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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真实性感知；桃坪羌寨；恢复重建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182-02
一、研究方法
笔者分别在地震前后两次到桃坪羌寨进行时间较长的实地调研，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且向导游，桃坪村乡镇干部，村民，管理部门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在桃坪羌寨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55份，主要调查了游客出游目的以及对桃坪羌寨各个文化要素的真实性感知等。笔者还对桃坪羌寨地震之后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二、桃坪羌寨民族文化要素真实性感知调查
笔者在将民族旅游地的文化要素分为三个大类进行游客真实感知调查，作者运用了李克特（Likert）量表来衡量游客对桃坪羌寨各个文化要素真实性的感知，游客的真实性感知度划分为了五个等级，依次赋值为5、4、3、2、1分。调查结果如下：
三、基于文化真实性感知桃坪羌寨的恢复重建
（一）桃坪羌寨物质文化恢复重建
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地震前旅游者对桃坪羌寨文化要素中的羌寨建筑真实性感知最高，在“很真实”和“真实”之间，达到了4.2968。桃坪羌寨的建筑在老区有个别维修和扩建，而民居碉楼等古建筑群保持了较高的完整性。从地震前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知道羌寨的传统建筑吸引游客就在于其最大限度的接近于客观的真实，因此，我们在进行羌寨老区恢复重建的时候应该以客观真实性理论为指导，力求产品逼真。
桃坪羌寨的传统碉楼和民居要强调对原物的复原，要忠实于震前的状态。从建筑材料上来说，应该尽量和原有的材料保持一致，使用木材、黄泥和片石等，建筑的工艺在恢复重建的过程应该尽量采用历史上传统的建筑技术。修复后的建筑在总体布局、构思、空间组织、尺度、比例、外部装饰上都不应该有所改变。要维持桃坪羌寨建筑的原滋原味就要遵循这些客观的判断标准，而这层意义上的真实性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原初物质、不可复制和再造。我们对于那些被破坏，而又有重要价值，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的传统建筑遗迹，还是有必要根据文史资料的记载，恢复到当时的情景，体现历史痕迹。
表1中同时也表明游客对桃坪羌寨的环境氛围真实性感知较高。桃坪羌寨除了新区修建耕地减少以外，自然环境基本保持了客观真实。村内羌族血统达到了99%，有较高的真实社会环境。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桃坪羌寨环境也要尽量尊重客观的真实，保持其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震前的状态，不破坏周边环境，不改变建筑整体布局，不修建与羌寨风格不相协调的加入过多现代元素的酒店、餐馆、网吧等等，使建筑和环境相得益彰，共同为游客创造真实的感觉。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地震前游客对民族手工艺品的真实度感知很低，原因是桃坪羌寨的民族手工艺品不断商品化，大量外购，现代化工具的使用以及简单粗糙的制作工艺，游客无法收集到反应当地民族文化的符号。在桃坪羌寨旅游业的恢复重建中，应该减少手工艺品的外购，增强地方特色，降低替代性，保持差异。以客观真实性为基础，不断发挥创造，有效和有规模的开发能反映羌寨地方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满足游客对手工艺品客观真实以及方便美观的需求。
对于桃坪羌寨的物质文化的恢复，我们应该把其客观真实放在首位，对已经破坏了的传统建筑和羌寨环境应该采取“修旧如旧”的措施，民居的外观和内部构造以及设施尽量维持原始的状态，尊重原初物质。我们要最大限度的让羌寨物质文化遗产接近客观真实，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对其进行构建才能满足游客对客观真实的需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构建决定不能是大规模的粗糙的仿真建筑。
（二）桃坪羌寨民族行为文化恢复重建
桃坪羌寨民族行为文化的恢复重建其重点是在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寻求平衡，完全保持一种原初状态会阻碍羌寨的旅游发展，对民族歌舞、节庆习俗、民族服饰和饮食都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一定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既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本身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民族歌舞和节庆习俗都是具有表演性的旅游产品，在对游客的调查和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游客并不会认为这种不经过包装的歌舞习俗具有很高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表演过于简单，没有太高的娱乐性和观赏性。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桃坪羌寨恢复重建作为契机，更适当的开发节庆习俗和民族歌舞等具有表演性和参与性的旅游项目，保留一定的客观真实性，以建构主义的真实性作为其恢复重建的主要原则。民族节庆习俗和歌舞的开发不能完全抛弃客观真实的概念，盲目的更改，要根植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目前的生活状态，歌舞的表演应该由当地人来实践，传统歌舞要经过包装再搬上舞台，传统要素和地方色彩应该通过技术质量控制、组织培训得以保存，在传统要素得到保持的基础之上发挥其创造性，提高游客的真实感知，得到更多美的享受。如何在保持民族特性和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使表演多样化，增强观赏性，这是羌寨民族歌舞和习俗开发的关键。
在桃坪羌寨旅游业的恢复重建当中，对于不具有表演性的民族饮食、服饰和语言，我们也应该在保持一定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构建出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想法和真实体验的旅游产品，既要根植于历史，又要不断追求创新。
（三）桃坪羌寨居民精神文化恢复重建
桃坪羌寨居民的精神文化主要反映在羌寨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原住民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之上。从表1中可以看出地震前游客对桃坪羌寨的原住民价值观的真实性感知度最低，只有3.0968。许多游客表示村寨中无序摆放的旅游纪念品摊点使村寨过度商业化，村民们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互相竞争压价，拉客抢客，这些行为使得游客对羌寨原住民的价值观的想象和期望被彻底颠覆。
因此，为了提高游客对原住民价值观的真实感知，应该让居民们参与到桃坪羌寨的恢复重建当中，对居民们进行教育和培训，桃坪羌寨的管理部门应该对重建后的旅游纪念品经营市场进行规范，统一管理，改善居民之间的恶性竞争，让居民们参与获利，提高居民主动保护传承自己文化的积极性，从而为游客创造一种淳朴真实的社会环境，让游客在其中寻找愉悦和真实的自己。
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游客对桃坪羌寨居民的宗教信仰真实感知较高，达到了3.9290，原因是游客在参观游览羌寨古建筑的同时收集到了许多能反映羌族特有文化的符号，比如说本身就蕴含宗教意义的碉楼、碉楼和民居上摆放的白石等等。另外就是当地居民本身对宗教的信仰，宗教仪式，比如释比祭天仪式等等也能让游客产生真实的感知。因此，在居民精神文化的恢复重建中应该以构建主义和存在主义真实性理论作为指导。当地居民要在宗教信仰中寻找自身的存在，游客也需要通过一些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寻找“本真”的自我，而只有居民们对宗教真实的信仰才能让游客有真实的感知。对于宗教活动的旅游开发要有所保留，只能从中提炼部分进行展示，因为宗教活动对于当地居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能成为一天演几次的纯粹商业化表演。
（四）桃坪羌寨旅游服务设施恢复重建
桃坪羌寨的旅游服务设施的恢复重建应该要注意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新区接待设施的重建其风貌应该尽量和整个羌寨环境氛围相协调一致；其次，接待设施要保证一定的卫生条件。
羌寨居民反映外来游客在观光时一定要求看到老区核心建筑，但在选择住宿地点的时候却倾向于卫生条件良好的新区，因为老区年代久远，环境阴暗潮湿，卫生条件差。从以上的调查我们可以知道游客到羌寨的目的是体验当地传统的文化和娱乐放松，寻找“本真”的自我，并不是为了体验落后和贫穷，也不是为了看城市的高楼大厦。因此，卫生条件得不到保证必然影响游客的真实体验，他们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体验真实的自我。
羌寨新区的建筑在地震之前是以外羌内汉的风格进行建造，建筑材料包括混泥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和片石、黄泥等传统建筑材料，内部装修基本放弃了羌族的传统风格，有的羌式接待设施还按照星级饭店的标准进行修建，农家乐似的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这种对于羌寨建筑的拙劣模仿应该加以改善，这其实是一种放弃羌族传统文化的开发方式。新区的建设有利于桃坪羌寨的旅游接待业的发展，有利于满足更多游客的旅游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新区的修建实际上是把老区的核心建筑群作为“后台”保护起来，既然新区要作为一种“前台”呈现在游客面前，就应该保持羌族一脉相承的文化特色，反应地方色彩，因此旅游接待设施的重建中应该遵循构建主义真实性的原则，羌寨的旅游开发管理者应该在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中更多的采用能反映羌寨独特文化的符号，使建筑逼真，为游客创造一种地方特征，地方感。
对于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而言，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没有原物可以依照，因此在恢复重建的过程当中要遵循建构主义真实性的原则，以模仿原初建筑物的方式来建造，使羌寨整体环境氛围和谐，提高游客的真实感知。同时，旅游接待设施还要满足游客寻找“本真”的需求。
四、结论
桃坪羌寨地震后的恢复重建并不能只是传统民居碉楼的重建，也包括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重建。地震给羌寨带来了不幸，但是我们更应该从中看到机会。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旅游的开发是羌寨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我们应该总结过去羌寨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的经验教训，重新在真实性理论的指导下更慎重地开发羌寨文化，打造出一个体验羌族文化和休闲旅游相结合的民族旅游地，实现羌民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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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会场蒋彬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由羌学研究中心主任蒋彬教授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四川省社科联规划办黄兵主任、西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处长蔡伟民教授、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冉光荣教授为会议致辞。来自中国社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云南省社科院、重庆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南民族大学、美国杜兰大学等1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1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沙马拉毅教授致辞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指出，羌学研究中心承建以来，立足羌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务实探索，在羌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及文化传承创新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希望中心能进一步夯实学科实力，整合全省乃至全国羌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把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外羌学研究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积极为羌族和羌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
四川大学冉光荣教授总结了在羌族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灾后重建的羌族风格之争、受援助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援民众的感恩疲乏等，提出应借鉴日本等海外国家的援建经验，重视民众对国家救援政策的认同与支持，为本次会议奠定了学科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基调。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2篇。会议以“羌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灾难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题，就如何构建羌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如何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以及灾后重建；如何吸收海外的经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人类学和防灾减灾体系；如何提高作为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羌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对羌学研究和灾难人类学如何实现更好发展进行的深刻思考，为羌学研究和灾难人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
全体代表合影与会学者的发言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灾难研究的羌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曦教授认为，灾害的集合记忆是一个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然而同时也存在着个人独特感受的记忆，至亲以及亲密圈成员的伤亡、家财的损失都因人而异。西南民族大学的蒋彬教授对近百年以来的羌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梳理，指出5.12地震将羌学与灾难研究勾连在一起，使羌族成为近代中国唯一因自然灾害而经历文化、社会和族群建构和重构的民族。灾难范式的羌学研究已逐渐回归到关注他者、关注文化生态、关注文化变迁的人类学变迁研究的永恒主题。彭文斌教授对羌族的灾难人类学研究和灾难人类学的羌族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高度评价羌族的灾难人类学研究超越了以往单一族群的研究路径，自诞生起就站在与国际对话的更高平台上，指出中国的灾难人类学研究应结合中国的宇宙观、历史观，体现应用人类学的现实关怀。
其次是作为文化研究的羌学。中山大学的张应强教授呼吁羌学研究引入历史人类学的取向，增进羌学研究学术理论和方法的开放性，成为藏彝走廊区域研究中富含独特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更主动和全面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对话之中。中国社科院的黄成龙研究员归纳了人类学亲属称谓的三种研究方法，以此为出发点，考察羌语南北方言11个土语的差异，对亲属称谓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分析。西南民族大学的金艺风教授认为羌族民歌与羌族人民的劳动、仪式、游戏等场景紧密相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境及其民俗事项。其音乐旋律语法如同一个民族的语言难以变换一样，持久的存续在民族民间社会里。
