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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问元帝因为什么哭泣，元帝便把东迁的原委详细地告诉了他。于是问明帝说：“你认为长安与太阳相比，哪个更远？”明帝回答说：“太阳远。没听说有人从太阳那边来，这显然可知了。”元帝感到很诧异。
第二天，元帝召集群臣举行宴会，把明帝所说的'意思告诉了大家。然后又重新问明帝，明帝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大惊失色，问：“你为什么与昨天说的不一样呢？”明帝回答说：“因为抬头就能看见太阳，但是总是看不见长安。”
一、惠帝继承皇位的过程
首先来分析一下惠帝被立为太子并继承皇位的过程。公元265年，继承了祖、父基业的司马炎通过禅让形式取代了曹魏的统治，建立起西晋王朝，成为西晋的第一代君王──晋武帝。他又于公元280年灭东吴，从而最终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分裂局面。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即泰始二年（266），立妻杨氏为皇后；泰始三年，立子司马衷为太子（即惠帝）。惠帝是武帝与杨元后的次子，因其兄司马轨早夭，故成为皇位的当然继承人，被立为太子时，年方九岁。在立其为太子时，没有任何有争议的记载，可能是因其当时尚幼，没有接触外廷大臣，而且其母被立为皇后，又正得宠，故惠帝是聪慧还是愚浅尚未成为大家的注意所在。
随着惠帝的长大，他能否胜任最高统治者这一重任的问题也就逐渐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出的正是武帝本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1]杨元后死于泰始十年（274），时惠帝16岁，而从《晋书·后妃传》的记述顺序看，此事当在惠帝的婚事前，即早于泰始八年，也就是惠帝14岁以前。
泰始八年，武帝为惠帝娶贾充女为妃，这门婚事是在杨元后极力支持下缔结的[2]，但此外这还另有背景。当时得到武帝信任的侍中任恺等恶贾充之为人，欲将其排挤出朝，因氐、羌起来反抗，乘机推荐贾充出镇关中。贾充不欲外镇，用荀勖之策，借其女与太子结婚而得留京师，并继续得到武帝的信任[3]。贾充在朝本来就广结党羽，“充既为（武）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庚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4]这样，在惠帝后面，又有了群臣的派系争端。
咸宁（275～280）初，惠帝出居东宫，[5]接触的外廷大臣渐多，对其能否治理国家的疑问也就多起来了。咸宁二年，晋武帝患病，“及帝疾甚，朝野皆属意于（齐王司马）攸。攸妃，贾充之长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6]武帝病愈后，听说此事，“徙（夏侯）和光禄勋，乃夺（贾）充兵权。而位遇无替。”[7]武帝的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大多数朝臣在这一问题上非常小心谨慎。“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钝质，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8]可是，也有人仍以较为直接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东吴平后，和峤转为侍中，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9]武帝对群臣的疑问虽以谬语或不置可否而搪塞过去，但对于这件关系到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忽视的。
武帝对惠帝既寄有重望，对他的情况自然是很关心的。他不仅在接触中注意惠帝的情况，并把对惠帝观察的结果，告诉朝臣，希望由他们来印证自己的看法。“后（和峤）与荀顗、荀勖同侍，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10]与这次情况略有不同的还有另一次试验。“（武）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贾）妃大俱，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语泓曰：‘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称万岁。（贾）充密遣人语妃曰：‘卫瓘老奴，几破汝家。’”[11]
在这两次试验中，武帝的态度是很明朗的，他从中所得出的都是较好的结论，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当然，实际上他是受到了一定的蒙蔽，至少惠帝的答诏就是张泓起草的，而“太子明识弘雅”也只是臣下的阿谀之词，因而可以认为他的看法是受其主观意向影响的，从而对惠帝的估价过高。但是也应该看到，武帝并非昏主，他的印象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当惠帝入朝时与之交谈而得出的，应该说是直接印象，而不是仅以他人为媒介的间接印象。假如惠帝是个显而易见的白痴，那么很难设想武帝会相信这些作假的办法及某些臣下的诌媚之辞。因此，就不禁使人对惠帝是否确系一个白痴产生了疑问。
武帝在选择辅佐太子的东宫官属上的措施，又从侧面对上面的疑问提供了旁证。他一改曹魏后期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的情况[12]，不仅配齐官属，而且极重人选。对于东宫主要官职的太子太傅和少傅，“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令诸公为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13]其元老诸臣和宗亲近支如荀顗、齐王司马攸，杨珧、汝南王司马亮、石鉴等相继出任太子太傅[14]，任恺、李胤、山涛、卫瓘等皆曾任过太子少傅[15]，贾充、杨骏亦曾行太子太保[16]。东宫的其它官属，也都是当时的清望之士或名臣之后，如王衍、乐广、傅祗、郑默、郭奕、卢浮、华峤、卫恒、夏侯湛、李重、魏混、华谭、阮浑等[17]，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出任过西晋政权的显要之职。他们到东宫任职，一方面说明东宫官属为清要之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武帝为使惠帝能继承其打下的江山而作出煞费苦心的安排。
惠帝能保住太子的地位，并在武帝死后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固然是由于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如杨元后对武帝的劝告，得到贾充及其朋党的支持，还有惠帝之子愍怀太子（司马遹）的聪慧[18]，以及武帝因受自己主观意愿的影响而偏听偏信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武帝相信惠帝在大臣的辅弼下，能保住他所创下的基业。武帝的这种信心，是在什么基础之上产生的呢？将其所受的蒙蔽除去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晋惠帝的智力水平
历来对惠帝其人都较少评论，在一些论著中多以白痴二字轻轻带过。但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在各研究领域中都应引入现代科学概念，而不应继续沿用一些缺乏明确定义或易于使人产生误解的概念。故此，要搞清晋惠帝是否确系白痴，首先需要把白痴的定义明确下来。
在精神病学概念中[19]，白痴（Idiocy）属于智力缺陷（Mental Deficiency）中最重的一类[20]。白痴患者多伴有其他生理异常，如头颅形态异常，头或肢体与躯体的比例畸形等；大多数不能说话，只能发出一些表达其情绪的原始呼号，也不能理解别人言语的意义；感觉迟钝，对普通的物理性危险（如车辆、火等）不知道躲避。
痴愚（Imbecile）是较白痴症状稍轻的一类，也常伴有身体异常或畸形，情绪幼稚，能学会言语，但有的吐词不清，词汇贫乏；经教育、训练后，可能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读短的句子，叫出普通常用物品的名称，但理解力极差，对数的概念十分模糊。痴愚与白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知道躲避普通的物理危险。
愚鲁（Moron）是智力缺陷中最轻的一类，一般无身体畸形，言语发育较好，但发展较正常儿童为晚，运用日常生活词汇一般无困难，但对抽象概念性词汇掌握极少；虽然感觉器官完好，但知觉不灵敏，理解周围事务很迟钝，缺乏主见而意志薄弱，易于为人所引诱或利用；可能有正常的情绪反映，不过常限于一些原始的简单情感，而且只能用直率而粗野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三类患者中，白痴与痴愚的生育力很低，愚鲁的生育力接近正常。
除去以上的一些症状外，在临床上还常采用智力测验来辅助诊断，一般规定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在20以下者为白痴，20～50者为痴愚，50～70者为愚鲁。
