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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饱读诗书关注洋务
郭嵩焘从小就受到了标准的中国传统教育。1835年，郭嵩焘考中秀才，后进入湘学重镇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郭嵩焘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结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曾国藩、刘蓉等名士，并与他们结为挚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此后不久，由于双亲相继去世，郭嵩焘只得依定制回乡居丧。乡居期间，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在他的积极劝导之下，隐居乡间的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纷纷出山，组建“湘勇”镇压太平军。此后的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末，郭嵩焘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对他的学识非常赞赏，让他入值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南书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随后又命其前往烟台等处海口稽查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郭嵩焘是文人，本来就与当时污秽不堪的官场习气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查办贪官污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随员和地方官员因他破坏了官场长期以来的“规矩”，联合起来贿赂京城官员，在背后告了郭嵩焘的黑状。正当郭嵩焘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却突然被调离查办。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亲眼见识了英国先进的军力，使得郭嵩焘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迫切地关注西方。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外事）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
赴英赔罪出任公使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后来，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项命令，告诉郭嵩焘赔礼后不必回国，直接出任驻英国公使。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悉心考察西洋政教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便利用公务闲暇，悉心考察英国政治。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焘逐渐摆脱了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在英国，他不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点。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郭嵩焘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千余年不败的原因。
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抵英次日，郭嵩焘便在公使馆中设宴，为李凤苞等洗尘。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此后成了公使馆的常客。在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谈话。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留学生们在留学心得中讲，英国人的微积分学、新学、力学等，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惊人的勇气。
任期未满黯然还乡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在当时的条件下，就郭嵩焘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这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在刘锡鸿的笔下，郭嵩焘的最大“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回国后便归隐乡里。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异常。郭嵩焘死后，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也都被清廷否决。直到他死后9年，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
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他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关键词：郭嵩焘；先驱者；悲剧人生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饱满诗书，关注洋务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教育，走科举功名的道路。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郭嵩焘留下深刻印象，他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的君子。翌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切莫以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
事实雄辩地表明，郭嵩焘是英勇爱国的，但为什么后来会被成为"崇洋卖国"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悉心考察西洋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一个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势”字概括其要点：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1]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2]这些话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因为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中的多数人虽然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而主张师夷长技，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4]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
据此，他认为中国一定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5]他对中国战争史的评论是否恰当，这是有待另行讨论的课题。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
赴英陪罪，出任公使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决定选派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
任期未满，黯然还乡
即便如此，他曾把出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在当时的条件下，就郭嵩焘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这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在刘的笔下，他的最大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国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其实刘指责郭嵩焘的罪状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他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他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之时，奏请因病稍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就这样，他在一片“勾通洋人”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他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铩而归羽的悲剧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那么，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参考书目：
[1]董蔡时。左宗棠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4.
[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