第三个内容是灾难人类学的相关研究。重庆大学的张楠以艾滋病为例，阐述了流行病作为人祸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与反思，指出艾滋病是一个公共的、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应重视对艾滋病控制的理念、机制、方法的研究。重庆大学的代启福以大渡河上游的铅矿开发为例，揭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的“灾难性”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容易被经济发展现象所遮蔽，从而使当地人极难获得社会救济或补偿。解决这一类灾难的最佳路径是唤起当地民众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为羌学研究、灾难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一个充分研讨、交流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将有利于学校进一步提升羌学研究的水平，为促进羌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百年；羌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81.7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112-05
羌族研究在我国民族研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2008年中期至今，学界展开了对于重建羌族文化的活动，为了更准确的整理和挖掘羌族文化本来面目，笔者认为对于羌族史的回顾是至为重要的。本文就近百年来羌族史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
民国初期做开创性研究的学者有董作宾、胡鉴民、王文萱、闻宥、刘恩兰、庄学本、马长寿等。他们研究的重点倾向两个方面：一是羌族的族源。例如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 (《说文月刊》1942，7)、丁X《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边政公论》1944，5)、刘朝阳《小乙征羌方考》(《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五卷，1946)、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学论丛第九册，1958)等；二是探讨羌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如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胡鉴民《羌民之经济活动形式》(《中山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王文萱《四川西部羌人之信仰》、吕朝阳《羌民生活一瞥》、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等。国外学者中，目前能检索到的最早有关羌族研究的论文是日本学者中岛敏1934年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卷6号，主要探讨宋和西夏战争对西羌的影响。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详细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羌族语言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61年四川少数民族调查组羌族小组编印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羌族》二书，主要对当时羌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等进行了详细的考查。6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工作迟滞。80年代以后，羌族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使对“羌”的研究逐步形成覆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体系，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下面本人就羌族史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学术专著类：
(一)羌族源流：
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羌族的形成及其创造的文化，阐释羌人是如何从羌塘高原形成并逐渐与华夏文化产生关系，羌族如何演变为藏族等；下篇主要论述从羌族派生的各民族，分析考辨它们与羌族的族源关系。包括吐蕃、东女国、党项、宕昌、达布以及西戎、北狄、月氏、白狼、濮等等。任乃强先生提出古羌人的迁徙与盐池分布地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认为吐蕃、月氏、西戎等都是由羌族派生则过于偏颇了。
何光岳著《氐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该书把羌族繁多的支系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整理、分类研究与论述，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戎、氐、羌各支系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与融合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认为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主干。并认为广义的羌人包括“戎、氐、羌三大部分”。何光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其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在论述羌人的来源时，以考古材料不充分为由没有对古羌人族源作以定论，只是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羌族应是河曲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人。
(二)羌族通史
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著《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宋以前的羌人，下篇介绍宋至近现代的羌人。全书论述比较详实，分期阐释不同朝代的羌人的社会状况，涵盖面广，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及由此导致政府对羌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比较详实的记述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羌人与汉及其他民族或同化或融合的过程。
黄烈先生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选择记述了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羌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三编第六章“氐与羌”中记述羌人的兴起和发展、第五编第四章“党项”，记述了党项的来源及消亡的过程。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四章第三节“商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一节中详细介绍商与羌方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的关系。韦东超、王瑞莲著《中国民族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四部分简单明了的介绍了羌人从古到今的流变。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第七章“羌族”阐述了羌族的起源及先秦、西汉、东汉、十六国时期羌族的分布和活动。第十三章“党项族”记述党项的来源和发展直至最终建立西夏政权的过程。
马长寿先生著《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考证氐与羌实际是两个民族，并分别阐述。羌族部分首先详细记述了羌族的起源、迁徙及各部落名称与分布；其次论述有汉至唐羌人与政府的互动，展现期间羌人的生活状况；最后整理文献记载的古代羌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主要介绍唐以前党项的历史。其中对党项羌的族源及其发展进行详实的考证和阐释。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论述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的历史。比起其《早期党项史研究》一书，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的内容。
以上关于羌族史的专著，不同程度的介绍了羌人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和发展等情况，然而对于不同时期羌人的内涵、羌人共同体的变化论述不够清晰。
(三)“羌”人的迁徙与各族的互动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编第三节“西方民族”中论述商朝时西方民族羌方的活动；第九节“羌族社会和反抗汉朝统治的斗争”中详细阐释了两汉时期羌人的活动及与汉朝的关系。第二编第一节“与蜀汉争夺氐羌”论述了羌人对三国割据政权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羌人对三国鼎立格局形成所起的作用。第三节中探讨了“吐谷浑、氐、羌与南北朝的关系”，其中涉及羌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分布与活动。第三编第二节“党项羌的兴起和西夏的建立”中论述了党项羌的由来及其发展，建立西夏的过程。同时也阐释党项羌与北宋的关系。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中论述了两汉时期羌与中原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与匈奴、氐、卢水胡等族政权的相互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第一章第四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变化之研究”中提到此时起羌人的内徙。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一文中略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氐羌关系、羌藏关系以及羌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一文再一次强调羌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第二章第二节“羌族的迁徙”阐释先秦至秦汉时期羌人的迁徙及其与其它民族的互动。第十三节“党项族的迁徙”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党项的迁徙及迁徙后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对其它民族的影响。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一书收录了几篇有关羌人的论文：《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分析并阐释了不同时期羌人的状况及与其他各族互动往来的情况。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第二节 “吐谷浑国的复兴及其与唐朝、党项的关系”中，比较详尽地阐释了党项羌与吐谷浑的往来。
马长寿《碑铭所建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关中发现的碑铭25种，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初步解决了过去很难弄清的问题。其中以羌人的碑铭为多。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中虽然没有单独将羌人问题作为独立的章节列出，然而在论述各民族互动关系过程中，作者多处强调羌人对此时起民族格局的变动和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崔明德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详细分析两汉君主、重臣、少数民族领袖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其中对汉宣帝、赵充国等治羌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中“羌族诸姓”对姚氏、雷氏等羌姓族支的渊源及代表人物的事迹进行了考证。
这些专著对于羌人的迁徙和羌人与各族的互动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然而对于在与各族往来过程中羌人族群认同的变化阐释不详细。
(四)民族学方面
许平《羌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汶川县绵乡羌锋村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人生礼仪、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并联系羌族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迁，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变迁的理论设想。卢丁、(日)工藤元男主编《羌族历史文化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是四川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以理县桃坪乡为对象，进行长达一年半的综合调查后完成的民族志。
王明珂著《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传统意义上的羌人。指出“羌”并不是代代居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并且，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台湾经连出版社，2003)用文本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思想来详细论证典范意义上的“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漂移的群体，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羌人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后又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即族群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改变其范围。第二步骤是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体系，传统的“羌族文化”被构建成边疆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在1960年代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后，自身也在文化交竟展演的过程中，创造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形来。
王明珂的著作作为羌族民族学研究的新探索其观点极具启发性，然而由于王明珂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得出“羌”仅仅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的结论，则是忽视了历史上“羌”人之间的内聚力以及自我认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学术论文
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羌”学研究的论文，总的说来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各时期羌人的来源与流变