不过，我们既不可能测定一千多年前晋惠帝的智力商数，也不可能进行各种现代的临床检查，只能根据史料中的有关记载来分析。前面已提到，在惠帝即位前就多次有人向武帝提出其不能治理政事，其继位后也一直大权旁落，成为受人摆布的傀儡[21]，因此，其智力发展较常人为低，是可以确定的。但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一、阅读和书写能力：在前面所引的史料中可看到，在回答武帝送来的“密封疑事”时，是由给使张泓作草，而由惠帝自己抄写呈给武帝的。这并不是孤立的记载，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在武帝死后，“或告（汝南王）亮欲举兵讨（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惠）帝为手诏与石鉴、张邵，使帅陵兵讨亮。”[22]在惠帝继位后，“凡有诏命，（惠）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23]当汝南王亮、卫瓘等成为贾后掌权的障碍时，贾后就利用楚王玮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乃使（惠）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24]将这几条史料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惠帝既能书写，也能阅读较为复杂的文字材料。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贾后在被废时曾说过：“诏当从我出，何诏也？”[25]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里指惠帝为她所把持，诏书一向是由她传出去的，再则她挟帝已久，诏书多出于她意，故有是语。并不能据此而否定上引史料中的诏书是出于惠帝之手。而且，在史书中对他人矫诏是有明确记载的，以别于出自帝手之诏。如“贾后矫诏，使后将军荀悝送（杨）太后于永宁宫。”[26]“（楚王玮）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又矫诏使（汝南王）亮、（卫）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官属皆罢遣之。”[27]“（贾）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草，因太子醉，称诏使书之。”[28]由这几个例子可以反证前面数条史料中的诏书，确是出自惠帝之手的。
二、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及表达方式：西晋的创业元老陈骞于“元康二年薨，……及葬，（惠）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29]在宗室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作为傀儡的惠帝被拥之东征西伐，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建武元年，“至温，将谒陵，（惠）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光熙元年“六月丙辰朔，（惠）帝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惠帝能“望柩流涕”和“哀感流涕”，说明他对外界事物有一定的感受能力和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当外界环境改变时，惠帝也会随之改变自己的举动。“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惠）帝躬止之。”惠帝被张方劫至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惠）帝下车止之。”这两件事都发生于建武元年（公元三O四年），时惠帝已在位十多年，受人之拜是礼所当然的印象应已深印在脑中，能作出止人之拜的举动，不能说不是出于对形势变化的认识。
三、对权力的行使及其限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惠帝，名义上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他能行使多大的权力则要作具体的分析。在贾后的唆使下，惠帝作诏废杨骏，“（骏甥散骑常侍）段广跪言于帝曰：‘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30]惠帝不答段广之言，不能理解为他毫无反应，而恰说明了他对此事的态度。“（杨）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31]杨骏还利用太后来控制惠帝，成为贾后干预政事的主要障碍。肯定贾后在帝旁多所煽动，使得惠帝对免杨骏的这一举动是持同意态度的。有关惠帝行使自己权力最生动的记载要算是诛司马威了。“元康末，（司马）威为散骑常侍。（赵王司马）伦将篡，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以威为中书令。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32]但在更多的问题上则是惠帝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使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如在杨太后的问题上就是一例。杨骏诛后，“贾后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诏曰：‘此大事，更详之。’……于是有司奏：‘请从（下邳王司马）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至于诸所供奉，可顺圣旨，务从丰厚。’诏不许，有司又固请，乃可之。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曰：‘听庞与庶人相随。’有司希贾后旨，固请，乃从之”。[33]惠帝在贾后指使的群臣压力下步步退让，反映出惠帝虽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制于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如在张方强迫惠帝迁都长安的问题上，惠帝的反应也是虽不情愿，但终究为别人所左右[34]。
四、生育能力：据史书记载，惠帝有子女数人，愍怀太子系谢夫人所生，贾后亦生河东、临海、始平公主和哀献皇女。且贾后为太子妃时，“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35]，晋武帝欲废黜贾妃，赵粲以“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来加以劝解，则妾所怀显系惠帝之子女无疑。由此可知，惠帝不仅有生育能力，而且还绝不能算低下。
五、在外界环境变化时通过语言所表现的心理活动：在惠帝统治的后期，变故迭起，战乱不停，惠帝本人也屡遭凶险。记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惠帝谈话内容的史料，于我们对他的分析是大有裨益的。“及王浚攻邺，（卢）志劝（成都王）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武贲千人而已，……而人马复散，志于阵中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惠）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36]从惠帝与卢志的问答中表现出惠帝对局势的变化是颇为关心的，此外还可看到惠帝对数字是有一定概念的，他看到护卫侍从数目的急剧减少而发问，卢志则告以“贼去邺尚八十里”，使惠帝能明了当时的形势从而决心赴洛。惠帝经历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荡阴之战中，而史料中恰有关于他当时言行的记载。“惠帝征成都王颖，战败时，举辇司马八人辇犹在肩，军人竞就杀举辇者，乘舆委地，帝伤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士将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众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斩之，血污帝袂。将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37]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在飞矢交前的情况下，惠帝仍能表达他自己的心愿，不过由于他的权力已为太弟的命令所剥夺，故未能救下嵇绍。但他对此事仍耿耿于怀，事后坚持不许洗溅有嵇绍血迹的帝衣，显见是包含着很深的感情。而带有如此之深感情的话，又不是别人所能代言的。而且，把惠帝由荡阴迎到邺城的，正是撰写《四王起事》的卢綝的叔父卢志，卢綝本人当时也在邺城[38]，因此这段记载的来源是相当直接的。那么，能试想这句话是出自一个白痴之口吗？对此，胡三省首先提出疑问，在《通鉴》记载这件事后注曰：“孰谓帝为戆愚哉！”[39]近代吕思勉先生亦认为此句话“绝不类痴騃人语。”[40]
