭序》的故事。《兰亭序》是王羲之一生的巅峰之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连王羲之本人也认为《兰亭序》已经达到了“只能被模仿，无法被超越”的境界，所以特别叮嘱后代，要作为“传家之宝”悄悄珍藏。后来，《兰亭序》真迹传至王羲之的七世孙手中。这个七世孙做了和尚，人称智永和尚，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家之一。由于智永和尚并无子嗣，所以就将《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辨才。
作为王羲之的“超级粉丝”，唐太宗当然也一直心向往之，他曾三次下旨向辨才索要《兰亭序》，甚至以杀头相逼，但是辨才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兰亭序》！唐太宗很无奈，又寝食难安。于是，宰相魏征向唐太宗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称此人足智多谋，或许能“智取”《兰亭序》。接下来的故事，就与《笑傲江湖》中向问天营救任我行的招数如出一辙了。萧翼以热爱书法艺术的“书生”身份与辨才结识，并以个人魅力逐步征服了他。一天，萧翼把“珍藏”的几幅“不怎么样”的王羲之真迹与辨才分享了一下，辨才颇受感动，当然也忍不住想显摆一下自己的“顶级货”让好友开开眼，这就是传说中的《兰亭序》。
萧翼见到《兰亭序》真迹后，趁辨才不备拿走了它，然后亮明身份并出示了唐太宗的“征用诏书”。辨才失去真迹后非常难过，就如周杰伦在《兰亭序》歌中唱的那样：“真迹绝，真心能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