李绍明《沦氐和羌、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0)一文对黄烈先生提出的氐、羌不同源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绍明认为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史文估羌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民族论坛》，1987，2)一文认为古羌人发源与陕甘地区，在此地区生活若干万年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从而开始“同其它部族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过程。”雍继荣《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10)对解放前至80年代学界对于羌族族源的研究作以总结并且提出了仍待商榷的问题。杨正苞《谈氐羌同源及其最后一次南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2)；从氐羌族源及原始居留地、语言称谓、生活习俗等方面论证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汤开建(傥项源流新证》(《宁夏社会科学》，1996，1)一文中作者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并结合典籍、西夏文、党项风俗习惯等论证党项族源实出于鲜卑。张云(傥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1)一文试图从羌语、藏语中找寻党项的原型，并结合藏文、羌文献与民族起源的传说，最终考证《后汉书・西羌传》中的“东吾”、“东号”、“当煎”、“当阗”以及“东羌”以及“迷吾”、“迷唐”等部是党项的先祖。(韩国)姜允玉《羌、姜同源说辨正》(《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第41卷)一文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经籍和考古发掘材料中有关羌、姜的记载加以分析整理，认为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诸族、考古“姜炎文化”、汉代河湟羌族、随时代改变而又不同的内涵。周松《宕昌羌源流管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一文针对宕昌羌来源的两种说法，在分析北魏梁氏羌人的基础上，对宕昌羌的来源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将其上溯至金城梁氏羌人。同时本文对宕昌羌酋称王前的情况进行了追溯，大致勾勒出了5世纪中叶以前宕昌羌演变的历史轮廓。
80年代以后的论文中对于各个时期羌人的来源探讨不多，这于现存考古材料还不能完全与文献材料相映证有关，所以族源问题仍是学界有争论性的焦点问题，还有待于考古材料的不断挖掘。
(二) 对羌人的宏观论述。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 (《社会科学战线》，1980，1)一文从现存的典籍材料人手，对“羌”字的由来及从商代至明清时期的羌人活动做以简略的梳理，特别是对先秦史料中对羌人的记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给以合理地推论：他认为“羌”最初是商对某一族的专称，但因其“所 占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其次认为周人、秦人与羌戎在血缘上关系密切；但是顾先生认为吐蕃是由发羌流变而来，其依据的理由尚不充分，目前学界争论不休，故仍待商榷。王俊杰舱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1982年《西北师院学报》第三期)中作者对“史学界把商代的羌与秦汉以后的羌看作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民族”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对古羌族不同时期的族称、内涵、地域分布及社会发展情况做了区别论述；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2)本文将范哗在《后汉书》中对西羌的记述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范哗撰民族史的治史方法进行了评述。
(三)各个时期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1)详细的论述了唐代西山一带众多的羌人部落的情况及西山诸羌的地望。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一文分四部分对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路线、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以往研究者的某些观点与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1995，3)简略提到商至战国时期羌人的活动及迁徙。尚新丽的《秦汉时期羌族的迁徙及社会状况》，(《南都学刊》，1997，5)；详细论述了秦汉时羌人迁徙路线，徙居地及迁徙原因以及在迁徙过程中，科版第30卷第3期2003年7月)本文主要对汉代河湟地区封建化的原因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提到汉政府为了解决河湟地区羌支的问题从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河湟地区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封建社会的飞跃。李椿浩《试论羌族及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9)一文认为羌人姚苌控制关中是以安定为根本，作者以研究安定的地位为出发点探讨姚苌的“大营”以及与军镇护军等有关问题。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于羌人生产方式的研究十分薄弱。
(六)古代羌人的文化生活
钱安靖《羌族原始宗教今昔》(综教学研究》，1994，4)一文以现存岷江上游的羌族为主对羌人的原始宗教加以考察。周毓华，彭陟焱《羌民族原始拜物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探索羌人的宗教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李绍明《狄石崇拜看禹羌关系》 (《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一文从民族学、民俗学的石崇拜角度论述大禹与羌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汉晋以前的史籍记载“禹兴起于西羌”或“禹生于西羌”都是有充分根据的。雍继荣伏禹的故乡在哪里》 (《中国民族》，2000，4)一文引用丰富的古文献资料、民俗资料和文物遗迹论证古文献中“禹生于西羌”是有根据的。聂鸿音《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语言研究》，2000，4)一文中作者根据藏语和西夏文对古代史籍中记载一些用汉字音译的西羌和党项词语，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后汉至北朝的西羌语接近于藏语，而宋代的党项语(西夏语)接近于羌语。从而对西羌到党项羌再到现代的羌族是否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提出质疑。刘杏改《青海羌族文化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2，7)一文借助考古资料，述说青海古代文化中的羌族文化系列，并对其文化特征的差异性作了分析。张泽红《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一文借史籍、碑铭及道教文献等资料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南蛮、氐羌群中传播的情况。高恒天、汤剑波在《秦汉时代之羌族道德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006，4)一文中探讨羌人在政治权力继承、婚姻道德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并由此论证汉羌互相融合、同化的情况。
上述对羌人文化生活的研究涵盖较为广泛，然而由于民族史学界大都把从西羌到党项羌再到现代的羌族看成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所以对于今天四川地区的羌族与汉朝的“西羌”是否存在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几乎都持肯定的态度。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被称为“羌”的共同体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对于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模式的转变过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七)考古材料
王克林《姬周戎狄说》(《考古与文物》，1994，4)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考古学文化为佐证考察周族与戎狄的关系，以探究其文化内涵。李绍明《或都周边有关羌族的两处遗迹考略》(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通过考察留存于大邑静慧山及邛崃天台山的两处有关羌族的遗迹探析历史上羌族与成都平原的密切关系。余永泉《羌族口碑古籍略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对羌族口碑古籍进行搜集整理。罗二虎《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一文对近年来青衣江上游的周围地区发现的几座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初步推论其族属为氐羌系。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相信会有新的考古材料出现。
(八)对“羌”人历史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现状；展望
中图分类号：B27；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89―04
近15年来，国内学者依托所在学科基础理论的最新成果把“实事求是”的研究推向了罕见高度，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本文拟就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现状作一梳理，并针对这一领域特别是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回顾
第一，关于“实事求是”的多重含义。
首先，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或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史角度研究实事求是的含义。有的认为，“实事求是”在不同的哲学视野中有不同的意蕴，在直观唯物主义视野中，“实事求是”对实事与人、认识与实践、规律与目的的关系仅仅作了直观的、二元分立式的回答，表面上强调客观性、力戒主观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客观外在于人，人反而对它一无所知而难逃主观主义泥潭；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实事求是”则是主体的自觉能动活动，对诸如实事与人、认识与实践、规律与目的的关系问题作了统一的理解，既看到客观性一面，又看到主体性一面，被赋予了新内容。有的则从党的思想路线范畴研究了“实事求是”的历时性内容，认为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丰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看，“实事求是”实际上相继包含了三个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地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必须在不断实践检验中确立、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其次，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角度研究“实事求是”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系统：一是日常语义层次，如生活中要“尊重事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二是学风层次，最初是指一种务求“真是”的学风，基本含义是以实证材料或科学实验为根据，以归纳为基本方法，以演绎为辅助手段，力求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三是哲学层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哲学层次上的实事求是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或思想路线。有学者还具体考证了“实事求是”的出典，认为“实事求是”始出班固《汉书》的《河问献王传》，之后仅《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4千种书中就出现过65次，“实事求是”经、邓小平新解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概括。还有学者对“实事求是”的“来龙去脉”作了追溯：“实事求是”乃是先秦儒家中庸观念的贯彻，而中庸之道的历史源头是“弓矢文化”，其积极意义是从物象之实出发展开中华民族的思想，其消极意义就在于这种象征文化又引导我们不是走向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就是走向实用主义。其近代形态是“实学文化”。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的兴起，“实事求是”思想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
一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对“实事求是”的当代意义作了探析。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它蕴含了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前者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后者要求以实践为基础，因而同“实践标准”统一起来。同时，实事求是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结晶具有价值性即“求善”的特点，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这种当代意义的“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如“超越日常意识”、强调事实对各种理论的优先地位、所求之“是”既真且善，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科学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以此为基础，一些学者进一步探析了邓小平与“实事求是”观的得失。有的认为，邓小平的实事求是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以主体的能动性活动构建了主一客体统一的关系。实事求是最终是“为人的”，主体在“实事”基础上所“求”之“是”是为了让“是”成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即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服务。因此，实事求是中的主客体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重心放在人们实践的实际功效一面，具有丰富的价值内蕴。有的还分析了实事求是理论中这么一个现象：古语“实事”、“求是”是两个动宾结构重叠，原意是强调探究事实的真相，却把第一个动宾结构“实事”改成了形容词名词结构。这个语式既可以理解为要原察事实、研究规律，又可以理解为从存在的事物中研究规律。差别是后者带有注重研究规律，多少忽视原察事物本相的倾向。这或许是自20世纪50、60年代始没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部分原因。