以上所引的都不是医生的临床检查记录，而只是史学家的记载，并且有些是第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记载，故此其中难免有些夸大或与事实有偏离之处，但将这些记载综合起来，还是可以对惠帝其人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有阅读和书写较为复杂的文字资料的能力；有语言能力，而且辞汇尚不能算很贫乏；对外界环境和事物的感受不很迟钝，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这些事物变化对自己的影响，并可通过语言或其它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权力有一定的认识，并可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这权力，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惠帝不能坚持己见，往往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具有生育能力；对数字有一定的概念等。在目前所见的史料中没有关于惠帝身体畸形的记载，因此，是否可以姑且认为他没有明显的身体畸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惠帝显然不是白痴，也不是痴愚，而只能归入愚鲁一类，在某些方面，如阅读与书写的能力，辞汇量及对外界事物变化的反应速度上，表明其在愚鲁中尚属于较好的一部分。
三、结语
对惠帝的智力程度有个大致的了解，就易于理解其被立为太子并能继承帝位的原因了。愚鲁在智力缺陷中算是最轻的一类，其个体差异性很大，轻病人已接近于正常人。武帝对惠帝的认识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而武帝由于受自己主观意愿的影响及前述一些因素的干扰，对惠帝智力的估价又高于其实际程度，我认为这是理解惠帝得以继位的症结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对象惠帝这样智力水平的人的正确了解，并非一件易事，不仅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不易作到，在医学发达的现代国家，对于患者亲属来讲，也仍然是不容易的[41]。
武帝在生前已安排了辅佐惠帝进行统治的大臣，希图造成一种各方面力量相互拮抗的均衡状态，以免大权旁落。由于权力分散，任何一方打破均衡的企图，都必须会受到其它各方的制约。但是，由于惠帝完全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这种最高权力的虚悬，导致了各方都无休止地追求最高权力，从而形成了均衡的建立与打破，再建立与再打破的循环状态。因为各方面都不占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所以借助外力来打破这种权势均衡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引起了潜在民族矛盾的爆发，在权势均衡被打破的同时，民族间的均衡制约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历史上揭开了五胡十六国的一页。
这一进程的发生虽然是多年矛盾郁积爆发的结果，但其诱发因素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不是由于客观因素而主要是惠帝个人生理上的缺欠所决定的，这一偶然因素大大加速了各种矛盾的爆发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惠帝由于生理上的缺欠而表现出来的无能恰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所打上的最深的个人烙印。
同时，这又促使我们不仅要注意那些在位时有所作为而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统治者，还必须注意那些在历史上因无所作为而被忽视的统治者，有时无所作为也正是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痕迹，这同样需要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来加以重视和研究。
[1]《晋书》卷31《后妃传（上）》。
[2]《晋书》卷31《后妃传（上）》。
[3]《晋书》卷40《贾充传》，卷45《任恺传》。
[4]《晋书》卷45《任恺传》。
[5]《晋书》卷44《李胤传》。
[6]《资治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二年。
[7]《晋书》卷40《贾充传》。
[8]《晋书》卷36《卫瓘传》。《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四年十月条略同，但开头一句作：“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庸，不堪为嗣。”
[9]《晋书》卷45《和峤传》，并参见《世说新语·方正第五》“和峤为武帝所亲重”条及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
[10]《晋书》卷45《和峤传》。
[11]《晋书》卷31《后妃传（上）》。
[12]《晋书》卷41《李熹传》。
[13]《晋书》卷24《职官志》。
[14]《晋书》卷39《荀顗传》、卷38《齐王攸传》、卷39《荀勖传》、卷59《汝南王亮传》、卷44《石鉴传》。
[15]《晋书》卷45《任恺传》、卷44《李胤传》、卷43《山涛传》、卷36三六《卫瓘传》。
[16]《晋书》卷40《贾充传》、《杨骏传》。
[17]《晋书》卷43《王衍传》、《乐广传》，卷47《傅祗传》，卷44《郑默传》，卷45《郭奕传》，卷44《卢浮传》、《华峤传》，卷36《卫瓘传附子恒传》，卷55《夏侯湛传》，卷46《李重传》，卷41《魏舒传附子混传》，卷52《华谭传》，卷49《阮籍传附子浑传》。
[18]《晋书》卷3《武帝传》：“爰至末年，（武帝）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参见同书卷53《愍怀太子传》。
[19]本文中的医学名词主要根据北京医学院主编《精神病学》中的解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在症状、诊断及医学术语等方面，尚参考了〔英〕W.梅佑—格罗斯、E.斯华脱、M.路茨《临床精神病学》（纪明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因限于篇幅，只能简要地介绍各病的主要症状。
[20]有的医学书籍中译作“精神薄弱”。
[21]《晋书》卷4《惠帝纪》，以下凡引自本纪者，皆不注明。
[22]《通鉴》卷82晋惠帝永熙元年四月。
[23]《通鉴》卷82晋惠帝永熙元年五月。
[24]《晋书》卷31《后妃传（上）》。又，《资治通鉴》卷82晋惠帝元康元年六月条作：“（贾）后使帝作手诏赐玮。”
[25]《晋书》卷31《后妃传（上）》。
[26]《通鉴》卷82晋惠帝元康元年三月。
[27]《晋书》卷59《楚王玮传》。
[28]《通鉴》卷82晋惠帝元康九年十二月。
[29]《晋书》卷35《陈骞传》。
[30]《通鉴》卷82晋惠帝永平元年三月。
[31]《通鉴》卷82晋惠帝永熙元年五月。
[32]《晋书》卷37《宗室传》。
[33]《晋书》卷31《后妃传（上）》。
[34]《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十一月。
[35]本段史料皆出自《晋书》卷31《后妃传（上）》。
[36]《晋书》卷44《卢志传》。
[37]《水经注》卷9《荡水》引卢綝《四王起事》，并参见《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七月条。
[38]《晋书》卷44《卢志传》。
[39]《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七月条。
西晋的历史很短暂，从266年初建国，到280年统一，接着有一段太康（281―289）盛世，算是上升时期。但是，就是在这个表面的光鲜之下，埋藏着天下大乱的种子。唐太宗给《晋书・武帝纪》写的评论说司马炎，统一之后，有“骄泰之心”，“居治而忘危”。
吴主孙皓喜好搜罗美女。平吴后，孙皓宫中美女5000人，被晋武帝（236―290）司马炎悉数收入宫中，面对如此之多的美人，司马炎不知道该到何处过夜，竟然坐在羊拉的车上，任其所之，按照羊的兴致“海选”。司马光《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述的：“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a晋武帝的这个故事，创造了一个成语“羊车望幸”。
晋武帝荒淫，统治上层也“竞以奢侈相高”。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以米汤（饴）刷锅，石崇用蜡当柴火。王恺用紫丝制成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用带香味的椒刷房子，石崇装修的时候就用色彩鲜亮、纹理细腻的赤石脂当涂料。晋武帝不仅不制止，反而暗助舅舅王恺一臂之力。他曾经赐给王恺珊瑚树，高达两尺，是很稀罕的珍宝。王恺拿来向石崇炫耀，石崇顺手用铁如意将其打碎。王恺大怒，以为是嫉妒自己的珍宝。石崇从容说，你不要发怒，还你就是。于是让人拿出自己宝贝，三四尺高的珊瑚树有六七株，像王恺那样二尺高的珊瑚树就更多了。王恺这才感到怅然自失。太尉何曾一顿饭要花上万钱，满桌佳肴，还说没有什么可以下筷子的。你说他们是“土豪”，一个个却都标榜是士族高门；你说他们是士族吧，却表现得如此没有文化修养。
西晋一等高门，是琅琊王氏。王敦与王导曾经参加富豪石崇的家宴。石崇是当时的一等富豪，在洛阳附近的金谷园，据说是专门为他宠幸的美女绿珠所建，奢侈豪华。石崇请家中美女侑酒，规矩在先，若客人不喝，就杀掉劝酒的美女。王敦就是不喝，石崇竟然杀死了数名美女！这已经不是“土豪”，而是野蛮血腥了。
司马炎最大的败笔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
司马炎有26个儿子，成活的有13人。皇后杨艳（238―274）生有三子，老大夭亡，老二司马衷（259―307）年长，却是一个智障儿。司马炎担心“皇太子不堪奉大统”，想换掉这个太子。皇后却认为：“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a儿子的智障，本来就令作母亲的难过，她不愿再因为智障而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进一步受委屈。这确实是“妇人之仁”。晋武帝为什么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据说太子司马衷的儿子皇长孙司马y（278―300），聪明颖悟，深得晋武帝的宠爱。其母谢玖本是武帝才人，司马衷结婚前，武帝派谢玖去侍寝，教以男女之事，却怀上了身孕。司马衷纳妃贾南风之后，有妾怀孕，遭到贾南风的迫害。谢玖害怕，请求回到西宫，获得晋武帝的同意。于是，谢玖又回到了武帝宫中，生下了武帝的孙子司马y。司马y长到三四岁，司马衷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儿子。有一次他来朝见父皇，在宫中与各位皇子拉手，拉到司马y，晋武帝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这件事真是有趣，自己的老婆跑到老爸家生了个儿子。
大约由于这层关系，晋武帝特别喜爱这个长孙，对人说：“此儿当兴吾家。”有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在楼上观察救火，年仅五岁的司马y拉着爷爷的衣襟说，事起非常，不要站在有亮光的地方，您站在暗处也能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你，这样安全些。又有一次，司马y与爷爷一起观看猪圈，看见一只很肥的猪，说这头猪很肥，得吃多少粮食，不如杀了，以饷将士。司马炎很欣赏长孙的聪明伶俐，说他很像自己的祖父司马懿。b有这样一个聪明过人的长孙，司马炎就想，即使儿子有些痴呆，传到孙子必兴吾家！
289年，由于过度，50多岁的司马炎患病，把朝政交给外戚杨骏打理。杨骏是现任皇后杨芷（259―292）之父。杨芷是前任皇后杨艳的堂妹。杨艳见晋武帝内宠甚多，太子司马衷不惠，担心自己死后太子之位不保。因此，临终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晋武帝迎娶自己的堂妹杨芷入宫为皇后。晋武帝是一个心软的人，就答应了杨艳。此时的晋武帝，“惟耽酒色，始宠后党”，新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自然得到重用。杨骏没有辅国之才，晋武帝认为这样杨骏就更要依靠宗室，不会专擅朝政。霍光王莽倒是有才，未必是国之大幸！司马炎想让皇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一道辅政。但是，杨骏却用阴谋手段排斥他人，还换掉武帝身边的所有侍从人员。晋武帝弥留之际说：“你怎么能这样！”（“何得便尔！”）但已经无力改变杨骏的人事布局，只能带着无奈死去。史家说：“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a可是，我觉得这位皇帝确实
有些窝囊。
二、贾南风专权与八王之乱
290年，司马炎去世后，智障儿惠帝司马衷即位，外戚与宗室的恶斗，就让西晋走向灭亡了。
杨骏攫取了首席顾命大臣的位置，却并不具备执政的能力。他的大权独揽，激起了司马家族的愤怒。惠帝的皇后贾南风（257―300）阴险狠毒，她利用司马氏的不满，引楚王司马玮入朝，先后诛杀杨骏及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伪造手诏的罪名，诛杀司马玮。贾南风完全掌控着朝廷大权。在她掌权的10年间，西晋朝廷依然在奢侈中逐渐腐烂。鲁褒的《钱神论》把当时社会的腐败作了深刻的
揭露。
西晋是被“八王之乱”冲垮，然后被匈奴贵族刘渊灭亡的。那么，怎么会有“八王之乱”呢？这还要从外戚专权谈起。
如前所述，惠帝长子司马y从小聪明伶俐，深得祖父司马炎的喜爱。司马衷之所以能保嗣君之位，跟这个长孙的得宠有很大关系。贾南风生了三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将司马y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她假装怀了孕，企图把妹妹贾午生的儿子当作自己生的儿子，以便取代庶出的司马y。为此，她还设计了一个
圈套。
贾南风请著名文人、美男子潘岳写了一份祈祷词，其中涉及诅咒皇帝与皇后的内容：“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a然后以父皇生病的理由，召太子入宫。入宫后，太子司马y被设计灌醉，然后稀里糊涂依言抄写这份祈祷词。其中没有写全的字，还是找人补齐的。然后，贾南风拿出这个证据控告太子谋逆。“傻子”皇帝司马衷大怒，要将太子处以极刑。大臣张华等坚决反对。贾南风拿出太子往日的文字来对证，证明确实是太子笔迹。大臣们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要求深入调查。贾南风怕夜长梦多，后退一步，只要求废除太子，软禁在首都洛阳西北的金墉城。
太子的部下对此十分愤怒，知道背后的黑手就是贾南风。他们策动赵王司马伦（司马懿之子）及其亲信孙秀，发动，杀死贾南风，营救太子。司马伦采纳了孙秀的建议，没有立即动手除掉贾南风，而是故意泄露废太子要报仇的信息，促使贾南风先动手，毒死了废太子司马y。在这种举国愤慨的情况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的名义，发动，诛杀贾南风及其亲党，从而掌握了朝廷大权。
301年，司马伦谎称宣帝司马懿托梦，要求他登基称帝，司马衷逊位。这就激起了司马家族其他诸王的反对。齐王司马住⒑蛹渫跛韭盹J、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起兵，长沙王司马V举兵相应，杀向洛阳，杀死了司马伦。然后，这三人之间又发生了火并。皇帝先落在成都王司马颖手里，后来又杀出一个东海王司马越，以迎护惠帝的名义起兵，杀死司马J与司马颖，掌控着朝廷政权。加上当年贾南风动员起来诛杀杨骏的司马亮、司马玮，共有八王陷入内斗，《晋书》将这八王列入一个传中，故史称“八王之乱”。
307年，晋惠帝司马衷中毒而死，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此时距离西晋的灭亡已经不远了。
三、西晋灭亡原因的反思
“八王之乱”彻底消耗了西晋的国家实力。其间，304年，在蜀中的成氏和在山西的匈奴八部首领刘渊，率先起来造反，揭开了“五胡十六国”天下大乱的序幕。十几年后，西晋怀帝和愍帝相继被俘，标志着西晋的灭亡。317年，镇守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拥戴下，建立了新朝廷，史称东晋。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爆发，表面看是由于贾南风的贪婪引起，其实，除了贾南风的政治操作引发危机之外，西晋立国以来的制度安排，也值得反思。
晋武帝建国后，接受了曹魏没有分封同室宗亲的教训。他既用外戚辅政，又封了27个同姓王，都是司马家的，建立诸侯国。分封的诸王，可以选拔自己封国中的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还统领着军队。历史好像回到了刘邦初建国的时代。这样的制度留下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东汉末年，朝中有外戚宦官专权，地方有军阀割据，朝纲不振。曹魏吸取这个教训，外戚宦官靠边站，宗室靠边站，最后就给了司马家族篡权的机会。司马懿在中央发动，朝中无奥援，地方无屏藩，江山立即易色。现在司马氏分封了27个王，贾南风和杨骏这些外戚，也都参与到前台来干政，最后在外戚与宗室的内斗中，结束了司马家族的政权。
可见，制度本身无好坏，关键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什么时候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片面地接受教训，好像防范了前朝的问题，却引发了新问题。唐人赵蕤的《反经》（又叫《长短经》）等，对此有很多的讨论，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再好的制度，关键还是靠人，看是在哪种人的掌控之下。这就跟接班人的选拔密切相关了。在帝王时代，一个王朝的接班人，就是皇帝的儿子，他本身或昏或明，或贤或愚，对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关系很大。帝制就是这样子。晋武帝选了一个智商极低的儿子当皇帝。你设计的制度再好，他也没有能力掌控嘛！中央君主糊涂，地方诸王坐大，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对内迁少数民族的管理漏洞，西晋王朝坐在了火山堆上，自然无法逃脱迅速灭亡的命运。
我们发现，《资治通鉴》的这种叙事，虽然也有“臣光曰”之类的直接评点，但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如果非要探究人事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什么土地问题啦，赋役制度啦，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那样许多问题就会扯得很远了，等于推脱了当事人的责任。尤其是西晋，如果不是上层的生活糜烂、奢侈浮夸，那么皇帝弱势一点，大臣有为一点，也许还能够撑起来。