第二，关于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有学者从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实事求是”所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或具体形式。他们认为关于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观点同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实事求是”的两大理论支点、本质所在。但实事求是在时代毕竟只是被当作一种观点、原则、方法和学风，从未把它提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甚至也未达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才是把实事求是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人。从总体上看，是把矛盾观点看作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由、邓小平、所代表的三个阶段，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路线，并使之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邓小平对于实事求是理念本身作出了重大的推进，如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立足于自身的特色；通过“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两大原则全面地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体化和现代化。还有学者认为探索实事求是观自身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另一些学者则从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死度研究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或一致性。他们认为实事求是原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要旨都在创新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只是他们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 各有侧重：主张“有的放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注重“与时俱进”，则突出“求真务实”，都体现着思想路线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学者们一致肯定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离开过实事求是语境来谈论解放思想，提出“求真务实”与“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这些成果细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
第三，关于“实事求是”实践“难”。
20世纪50年代末，就指出了“实事求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并提出要造成“实事求是”的空气、环境。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之际进一步破解了这个问题，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学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探索，一些学者提出要增强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不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实事求是或解放思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造成一种鼓励说真话、说实活的环境和风气，要确立社会监控、评价和纠错机制以降低社会犯错成本。有的主张在我们制度、规则、体系、程序当中切实贯彻实践标准，注意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机制，要从内在机制上使经常性、普遍化、常规化和常态化的“解放思想”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竭的动力源泉，其中要高度关注形成“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机制。
第四，关于“实事求是”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关于实事求是与现象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贺麟先生就明确指出：现象学“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由用求体’的方法。‘用’指现象，‘体’指本质。中国哲学著作中有所谓‘格物穷理’，‘物’是现象，‘理’是本质，‘格物穷理’就有由现象穷究本质的现象学的素朴意义。同样，‘实事求是’也是这个道理，‘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现象，‘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及规律性，即本质，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现象出发，进而达到事物的本质。”我国学者自新世纪来甚至明确提出“现象学方法就是实事求是”，认为“现象学还原”把一切具有预设前提或假定的论断还原为对事物本身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方式，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存在互补的可能性。但现象学的“朝向事物本身”与“实事求是”表面上相似而存在实质上的区别。以往对“实事求是”的解说仅仅限于认识论层面而缺乏存在论，“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也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
学者们对“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瓜葛”也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剖析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实用主义所说的经验、“实在”和马克思主义讲的“实事”、客观实际分属于意识和物质两个不同的领域，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折中、调和、不讲原则，没有严格的标准，这与“实事求是”态度无共同之处；有的侧重于分析了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异中之“同”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实用原则之“同”。
有的进而把实事求是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认为实事求是里的“求是、求真”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最核心的本质，“求是”二字最接近古希腊哲学家的“爱智”。但西方哲学有“为知识而知识”的重知传统，中国哲学则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具有重行的传统。中共领导人则把中国哲学中的“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
二、展望
其一，在规整“实事求是”多重含义的基础上突出其当代涵义。
“实事求是”的当代含义是什么？这种当代含义与其现代含义、近代含义、原初含义之间的差异何在？现有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由于“实事求是”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属于“党的思想路线”范畴或“党的思想路线”的“符号”，这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样，现有的研究把实事求是的当代内涵归结为科学性与价值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求是与求善的统一，是深刻而系统的。只是这些结论驻足于一般的哲学理论推导或演绎，比如说，实事求是的“求是”之“形而上”境界、“求善”之价值境界究竟如何？由于没有结合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其他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予以实证分析，显得过于“抽象”。同时，这些研究对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性”与“价值性”之间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性”本身就蕴含着“价值性”，“价值性”归根结底要通过“实践”得以“显现”，否则就落入“抽象”。因此，今后在“实事求是”研究方面不仅要继续其“科学性与价值性”或“求是与求善”的关系问题研究，而且要着力厘清“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关系。
其二，系统阐明“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由于学界没有“自觉”将“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历史侧重点)与连续性(抽象形式)二者联系起来作出系统研究，并且仅限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方面或方法论侧面而未涉及其“价值性”方面，现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丰富发展“思想路线”的独到贡献、对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的把握还未真正入“味”，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究竟在哪些环节、哪些侧面凸现或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有点让人“眼花缭乱”，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路线上的“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党的建设侧重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显得“若明若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于解决了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依托实事求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加深研究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丰富发展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范畴“实事求是”的独到贡献，对“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作出系统的阐明，将成为本论域的一大“亮点”。
其三，将“实事求是”实践“难”的问题转向哲学的“公共性”或标准化问题研究。
实事求是“机制”方面的研究是近十五年国内“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关注点。只是现有的研究同我国宪法、等法规条文的研究具体地结合起来还相对不足，真正为解决实践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难”提供操作性强的法理支撑还不够。其实，“实事求是”中的“求是”具有“形而上”性或崇高性，“实事求是”已成为中国当代主流哲学的核心范畴、党的思想路线“符号”。“实事求是”命题在哲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这些“礼遇”都要求我们把这方面的研究转向“公共性”或标准化问题研究，否则，就难免会使“实事求是”研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驻足于“烦琐哲学”或“解释世界”档次，回落于传统哲学的窠臼。
其四，拓宽视野，使“实事求是”同西方哲学的“比较”走向全面、深入。
[关键词]泰罗主义；人本主义；泰罗的文本
[中图分类号] C9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9-0019-04
在管理理论中，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范式的对立一直困扰着众多的研究者。科学主义范式追求的是效率，而人本主义范式追求的是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科学主义范式，尤其是泰罗主义被人本主义学者们指责为是一种非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追求效率，忽视人性，把工人看成是实现效率的手段，却对工人缺少人性关怀。本文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是如何对立的，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又是如何统一的，这些对立和统一中都存在着哪些问题。
一、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对立的原因
1.实践者的心智模式所造成的对立
按照Stephen R. Barley和Gideon Kunda两位学者(1992)的研究[1],管理理论中存在着理性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他们看来，泰罗所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而福利工作学派(该学派重视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追求工作场所环境的改善等)①、人际关系学派、企业文化学派则是属于规范主义的管理理论。在两位学者看来，管理理性主义与规范主义是相互替代的不同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说两种管理理论是彼此对立的。Eric Abrahamson(1997)认为在美国管理话语中之所以会出现理性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对立[2],可以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经济长波理论来进行解释。他认为在长波下降的末期(经济萧条期),企业会进行投资、技术改造等，这时候工程技术人员更容易走上管理岗位，这些人由于其所受到的工程技术教育，往往倾向于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发现最优的管理方法，实现最大的管理效率，于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管理领域就会出现理性主义的管理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而随着经济的复苏，理性主义的管理模式带来的管理效用在达到最大值后出现递减状态，这个时候企业就会考虑采用规范主义所带来的管理效用，于是持这种观念的人员就会得到提升，进入管理岗位。按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从时间上来看来看，1872年～1894年这段时期是经济的萧条期，也是福利工作管理话语的兴盛期。1894年～1921年这段时期是经济的扩张期，出现的是科学管理这一理性管理话语。1921年～1944年这段时期，是经济的下滑期，出现的是人际关系学派这一规范主义的管理话语。
Eric Abrahamson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论述的。而Daniel Nelson等(1972)则是从科学管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甘特在Brandywine River纺织厂进行管理咨询活动时所遭受的挫折来探讨科学管理话语与福利工作管理话语的对立的[3]。Nelson指出该厂的管理者和所有者都属于同一个家族――Bancroft家族的成员，而这些家族成员秉承的是福利工作的观念，对于工人的福利给与了高度重视。甘特受邀在这个厂推行科学管理理论，主张要科学挑选工人，调动或者解雇那些不称职的工人。然而这些举措都遭到了工人的反对，最终使得该厂的管理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违背了企业的所一贯坚持的关注工人福利的理念而不再支持甘特的活动，这就使得两种管理范式的碰撞以福利工作学派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而后来随着这个纺织厂的管理层的变动，新的受过专门教育的管理者入主该厂，推行了科学管理，最终使得科学管理在这个纺纱厂生根发芽。