关键词：谣谶；“五胡乱华”；西晋
中图分类号：K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105-06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使夷夏之辨、夷夏之防思潮有所强化，邓艾、江统、郭钦等人提出处理民族关系的“徙戎论”①。不久即出现所谓“五胡乱华”现象②，汉族与少数民族进入了剧烈的冲突与漫长的互融阶段。夷夏之辨对夷夏君臣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认为华夏为君，夷狄为臣。西晋时期“夷狄不足为君论”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它认为胡人为臣子则可，为帝王则自古未有。③深受夷夏之辨和夷夏君臣观之影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建国过程中，遇到超乎寻常的阻力和制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与少数民族相关的谣谶大量流传，有关谣谶与少数民族政权之关系，学界取得了一定成果。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谣谶所反映的民众对少数民族内迁之担忧、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对谣谶的宣传与利用以及谣谶促使少数民族政权转向德政等方面入手，考察谣谶流传与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关系，以期深化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和民族史的认识。
一、谣谶反映的中原百姓对少数民族内迁之担忧
反映中原地区民众对少数民族内迁之担忧的谣谶，多发生在西晋时期，早在晋武帝太康年间即已出现，晋惠帝朝及以后更是屡出不断，至东晋末期仍然存在。这些谣谶的编制者和传播者，或为普通民众，或为精通阴阳天象之术士。这些预言多为后来史实所证实，成为谶言。
最直接反映中原地区民众担忧少数民族内迁的是“中国必为胡所破”谣谶的出现。语见《宋书》卷三《五行志一》：“太康中，天下又以毡为Q头及络带、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Q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⑤出现这一谣谶，与当时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众之间社会生活的密切交往有关。
晋武帝时期，胡汉文化交流频繁，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用具、饮食、服饰以及风俗深受中原士人喜爱，如以胡床、貊盘、羌煮、貊炙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用具、饮食风俗传入中原地区后，就深受西晋上层士人的喜爱，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如“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⑦。少数民族服饰同样被中原民众广泛穿用，如Q头及络带、衿口。元代马端临认为：“南楚、江淮之间曰帕头，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字书》：‘帕，头巾者也。’”⑧络带，就是一种束腰带。衿
收稿日期：2016-02-27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课题“北魏洛阳时代的政治与社会”（2015-ZD-102）。
作者简介：王东洋，男，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洛阳471023）。
口，古代衣服的交领，或服装下连到前襟的衣领之处。魏晋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传入中原，与中原汉文化实现交流互融。一般来说，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接触过程中，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生活方式，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⑨正常的文化交流，被百姓戏为不祥之兆，它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充斥中原的担忧和无奈，也反映了汉人对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内地的危机感。
中原民众的这种担忧，也会以童谣的形式出现，比如，晋惠帝时期出现的两首童谣，就反映了民众对少数民族内侵的担忧。其一是关于刘渊的童谣，记载于《玉台新咏》和《乐府集》，《玉台新咏》为南朝徐陵所编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诗歌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乐府诗集》为宋人郭茂倩所编，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民歌精华所在。二书均记有“邺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的童谣。《玉台新咏》卷九在此童谣后注引《晋书》曰：“惠帝时洛阳童谣云云。明年而胡贼石勒、刘羽反。”⑩《乐府诗集》卷八八《杂歌谣辞》载此童谣后注引《晋书》曰：“惠帝时洛阳童谣，明年而胡贼石勒刘羽反。”两书均引《晋书》所载，认为该童谣产生于晋惠帝时期的洛阳，且第二年胡人石勒和刘羽反叛。查阅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不曾发现有关该童谣记载，两书所引《晋书》应非房玄龄等撰之《晋书》，而是流传于南北朝时期的众家《晋书》之一种。按，刘羽，为刘曜之误。该童谣流传不久，刘渊部将刘曜攻陷邺城、洛阳等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包含邺城在内的中原女子多为之所掳。换言之，《晋书》作者将“邺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这一隐晦谶语与其后的刘渊建国对应起来，预示邺城女子将为其所俘获，中原之地将为其所攻占。《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编者均将该谣谶收入书中，充分反映了西晋民众对少数民族内侵的担忧。
其二是关于石勒的童谣，记载于《太平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引《晋书》中：“初童谣曰‘古在左，月在右，让去言，或入口’。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让去言，为襄也，或入口，为国也，寻为石勒所都。”《太平御览》卷五《人事部》引《邺中记》曰：“石勒字世龙，上党郭季子奴也。勒未生之前，襄国有谶曰‘古在左，月在右，让言退，或入口’，襄国字也，遂治襄国。”《太平御览》所引《晋书》和《邺中记》均将“古在左，月在右，让去言，或入口”解读为“胡人据有襄国”之意，石勒于是趁机据襄国为都。可是，该童谣如何与石勒发生联系了呢？史载石勒杀王弥后，逐渐摆脱汉刘聪的控制，向南进军，但并不顺利。刘琨《与石勒书》：“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刘琨一再强调石勒没有根据地和立足点，促使石勒集团慎重考虑立足点的选择问题。经过两次南征失败，石勒考虑在北方发展。但到底在何处立足，谋士张宾认为应占有邺城，“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但当时邺城守卫坚固，无法轻易攻下，需要新的据点，于是襄国就成为合适的选择。如何顺利占据襄国、如何利用襄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成为石勒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古在左，月在右，让去言，或入口”这一谶语，很可能为石勒集团为占据襄国而刻意改编和传播的，所引《邺中记》载该童谣流传于石勒出生之前不足为信。石勒利用早已广泛流传的童谣，据襄国为都，获取稳定的立足点，这就为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础。