在Kurt Lewin (1945)看来，“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贴近于实践的了”[4]。而当前管理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因此，学者们提倡管理理论研究应该要有一个“实践转向”(见Hugh Willmott,2009)[5]。而从实践者的心智模式角度来探讨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的对立，无疑是符合了这一主张。然而Eric Abrahamson的理论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管理理论的生产或者确切的说哪一种管理理论能够流行，取决于管理实践者的偏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管理研究者的理论只有符合了管理实践者的偏好，才能获得流行。这一假设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低估了理论研究者的工作意义，把理论研究者看成是管理实践者的附庸。另一方面，也低估了管理实践者的理论素养，在保罗・格里斯利(2006)看来，管理实践者远比人们想像的更有理论素养[6]。然而，管理实践者的理论素养、他们的心智模式在理论研究者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总是处于缺失状态的。因此，既不是实践者跟随理论研究者的脚步，也不是研究者听命于实践者，而是应该把理论创建者和实践者都看成是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瞎子，每一方都掌握了管理真相的一部分，只有彼此合作才能尽可能的逼近管理真相。Andrew H. Van de Ven和Paul E. Johnson(2006)两位学者指出，管理学要建立一种嵌入式的学术研究(engaged scholarship)方法[7]。这种方法倡导研究者要直面现实中的问题和反常现象；在组织研究项目时，要把带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和实践者整合成一个合作学习的共同体；在进行研究时，不仅对可能的模型和理论进行系统的检验，而且还对要研究的问题在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模式进行检验。因此，这种方法能够整合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知识，从而创造出一种更有洞察力的知识。
Gary Hamel(2001)说过，“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无非就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加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8]因此，从实践者的心智模式角度揭示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的对立，实际上是为二者的统一埋下了伏笔。因为管理者如果能够反思自己的实践所暗含的假设，与管理者合作，那么就能够改进自己的管理，保证管理所追求的效率与人性目标都能够得到实现。而管理研究者把管理者的心智模式纳入到理论构建中，无疑也能更好的帮助管理实践者在管理活动发现自己的盲区，从而使管理实践呈现出更加科学化，更加人性化的特点来。
2.研究者的研究假设所造成的对立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应用，都必须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在德鲁克(1999)看来，假设对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而言远比范式对自然科学来的重要[9]。持有科学主义范式假设的学者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在当前的管理研究中这主要体现为实证主义方法，他们相信可以通过实证发现管理中的因果定律；而与之相反，倾向人文主义假设的学者则主张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描述理解，而不是解释。这种研究假设上的不同是造成两种范式对立的方法论层面的原因。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对立。这是持有科学主义范式假设的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假设所蒙蔽而造成的对立。必须指出，科学主义范式假设在管理理论研究中具有主流地位。这是因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种对理性的推崇反映在科学研究领域就表现为学者们对于获得确定性的知识以及对于科学知识能够通过反复的检验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蒙蔽学者们的判断，使学者们表现出一种厚今薄古的态度，理论越新，越具有合法性，新出现的理论也必须表现出与原有理论的不同来，甚至说，这种差别越大，则新理论的贡献也就越大。Hindy Lauer Schachter(1989)指出[10],当人际关系学派为整个学术共同体所接受时，学者们认为这一新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合法性，科学管理理论就被作为一种与人际关系学派相对立的理论而被简单的描述成强调理性，强调金钱刺激，而泰罗本人关于工人情感方面需求的论述也就被学者们视而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被扭曲了，成了遮蔽学者们视野的[罩，赞同科学主义管理范式的研究者最终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泰罗主义或者确切的说泰罗的思想体系，未能看到泰罗的思想体系中可能蕴含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
二、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统一的方式
1.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剖析――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
Louis W. Fry(1976)根据麦格雷戈的关于人性假设的X、Y理论对泰罗关于工人的人性假设观念进行再次评价[11],认为泰罗对工人的看法并非是通常认为的仅仅把工人看成是“像公牛一样”,仅仅接受经济刺激，而是也注意到了工人在精神情感方面的需求，认为工厂主在管理中也要进行这方面的努力。Edwin A. Locke(1982)则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中包含着很多重视人的因素，梅奥等人际关系学派的学者的观点在泰罗那里都有所反应[12]。Nanette Monin等(Nanette Monin, David Barry and D. John Monin.2003)则利用文本分析的文学研究方法，对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一书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泰罗的思想中不仅包含了效率的思想，还有很深厚的基督教(或者说是清教)伦理的思想在其中[13]。
中国学者对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研究也多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如刘译阳(2005)就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中包含着人本主义的思想[14]。王永民(2005)则把泰罗的思想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5],第一个阶段的泰罗强调的是效率原则，第二个阶段的泰罗注意到了工人情感方面的需求，表现出了人本主义的倾向。第三个阶段的泰罗的思想则近似于一种权变的管理思想。
Nanette Monin等的文章探讨的是泰罗的文本(泰罗的著作),但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研究者有必要区分泰罗的文本、泰罗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德里达(1995)曾经指出：“所谓的柏拉图主义或者说柏拉图哲学，既非主观任意的，也非无缘由的；因为在柏拉图的文本中有某种主题提纯的力量在起作用，是这种力量促使人们这么做的……无疑，柏拉图主义是柏拉图所著的文本的效果之一，而且由于某种原因，这种效果长久以来都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它总是要与文本发生抵触。”[16]也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主义来自于柏拉图的观念，但是由于柏拉图主义是对柏拉图的著作的中心思想的提纯，所以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的著作存在着矛盾之处。根据德里达的这一研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泰罗的文本和泰罗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泰罗的文本是泰罗的种种著作，而泰罗主义则是研究者对以泰罗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研究群体(如吉尔布雷斯夫妇、甘特等)的著作的中心思想的概括。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出，刘译阳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泰罗文本中哪些带有人本主义性质的论述的再次发掘。而王永民对泰罗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论断，则是对泰罗不同阶段的文本的中心思想的不同提炼。这些研究把泰罗主义与泰罗文本混在一起进行分析，虽然试图改变泰罗主义的旧有形象，实际上却是挖掘出了泰罗的文本与泰罗主义中不一致的地方，虽然在泰罗的文本和人际关系学派(或者说人本主义)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却使得泰罗主义处于一种内部矛盾、混乱的境地。
在德里达看来，一旦柏拉图主义形成，人们就往往会按照柏拉图主义的指导来解读柏拉图的著作，这就使得柏拉图著作中的哪些与柏拉图主义不符的部分容易被人们视而不见。但是德里达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在他看来，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要找出哪些不符合中心思想而被舍弃、屏蔽的异质因素：“因此就有必要继续思考，柏拉图的哲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揭示和赢得了什么，遮瞒和舍弃了什么。”刘译阳和王永民的论述实际上疏漏了一个很关键的研究点，那就是为什么在提纯为泰罗主义的时候，泰罗的文本中那些人际关系的萌芽却被删除了，删除的标准是什么，动力又来自于哪里？这个研究的切入点，涉及到学者们进行理论构建时一些隐含的默会的假设、观念，这些假设、观念对管理理论的建构起到了那些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是否能够不再仅仅通过提纯的方法来构建理论，而是采用一种矛盾的研究方法来构建理论(Marianne W. Lewis,2000)[17]。这样一来，研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就不再是仅仅局限于泰罗到底说了什么，也不仅仅是泰罗的论述如何被构建为泰罗主义的，而是在研究管理理论的构建过程，研究学者们的偏见是如何渗透到原有的理论构建过程的，也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构建管理理论的方式。
因此，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一致遵循的泰罗主义范式也许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有一个坚如磐石的基础，而采用科学管理理论的说法也许能得到更多学者的赞同。Martin Kilduff等(Martin Kilduff, Wenpin Tsai ,Ralph Hanke, 2006)在评价当前的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时[18],就认为不应该采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而应该采用拉卡托斯的的科学纲领理论，依据一些核心概念(或者说硬核)来促进理论的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罗珉(2003)依据科学纲领理论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构建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性[19],在他看来，效率原则、血汗工资等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内核，而心理革命这一人本主义的概念则是科学管理理论的保护带，这样一来学者们可能更容易形成共识，有一个坚实的讨论平台。
2.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融合――人本主义研究方法渗入到科学管理研究之中
按照Mayer N. Zald(1993,1996)的看法[20][21],管理学是一门既包含了社会科学属性又包含了人文学科属性的学科，因此，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在管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来，文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的渗透到管理学的研究之中。
Dominique Besson(2000)则使用了讲故事(storytelling)这种后现代管理常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泰罗科学管理思想在二战后的法国的传播[22]。而学者们通常是把泰罗的科学管理看作是现代管理的起点、基石，也就是说，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后现代管理的研究视角来看待现代管理理论。如果说现代主义强调的是理性，现代管理强调的是理性主义的管理方式，依据的是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研究方法，那么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理性的去中心化，后现代管理强调的是理性与非理性并举的管理方式，依据的是多元研究方法。而讲故事的研究方法则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它注重的是故事中蕴含的价值观和情感等非理性因素。Nanette Monin(2003)等则是用人文学科的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这一通常所认为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应用扭转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只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学科的传统观念。它舍弃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准确度，获得了研究的深度，在看似冰冷的社会科学著作中发现了人性的光芒。
三、结 语
管理人员由于其所受到的教育等而具有不同的心智模式，从而形成了对不同的管理范式的偏好，造成了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的第一重对立。而管理研究者所持有的管理范式假设的不同构成了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的第二重对立，其中科学主义管理范式的研究者有时还会因为自己对理性的偏好，而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来解读泰罗的思想，人为的把泰罗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对立起来。从个人层面来讲，泰罗注意到了工人的情感需要，在其著作、]讲中表现出了人本主义的倾向。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讲，泰罗主义作为一种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范式，是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然而，由于学者们对于泰罗主义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存在着分歧，因此放弃库恩的范式理论，转而欣赏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理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随着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渗入到科学管理理论的研究之中，泰罗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出现了方法论层面上的融合。
[注 释]
①所谓福利工作，是指工业革命后，在家长式管理的基础上结合 工业改良主义而发展出来的一套管理体系。一些公司设立了管 理★WWW.BAIHUAWEN.com★“福利工作”的部门，设立“福利秘书”。这些部门负责改善 工人的生活，调整那些对现有工作不满的工人的岗位以让其满 意，为工人提供教育、改善工人的饮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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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alationship between Taylorism and Humanism Management Theory
Guo Ying1,Yuan Donghua2
(1.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116023, China; 2.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analyzes the contrary realationship between Taylorism and humanism management theory. It also analyzes their integration mode from Taylorism and the change in research way from scentific management to humanism management, followed by pointing out some flaws in current reasearches on the rea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management theory.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学；中华国学；艺术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感与审美，这是艺术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西方艺术学源于西方美学，从美学之中分离出来，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学科概念来自于西方美学的传人，而中国艺术图书门类目录的建立远远地早于西方美学概念的传入。
西方美学研究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现代艺术学是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名称。现代艺术学概念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第一卷首次提出，至今仅有百年历史。1920年，欧洲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美学研究六门，其中第五门是谈：
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创造艺术底过程。研究古来大艺术家底生平，从他生活史或自传中考察他创造艺术时的心理作用及技艺的运用手段。
宗白华先生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平、艺术心理、艺术创作技法四个方面讨论艺术的问题。对艺术的定义是：“人类底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的俞寄凡翻译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艺术学概论》，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界定问题明确指出：
所谓艺术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美做对象的范围来的狭小。但是把艺术彻底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的为是。
黑田鹏信如此简洁的一句话，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厘清了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然，对于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拿出具体的研究方法。1925年至1949年宗白华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艺术学》课程，将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与课题归纳为：1，什么是艺术学；2，艺术的范围与其他aesthetic活动；3，艺术的起源与进化；4，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5，艺术的风格论；6，艺术鉴赏论；7，艺术的范畴；8，艺术的分类问题；9，艺术系统（各种艺术）；10，艺术的相互阐明；11，艺术的功用（Function）。a，人类精神生活的，b，人类社会上的；c，人类伦理上的。宗白华先生从艺术的范畴论、起源论、形式论、风格论、鉴赏论、审美论、分类论、系统论、关系论、功用论十个方面论述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构建了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的十个论题具有普遍性，至今对中国艺术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宗白华先生提出的艺术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美感与什么是美的定义的问题研究。或者说美学是基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研究，而艺术学是关于艺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研究。
二、我国宋代即有艺术其学
说起来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中华民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国艺术是久有其书，久有其学。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特殊位置，乐舞诗歌从属于儒家的经学。南朝皇帝雅好丹青艺术，至隋唐中原艺术与胡人乐舞的艺术交融，两宋艺术走向文人化、市俗化，由于宋代皇帝对艺术的欣赏，设立皇家画院，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艺术图书得到重视，宋代艺术在图书分类的目录中得到独立。依据有三：
其一，宋代李淑，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有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
其二，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其三，南宋郑樵的族孙郑寅@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共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
以上宋代三家依据具体图书目录情况创新，不守四部分类，将艺术独立为门类。根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书即有其学”，所以说艺术在中国宋代就已经成为学科门类。
两宋时期完善了皇家画院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书画制度，各种艺术形式普及到市井民间。至元代艺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文人没有出路与歌妓同等，将其才华用于了元曲与书画创作。至清代，清统治者崇尚汉学的同时，又例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唯以考据学为营生。清代《四库全书》依例将乐属于经学，建筑、园林、工艺见于考工。古琴、书画、篆刻、杂技作为艺术纳入子部，子部艺术有古琴曲谱、书画、篆刻、杂技。南北曲归于集部。
尽管艺术学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人我国，但是艺术学科在中国独立成为门类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礼乐一体的传统与重道轻技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将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达到和的效果，艺术成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长期属于文学，以文学艺术并称，艺术隶属于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经专家呼吁，哪于2012年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与文史哲等学科并列。这是一次合乎中国特色的学科门类目录修订，尊重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
“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不仅仅是经学。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六艺为主。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是文学。四部分类法之中，子部文献最杂，突出了经、史、集的地位，形成了现代文史哲正统学术地位，忽视了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缺陷，文史哲文献编著以四部分类为主，艺术学文献如果按照四部分类，则艺术不能独立成学科门类。章炳麟先生说：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中华国学有尚书学、史记学、春秋学、通鉴学、谱牒学、堪舆学、方志学、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考据学、辨伪学、文献学、敦煌学、郦学、徐学、徽州学等，这些学科都与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艺术学的任务是“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彻底研究功夫”的学问。中国艺术学要彻底了解中国艺术文献的源流与传统典籍，了解中国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了解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建立中国艺术风格与气派的信心。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就已经将国学研究分为六类：
一、哲理类；二、礼教类；三、史地类；四、语言文字类；五、文章类；六、艺术类。
国学中甲骨学、简牍学、经学、文字学、汉画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学科都包含有艺术学研究的内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约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至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英国人称其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敦煌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多达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壁画、彩塑与经卷、佛画、乐谱等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法国人称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图书馆”，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敦煌学，包括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学是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流派、体系、特征的科学。
四、东西方艺术是不同的艺术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门类与艺术理论体系，东西方艺术的具体内容与涵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建立中国艺术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基本原因。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建筑、雕塑、绘画，以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艺术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现代西方艺术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刻等。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不包涵音乐、舞蹈、戏剧，更没有东方的书法篆刻艺术，内涵不同体系相异。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涉及到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杂技等，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匠作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由于宫廷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特殊性，中国古代音乐、书画、古琴、戏剧方面的文献著录非常丰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艺术学学科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实践与史料基础上的学科，中国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作用与功能、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与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评论与历代艺术管理制度。
中国艺术学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为己任，比较中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异同，是肩负创建“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科。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创作风格与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与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文献。西方造型艺术注重形体光影色彩的塑造，中国造型艺术注重线条、气韵和神采的表现。西方的绘画讲求立体的表现，中国的绘画较多是平面的表现。从艺术的门类说，西方没有书法、篆刻、古琴艺术门类，中国杂技、中国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绘画、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中国工艺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气韵、中国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中国特色艺术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共同构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中国艺术体系，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艺术文献。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文献，建立中国艺术学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学科共识。
五、中国艺术学文献的特征与研究方法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法国艺术、前苏联艺术、西方现代艺术广为传播，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民间艺术逐渐被肢解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中国传统艺术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和被解构的危险。建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艺术批评体系与管理体系，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寻找中华民族艺术之根，塑造中国艺术之魂，保护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艺术学文献整理工作即是中国艺术学的修道工作。修道工作要在艺术学、以及艺术学文献的教学中展开。中国的玉器艺术、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陶瓷艺术、书法篆刻艺术、宗教艺术、民族音乐艺术、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戏曲艺术、评话相声艺术、民族服饰艺术、民俗艺术、古琴、书法、篆刻、京剧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以气韵论、一画论、写意论、传神论、笔墨论、一体论、品评论等艺术理论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体系。中国古代艺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石涛说：