中原地区民众对少数民族内侵的担忧，不但表现在少数民族对土地的占领，还表现在其对汉文化区的占领上。如西晋灭亡后，凉州成为中原士人重要的避难地，保存了较多的汉文化。不久却出现了“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胡夷将震动中国”等谣谶。西凉为汉人李彼建，曾接受东晋册封，采用东晋年号。时至李士业为主，严于用刑，缮筑不止，群臣苦谏。《晋书》卷八七《李玄盛附李士业传》载主簿锍期稍唬骸叭照咛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将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地者至阴，胡夷之象，当静而动，反乱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中国若不修德，将有宋襄之祸。”值得注意的是，锍平舛恋囊谰堇丛从谥泄古代将“天象”与“人事”对应起来并发生联系的观念和传统。《史记・天官书》将天上星官与人间职官建立了对应关系，且天官的变动会影响到人间的祸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天人感应。此后两汉书《天文志》均沿用天象与人事相对应的理念，从天象之演变来观察人事之变化。“天文”与“人文”密切相关，“天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其他各个文化领域”。因此，锍平天象与人事对应的解读，反映了汉人传统的政治理念。据《晋书》卷八七所载，锍粕鲜枥钍恳翟诙晋末年，而《十六国春秋》更将此事系于西凉嘉兴三年（419），即刘裕代晋前夕。当时少数民族早已在北方建立民族政权，与南方之东晋处于对峙状态。因此锍贫啻卧ぱ浴爸泄”将为“胡夷”所破，则此“中国”不仅具有地理上的空间概念，而且具有文化上的抽象概念，在当时尤其指汉人所建立之西凉及其文化传统。因此，“胡夷将震动中国”之类谣谶，不仅预测汉人政权西凉将为胡人所灭，而且预言汉文化区将为夷狄所占据。
二、少数民族政权对谣谶的宣传与利用
受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被称为夷狄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何能够建国，其首领有何资格称帝？这是当时汉人普遍所质疑的，也是少数民族首领自身的疑虑。因此少数民族首领在建国称帝过程中，重视谣谶的作用，宣传、利用和改造对己有利的谣谶，使其政权披上神圣的合法性的外衣。
1.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对谶言的争夺与利用
永嘉之乱后，在北方广大地区流传着“真人出东北”的谶言。《晋书》卷九五《艺术・黄泓传》载永嘉之乱后，黄泓劝人投奔慕容氏，引用当时北方流传“真人出东北”之谶言。何谓“真人”？一般说来，“真人”指道家或道教称呼那些存养本性、修真得道的人，“自来就是道家方士一类人物时常提及的称谓”，亦泛称“成仙”之人。本处所引“真人”，还有特殊涵义，即能够统一天下、获取天命的“真命天子”。不管“真人”何意，该谶语有意无意地利用了道教因素，借以宣扬天命。少数民族内迁之际，鲜卑各部分居多处，其中拓跋鲜卑居于北方，慕容鲜卑居于东北。按照当时政治形势，慕容鲜卑居于东北，慕容@更是其代表，因此“真人出东北”为鲜卑慕容氏崛起之谶语，预示慕容@及其子孙将建国称帝。
虽然“真人出东北”有较为准确的地区是东北，但居于北方的鲜卑拓跋部仍与慕容部展开了激烈争夺。“真人出东北”流传后，不久就出现了“真人起于燕代之间”的说法，“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当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虽然王先早期身为慕容氏之太史，但“真人起于燕代之间”的燕代地区为鲜卑拓跋氏所居，则此“真人”非鲜卑拓跋氏莫属。田余庆认为，北魏道武帝之兴，曾动员很多方士为其制造舆论，王先借天象所云“真人起于燕代之间”作用最大。另据《魏书》本卷校勘记，《天象志》三及四均非《魏书》原文，乃后人取他人所撰以补之，这更为我们提供了“真人”对应主体由慕容氏转移至拓跋氏的蛛丝马迹。至此可以确定，“真人出东北”之谶语流传初期，鲜卑拓跋氏力量尚弱，远不如慕容氏强大，故最初“真人”当指鲜卑慕容氏，但当鲜卑拓跋氏后来渐强，并最终统一北方，“真人”之称号才由慕容氏转移至拓跋氏。
2.慕容俊对石虎所造谶语的涂改和利用
慕容俊为慕容第二子，其在位时期，前燕不再向东晋称臣，史载慕容俊曾对东晋使臣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俊既然敢于摆脱东晋册封而自行称帝，则其必定拥有了称帝的筹码。慕容俊一方面利用传国玺，“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邺，俊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另一方面利用和改造对己有利的谶语。《晋书》卷一一《慕容俊载纪》载：“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燕人咸以为俊之应也。”由此可知，石季龙曾派人在华山得到玉版，上有神秘的文字，提及两个重要年份。其中“岁在申酉”记载有误，根据天干地支纪年法，没有“申酉”之说。“岁在壬子”，按慕容俊所处时代，指晋穆帝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真人乃”为神秘的谶语，预言在“壬子”年有“真人”出现。前文已论，“真人”就是指能够统一天下、获取天命的“真命天子”。石季龙遣使得到的玉版文字谶言，却被慕容俊所利用。慕容俊在得到“传国玺”后，于晋穆帝永和八年称帝，该年恰为“壬子”年，故“燕人咸以为俊之应也”。慕容俊利用传国玺，又主动对应该谶语，让民众认为慕容俊确为“真人”。
对于该谶语，《十六国春秋》却有两条记载，分别将之对应于慕容俊和石虎。《十六国春秋》卷二七《前燕录・慕容俊下》：“初石虎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燕人咸以俊之应也。”该记载与《晋书・慕容俊载纪》大体相同，均认为该谶语被慕容俊所利用。《十六国春秋》卷十五《后赵录・石虎上》：“使人采药于华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虎以为应符之兆。”该记载与《晋书・慕容俊载纪》不同，表现有二：首先，前者所载“探策”，后者所载“采药”。“探策”就是求签，占卜算命之意，有明确的目的性。“采药”则为普通的偶然发现，没有明确的目的，暗含无意间发现了该玉版。“探策”和“采药”体现了石虎不同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二者有较大差别。其次，前者认为该谶语被慕容俊所利用，后者认为被石虎所利用，即石虎以为自己受天命之征兆。同一个谶语，不同的政治集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谶语就是神秘的预言，模糊性、不确定性、解释性为其主要特点。慕容俊和石虎应该在不同时期都利用了该谶语，因此《十六国春秋》将该谶语分别对应于慕容俊和石虎。
上引三种史料均明载是石虎遣使华山得到刻有神秘文字的玉版，因此我们相信，该谶语最初确实与石虎有关，是石虎为了获取天命、建号称帝而精心设计的活动。但是，所载“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之谶语，对石虎称皇帝究竟有何帮助呢？前已说明，“申酉”记载有误，“壬子”年在公元4世纪，当指晋穆帝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按本文前载，石虎在晋成帝咸康五年，即公元339年已经做了皇帝，完全没有必要遣使华山接受预言自己多年后（即“壬子”）为“真人”的玉版。因此合理的解释是，石虎在没有称帝前，确曾精心布局，遣使华山占卜算命、寻求天命，但所得玉版的文字与“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之语并非完全相同，起码真人出现的时间有别。该谶语应该为后人尤其是慕容俊集团所涂改和利用，成为其摆脱东晋册封、建号称帝的天命宣示。
3.力量弱小少数民族部落对谶语的利用
一些力量弱小的少数民族，也会利用谶语，积蓄力量以称帝建国。如在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刺激和影响下，氐人苻洪也欲称王建国。当时苻洪势力尚小，一方面接受东晋所封官号，另一方面利用谶语，积极发展力量。《晋书》卷一一一《苻洪载纪》载永和六年，“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艹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艹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该史料涉及两个谶语：其一，“艹付应王”，即“苻”氏应当称王；其二，苻洪之孙苻坚背有“艹付”二字。另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纪上》：“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有神光自天烛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艹付臣又土王咸阳。’”由《苻坚载纪》可知，“艹付应王”细化为“艹付臣又土王咸阳”，明确指出应由苻坚（苻裕仆跤谙萄簟6源耍吕宗力先生认为，“艹付”字样不过暗示苻氏家族的命运，“艹付臣又土王咸阳”则特指苻坚个人的命运。这由简而详的演变，可能显示出苻坚个人地位的改变，也显示出苻坚或其左右对背文谶言作人为加工的可能性。
不管苻坚后来如何改造，苻洪在积极发展势力的过程中，确曾利用了“艹付应王”之谶语，并与其孙苻坚发生了联系，暗示由苻洪家族来完成氐人建国大业。苻洪始终没有放弃称王建国之理想，临终前仍告诫其子苻健，舍中原，取关中。苻健“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苻健在其父苻洪接受东晋封号的第二年称天王，再一年称帝，建立前秦政权。由接受东晋朝廷册封，到称王称帝，仅仅经历二三年光景，时间如此紧凑，足见“艹付应王”之谶语在苻氏建国、获取天命中的作用。
三、谣谶促使五胡政权转向德政