书画图章本一体，老丑精雄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在艺术方面产生了舞台表演的“舞者不歌”，书法艺术的“书者不画”，艺术理论工作者不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现象。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创作现象整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能够兼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棋艺诸艺于一身，在文学、书法、绘画、戏剧、音乐诸领域均有涉足。音乐、舞蹈、武术，诗词、书法、印章、国画构成中国艺术的有机整体。顾恺之有“三绝”之誉，王羲之长于书画，王维诗中有画，坡长于诗词、书法、绘画，徐渭在戏剧、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均有建树，‘郑板桥以诗书画称绝，兼诸艺于一身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叔同长于绘画、音乐、戏剧，闻一多长于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创作与研究，齐白石长于雕刻、诗词、书法、绘画、印章，丰子恺以漫画、美术史、散文、书法、翻译见长，许幸之涉足诗歌、电影、绘画、艺术理论诸多领域，王朝闻由雕塑创作到艺术理论研究。由于学习前苏联培养单一学科的工具型人才培养模式，艺术的通才大师人物无法出现，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分离，使中国艺术进入了缺少艺术通才、缺少艺术大师的特殊时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古代的“文”不仅指文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是指周代的制度文化。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具有图案、形象、文饰等诸多涵义。玉器的图纹造型、彩陶的图纹、青铜器族徽的含义需要多学科的解读与破译。明清的木雕、石雕寓意纹饰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文献意义。西南少数民族苗族的服饰图案有“穿在身上的历史”的称誉，其纹饰是图腾崇拜的历史遗存。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研究，还要关注艺术史料、文物、纹饰、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的研究，这些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
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
旧的研究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同样收集材料与整理材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脱离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研究，脱离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学研究，模仿西方美学的艺术学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资料，是朴实学风，收集、整理学科文献与运用文献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籍文献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学术研究能否进行的首要因素。研究学术要“征文考献”，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要拜访贤才，了解当事人的见闻言论，将文字书面知识与社会调查相映证。古代文献的含义，一是指历史资料、典籍档案等文字文献；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前者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文献”一词的含义有典籍与耆旧两个方面。典籍是古代的文本书籍，耆旧是知道历史典故的才俊人物。
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的不足来解释文献不足，“文献”一词具有文章、贤才两层含义。南宋经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得更加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东汉郑玄与南宋朱熹都认为“献”字具有贤才和耆旧的含意。贤才和耆旧是指有道德有才干的贤人和富有历史知识的老人。文献作为专有名词，在金元时期曾将“文献”一词作为谥号和书名。元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谥号是“文献”，其文集为《文献公集》。元代黄晋的谥号“文献”。艺术史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了解艺术史的人，文献与人的关系密切，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评论都是有人书写的，典籍也是由人书写传授的。
“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与古代祭祀礼仪的舞蹈，艺术有关。八佾是夏代天子祭祀礼仪所用的舞蹈，佾的含义是舞蹈的行列，天子的祭祀礼仪舞蹈是纵横队形舞蹈者八队，每队八个人，共六十四个人。《谷梁传·隐公五年》：“夏舞，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即天子祭拜祖先的舞蹈是八佾，由六十四人列队表演舞蹈；诸公祭祀祖先观舞是六佾，由三十六人列队表演舞蹈；诸侯祭祀祖先观舞是四佾，由十六人演出舞蹈；士大夫祭祀祖先观舞是二佾，由四人演出舞蹈。季氏是大夫，按礼仪应该用四个人舞蹈祭神，却用了天子八佾之礼，即六十四人跳舞祭祀祖先神灵，僭越了古代礼制规定。《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季氏作为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祭祀礼仪等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作为祭祀礼仪的舞蹈要符合君臣等级的伦理次序，祭祀舞蹈的规定人数体现了社会的等级，这是古代艺术等级管理制度。
典籍是文献的载体，人是典籍的创造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人生年寿有限，文献典籍记录了古人的语言可以跨越时空，生也有涯，艺也无涯，典籍文献可以将前人的思想代代相传。秦始皇焚书以后，孔府墙壁藏书保存了先秦典籍，由伏生授经，口传相授，使文化传承不灭。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书丧，犹有舌”的文化传承精神。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大量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艺术珍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难，弦歌不止，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
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有经史为文，论事为献的解释。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用“文献”二字命名书名。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序言中对文献的含义作了阐述，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两类，《文献通考·序》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在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前者是经典著作的文字资料，后者是议论风生，是对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作阐发，是对经典文献的贡献。文献有叙事、会要、传记、评论、记、录等文体。古代经典著作谓之“文”。唐宋以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在文体书写格式方面，经史为文，要顶格书写，名流论事为献，则降一格书写。
至明代时“献为贤才”的含义逐渐淡化，“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是图书典籍的别称。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篡《永乐大典》，初名为《文献大成》。至清代，“文献”一词成为通用语汇。现代词语中“文献”的含义成了图书典籍的代名词。
现代中国艺术学力求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学学科的中国化历程要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发展的规律、文献的出处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构成基本框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艺术文献内容异常丰富，是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宝库，中国艺术学文献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时空跨度非常之大，未开辟的领域非常之多，各民族的艺术文献非常之丰富，中国艺术文献工作将为艺术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物的艺术文献价值
文献一词的含义包括文物在内的广义文献概念和狭义的书面文字。广义文献概念的定义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图书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字的“献”字具有“祭献”的含义。祭祀礼仪的祭词乐舞、祭祀礼器、随葬冥器均为献祭仪式的必需物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吴小如考证说“献”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繁体是“獻”，獻字是由“鬲”和“犬”组成，鬲是古代装盛祭品用于祭祀的礼器。献的含义是将犬作为牺牲盛放于鬲中以祭祀祖先神灵。所以说中国古代陶器的刻画符号、陶塑人像、装饰图形具有祭祀文献的含义；青铜器的铭文是古代祭祀、征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吴小如对古代文献中“献”为贤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可能够活到几百岁以上。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与“不足”去形容。而贤人则不能像军队一样，有规定的人数名额，似乎不宜以“足”与“不足”去形容，而今天考古学界所用的“文物”，正与“文献”的初义相近。艺术文献可以依据时间分为史前史料、古代艺术文献和现代艺术文献三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文献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艺术作品和文物。《胡适之文存》第二集《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奢好。鼎彝、帛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却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下的证明。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资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作为艺术品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可以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随着考古发现和大规模的建设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陶器刻画文字符号、彩陶文字符号、商周殷墟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等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时空来说，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到五千年，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辄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发现的人类史前遗址有数百万年之久，如果艺术学仅仅研究文字记载的三到五千年的文字史部分，大量的史前艺术遗址就会丢失，艺术学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中国考古界广泛使用的“文物”二字，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遗存物，或者是“文献的证物”，具有文献证物的特性。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是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辞海》文献条对文献定义为：“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条定义可以理解为：一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二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三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补充的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不够的，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节文物保护法概述文物的概念和文物的范围是：
文物，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物。例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文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埋藏于地下的，也有袒露于天地之间的，有国家精心收藏的，也有私藏于民间百姓之中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归于不动文物，精美的古代瓷器、字画、陶俑、钱币等归于可移动文物。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应该具有了文献价值。如果仅仅是以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为艺术文献，那么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失去99%的史料，中国艺术学文献将失去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直观性、可视性、欣赏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文物属于艺术文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即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宋代赵明成著有《金石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传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丧志也耶？成、同间好之者遍天下。
从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到现代的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学的结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资料物证。中国自古就有收藏艺术品、收藏文物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注意文物实物的发现，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文物和艺术品实物的研究，否则艺术学理论研究将失去研究的对象，走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辨道路上去。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现代考古学。比较《文物法》界定的文物内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艺术品与文物的历史性、物质性、形象性特征。我国境内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 与重大历史事件、改名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遗址、纪念物；