在汉人传统政治语境中，“以德配天”思想浓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等记载均为其反映，只有那些德行高尚、为天下苍生思虑者，才能获取天命的眷顾，成为真命天子。少数民族首领为建国称帝，积极宣扬和利用谣谶，就不能不受到汉人传统政治观念和德政政治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首领利用和改造谶语，最主要的目的是宣扬天命在我，天意属我，我当为天子！
石虎曾积极主动对应当时流行的“天子当从东北来”谶语，为自己称帝披上德政外衣。《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纪上》：“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按胡三省之解释，“天子当从东北来”之谶语，是预示鲜卑慕容氏“将从辽、碣入中国”。环顾当时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所称慕容氏当为前燕之创建者慕容及其继任者。由此观之，该谶语本与石季龙无关，但其主动附会该谶语，亲自备法驾从东北来，对号入座，宣示自己是真正的天子。石季龙此举源于其对“天王”与“皇帝”二者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所谓“天王”者，可以靠武力夺取，与一般王侯无异。所谓“皇帝”者，必需获取天命和民心，而要获取天命和民心，更需要有“道”与“德”，即“道合乾坤”和“德协人神”。称皇帝必需获取天命，否则就是僭逆，这是汉人早就广泛认同的政治观念。石季龙对皇帝的认知，代表了少数民族对汉人政治文化的认同。石季龙“居摄赵天王”三年后，改称“大赵天王”；之后有人进献玉玺，群臣“谨昧死上皇帝尊号”；再其后“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才算正式称帝。正是由于其对汉族政治观念的认同，所以他在称帝过程中，才会特别争取利用“天子当从东北来”的谶语为自己正统地位铺路。他的这一行为，也有蓄意破哪饺菔厢绕鹬嫌疑，犹如当年秦始皇东游以压“东南有天子气”谶语一样。石季龙自导自演的应谶行为，成为其获取天命和民心的有力舆论宣传，对其由“天王”向“皇帝”名分的转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德受天命”“惟有德人据三台”等谶语多次提及“德”，更与五胡政权的统治政策和政治文化的转变有关。慕容德为南燕政权建立者，在其建国之前，北方政治形势对其并不利，当时北魏出师中山，正在进行统一北方的行动。《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纪》载：“会刘藻自姚兴而至，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识秘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于是德之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魏师盛于冀州，未审宝之存亡，因劝德即尊号。”后秦姚兴太史令遣使所送之玉玺，上有“有德”“无德”“德受天命”之神秘的文字，反复提及一“德”字。“德受天命”既是预言慕容德将受天命，又是宣扬有“德”者才能受“天命”。其后的谣言，以“惟有德人据三台”一句寓意最明，意为有“德”之人将据有邺城。从玉玺文字和谣言之内容看，慕容德自然是最符合该图文的，它有意无意地昭示天下，应由慕容德受“天命”。因此慕容德众臣以其名字有“德”而劝其受天命、称帝号。虽然慕容德当时并没有立即答应称帝，但不久其正式称帝，建立南燕政权，由此可见“德受天命”“惟有德人据三台”等谶言对慕容德建国之影响。
上述谣谶中的“天意”“天命”“真人”和“天子”等用语，本身包含着浓重的道德评判和道德引导。少数民族首领主动附会、对应这些饱含道德价值判断的谶语，必然会对其自身德行和统治政策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内迁少数民族政权多崇尚武力，推行军事杀戮，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引起汉人的激烈反抗和其他民族的抵制。随着时间推移，十六国后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天下民众论证本政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这就必须采用周秦汉以来汉人认可的“德”政，以“德”来感化和招诱民众。这些谶语刺激、激发和促使少数民族首领转变征伐策略，由过去单纯倚重军事征伐转向德行和武力并行。少数民族首领这一系列政治举动，“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当然，谣谶流传只是促使少数民族政权转向德政和华夏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之一，对此我们不应夸大。
西晋时期编造并传播的“五胡乱华”之谶语，与“徙戎论”大体同时存在，两者互为表里，互为论证，意在宣扬和警示即将到来的胡汉民族矛盾和冲突。魏晋时期宣扬的“夷狄不足为君论”与少数民族首领利用并改造的建国称帝之谶语存在前后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显示出少数民族和汉人对于政权合法性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谣谶的宣传、利用过程中，少数民族首领认识到民众的作用与天命的神圣，刺激、启发和引导着他们由单纯倚重武力征伐而转向武力与德行并重的策略，以此达到对天命的获取。这种转变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导着胡汉民众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看法和心理预期，并对南北朝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烙下了深刻的痕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邓艾认为“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江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认为“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郭钦认为“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分见《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776页；《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9页；《晋书》卷九七《匈奴传》，第2549页。②《资治通鉴》卷九《晋纪十二》谓东晋视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为“胡贼猾夏”，中华书局，1956年，第2863页。“五胡乱华”与“胡贼猾夏”之说，当渊源于《尚书・舜典》注疏中的“蛮夷猾夏”记载。对于“蛮夷猾夏”之说，唐初孔颖达已对其表示怀疑。③如刘琨谓“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王子春谓“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羌人姚弋仲自言“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分见《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第2715、2721页；《晋书》卷一一六《姚弋仲载纪》，第2961页。④吕宗力《语词的威力：谶言与中国政治（265―618）》（Power Of The Words： Chen Pro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 AD 265-618.Peter Lang， 2003）和《魏晋南北朝至隋禁毁谶纬始末》（《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谶纬与魏晋南北朝史观》（台湾师范大学第三届“儒道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谶纬与十六国北朝的社会c政治》（吉林大学《“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论文，系统论述了谶纬对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有些成果具有开创之功，极具启发意义。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涉及谣谶在十六国确立五德历运方面的作用，认为至迟在前秦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谶书中，有一种是讲“五胡次序”的。⑤脱脱：《宋书》卷三《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887页。⑥《太平御览》卷八五九《饮食部》引干宝《搜神记》：“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中华书局，1960年，第3817页。⑦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四卷《释饮食》，中华书局，2008年，第141页。⑧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物异》，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3页。