3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 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古代建筑、墓葬、石窟、遗址可以视为艺术遗存，与手稿、古籍图书资料同样重要。以上五条可以看出文物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文献与文物的概念有相近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方法不同。现代文献的概念是专指书籍文字文献。艺术作品具有原生文献的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献”条目界定文献的定义是：
原指典籍与宿贤。……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据此，可以说古代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人；现代文献的含义是：1，图书典籍；2，文物；3，资料。艺术文献属于专门学科文献，艺术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专门文献不同，具有艺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前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提出文献与文物对应，他说：
现代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经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独多，而古文物又极其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今后还会大大增长，研究发表的不过若干分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
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工作特点，难以担当大量文物的后期案头书斋实验室研究工作。鲁迅、郑振铎、向达、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早已注意到文物的文献作用。金克木先生编制《文物与文献的对应目录》将典籍文字与传统文物相对应，冲破文字的屏障。艺术学研究不能够仅仅限于已有的文字文献的阅读与研究，沈从文先生早年就认识到传统的“以书注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长文，提出文史研究“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的观点。沈从文先生建议当时的高教部和文化部考虑全国每一所大学或师范学院，要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的种种问题。遗憾的是沈从文1954年10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建议，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建立文物馆、博物馆的大学据笔者所知仅仅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大学，许多重点大学都没有文物馆与博物馆，这是中国大学与欧美大学的显著差距。
七、结语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了文化人类学与传统民居课的关系，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将这种关系纳入授课内容，探讨学生在更宽视野下学习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模式，试图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其他相关课程中同时，还探讨了实地调研与建筑设计在本课的作用和意义，从而对近年来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教学改革和实践做出了相应的总结。
中国传统民居作为建筑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一般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开设)，一直没有引起学生的重视，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讲述内容比较单调，仅从建筑学角度讲解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教师泛泛而谈，调动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教学计划缺少实践环节，没有将民居调研和设计纳人教学计划，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针对这两种情况，在近几年的教学中，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试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和结合建筑设计探索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教学模式，并思考这种模式在其他相关课程中的应用。
一、文化人类学纳入传统民居课的基础
文化人类学起源于西方，有关民居与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关系方面的研究，西方也走在我们的前面。
西方的民居研究开始于19世纪，当时对民居感兴趣的多是一些人类学家，比如，摩尔根1881年出版的《美洲土著民族的住屋与日常起居》，企图将所谓“原始共产主义”之社会结构与住屋的尺度与形式联系起来。当然，也有一些建筑学者不仅从建筑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居做了大量的探索，如19世纪末的英国建筑师莱斯比丁1891年出版了《建筑、神秘主义与神话》一书，从书名上即可看出作者所研究的内容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书中阐述了大量的建筑形式的象征性，呈现出的是对人类研究对象的痴迷性和好奇性。美国建筑与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拉普波特1989年出版的《宅形与文化》一书，企图阐释文化如何造就建筑型制，而建筑型制又如何传达文化含义，强调了在影响建筑的众多因素中，文化因素所起的决定作用，“宗教上的禁忌带来的不舒适和复杂化，远远比气候条件更多地影响了住宅的形式…
中国民居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朱启铃创办的营造学社，学社成员踏遍大半个中国，以考古学工作的方法，从建筑学角度对中国传统建筑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详细测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所涉及领域比较单一，仅从建筑学角度进行了研究，缺少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与建筑关系密切的相关领域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20世纪80年代西方及日本的民居研究与中国自身的民居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国外的民居研究者多为人类学家及地理学家，其研究角度往往侧重于孕育民居的人文社会背景，真正关注点是造其居的人；而中国的民居研究者多为建筑师，其研究方法是形式分析与美学鉴赏，关注点是民居样式和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日本、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民居研究的影响，我国民居研究开始和文化产生了关系，有关的学术会议、论文不断，“计有《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七辑、《民居史论与文化》一辑、《中国客家民居与文化》一辑、《中国传统民居营造与技术》等}zy}。到了90年代，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开始涉及民居与文化的关系，中国民居研究开始全面地由单纯的建筑学扩大到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气候学等诸多领域。
国内外跨学科民居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民居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文化人类学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密切相关，因此民居课的这种教学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到以记载人类建筑活动足迹为主的建筑历史等课程中。
二、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民居教学思考
基于国内外民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纳人授课内容，将民居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试图探索一条关于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新模式。
在与民居有关的众多学科中，文化人类学可能是与其关系较密切的学科之一。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种种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变迁、发展的过程以及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而民居是乡土文化的载体，人的许多行为与民居产生关系并影响了建筑，而建筑又规范了人的某些行为。现以羌族民居为例说明文化人类学在民居课中的作用和意义。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羌族没有文字，其文化存在于这样一些“意象”中，如音乐、舞蹈、习俗、宗教活动、建筑等等，而建筑是其文化存在最重要的“意象”。因此，在讲授羌族建筑时，我们必须理清建筑意象与羌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如何影响建筑，建筑又如何反映文化。由千历史原因，羌族被迫从西北沿眠江流域向南迁徙，在迁徙过 程中战争不断，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因而羌族文化更多地体现任 一种防御文化。羌寨的总体布局依山就势，经过几百年甚至上汗 年生长而成，羌寨生长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就是防御性。所以，文 寨街巷狭窄、错乱，形如迷宫，这是羌族防御文化最直接的反映( 羌寨多建在山坡上，各楼房鳞次栉比，甚至可以相通，形成一i} 座具有高度防御功能的石头城。特别是在寨子中心或附近险要 处修筑的碉楼，使羌寨在军事防御方面更趋完善。羌族民居外培 上的窗少而小，有的像“斗”，被称为“斗窗”，用做作战时射g打枪。防御文化几乎成了羌寨营建的“规范”。由于历史文化的影 响，在社会稳定时期，羌族建筑依然保留这种防御特点。这已成 为羌族建筑的特色之一。
在单体建筑方面，羌族建筑一般2一3层，中层起居大堂设 一火塘，火塘里的火种常年不息，称“万年火”，象征家族人丁兴 旺。大堂可以说是羌族民居的中心，其他房间以它为中心设置。 而火塘是大堂的中心，大堂的布设以火塘为中心。另外，节日期 间一家人围着火塘跳锅庄(锅庄是羌族的传统舞蹈);在羌族建筑屋顶的四角置白石，亦是用以纪念在羌戈大战中的白石将军。这些反映了羌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这种建筑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建筑中的每一个构件，一块砖，一片石，都隐含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学生更加关注建筑学以外的其他相关学科，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该课的兴趣。
在授课中，不仅要做纵向联系，更要做横向分析。做横向分析更要联系文化人类学，探析文化人类学与民居的关系。比如，在讲完羌族建筑和藏式建筑后，让学生分析：羌族和川西北藏族同处相似的场地条件，为何产生出不同的建筑形态？西藏民居和川西北藏式民居地处不同地域环境，为何具有相似的建筑形态？类似的问题很多，如北京四合院与山西大院等，这些问题无法从建筑学本身得到解答，必须联系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才能做出比较完美的解释。通过这些小问题的设置，学生们更加明白：民居不仅仅是建筑，它包含着许多文化信息。
除了文化人类学，民居研究与历史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皖南民居、山西大院为何如此精致？这与其发达的商业经济关系密切；陕北窑洞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密不可分。
可以说，中国传统民居课是从中国建筑史课体系中分出的一支，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讲授《中国建筑史》“陵墓”一章中，关于“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为什么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陵墓？”这一问题，需要从人类早期的“魂灵观”开始分析，才能理解其原因。
三、民居课中的实地调研和建筑设计
根据教学计划，民居课的实地调研安排在上半学期，其成绩占民居课总成绩的60% ;建筑设计安排在下半学期，其成绩占民居课总成绩的40% o
在以前民居课教学中，教师一般不会安排实地调研这一环节，结课方式多是闭卷考试或写一篇小论文。这两种方式对于检查学生学习效果均不理想。因此，我们运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法来充实民居课的教学内容。田野调查强调的 是调查者本人“亲临现场”的调查，这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 特征。按照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基本程序、注意事项 等方法进行民居调查。调查内容比较多，包括社会组织、经济、人 口结构、民俗风情、村落布局、住宅结构、自然环境等。调研方式 包括查阅资料、实地测绘、请教专家和访问交谈等。通过调研并结合课堂讲授的传统民居知识进一步认识文化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测绘感知传统民居的空间形态，了解传统民居的建造技术，加深对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感性认识。实地调研的具体做法是让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分组，一般3一5人一组。根据每组的具体情况选择调研地点，并制订详细的调研计划。调研步骤分为：(1)前期准备阶段。包括选择目标点、查阅资料、准备工具、动员等。(2)现场工作阶段。包括现场作业和访问交谈。现场作业包括草图、测量、整理测稿、仪器草图、填写数据表格、现场校核、拍照片等；访问交谈主要是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了解村落基本情况。(3)内业作图阶段。包括上机作图、成图校核验收、成图打印、编目、成果存档。最后每组交一份调研报告。通过实地调研，学生掌握了学习和研究民居的一种方法，可以更深人地了解民居的基本信息；同时培养了对民居的兴趣，在实地调研中，尽管很累，但学生们兴趣十足。
下半学期的建筑设计主要是在民居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上半学期的调研，学生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村落布局、民居形态、民俗风情等有了比较深人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给学生设置和当地传统建筑密切相关的题目加以训练，比如乡村小学、乡土博物馆、新农村建设、文化站等，建筑规模控制在1500一5000平方米之间。按照实地调研的小组，每组共同完成一份设计。通过设计，学生对中国传统民居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和技术，比如民居的生态、节能、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将设计纳人民居课是我们的一种尝试，经过几年的探索，发现学生对民居课中建筑设计这一环节兴趣十分浓厚，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做好民居课中的建筑设计依然是我们探索的问题之一。同时，我们也在思考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应用到建筑学专业的其他课程，r匕如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等。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