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⑩徐陵编、吴兆宜注、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卷九，中华书局，1985年，第409页。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244页。众家《晋书》分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955页。吕宗力认为，中国文化将文字视为神圣的符号，“汉字的特殊构字方法（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则提供了以拆解、重组的方式，多元破解的可能”。参氏著《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八《与石勒书》，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2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16页。陈寅恪认为，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长期之扰攘，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参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22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七《李玄盛附李士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9页。分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汉书》卷二六《天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后汉书》卷十《天文志》，中华书局，1965年。席泽宗：《科学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崔鸿撰、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四《西凉录三》，齐鲁书社，2000年，第641页。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第224、217页。秦始皇为获取不死之药，自谓“真人”，不称“朕”，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有关此意，另有其他史证，如司马睿过江建东晋，恰合秦始皇时“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之说，史载“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梁陈之际，韦比衔陈霸先为“天下真人”。分见《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7页；《梁书》卷十二《韦贝》，中华书局，1973年，第221页。钱穆认为，“鲜卑自辽东至河西，无所不居，以慕容、拓跋两氏为最盛”。见氏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8页。魏收撰：《魏书》卷一五之三《天象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9、2419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慕容俊载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834、2834页。崔鸿：《十六国春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29、442页。吕宗力：《谶纬与十六国北朝的社会与政治》，载《“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868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869、2870页。《尚书正义》卷十七《蔡仲之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484页。《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349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五《晋纪十七》，中华书局，2011年，第2999页。慕容氏早有入主中原的理想，慕容之父慕容@常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参《晋书》卷一一《慕容俊载纪》，第2831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62页。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五胡国家君主使用的“天王”称号，实际上就是皇帝，只不过对于称帝有些踌躇而已。五胡国家的一部分君主避免马上称帝而止于天王称号，其原因来自于权力结构，即宗室分掌权力，对君主既支持又抑制。参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5、249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65、2766、2769页。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348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3163页。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62页。
Study on Spread of Rumours & Augury Prophecy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By Five Minor Nationalities
Wang Dongyang
Abstract：A lot of Rumours & Augury prophecies about minorities circulated widely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it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people′s concerns about the mi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Rumours & Augury prophec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minority regimes， so the leaders were eager to promote and use the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of prophecies to fight for orthodoxy. The minority leaders recognized the destiny in the holiness of the Han culture which inspired and guided them from simply relying on military conquest to both force and virtue. This kind of change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concept of run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olitical trend of the minority regime， and it guided the Chinese people′s views on the minority regime and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公元383年，东晋时期，爆发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人马，打败了号称百万人马的前秦八十万大军。当捷报传回建康的时候，谢安正跟朋友下棋，他随意看过后，便搁置一旁，继续下棋，似乎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友人相问，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只是小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世说新语》是这样记载此事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东汉名士、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是当时有名的文臣。《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的融说的就是他。他为人耿介不狷，素为把持朝政的曹操所憎恨。一次，曹操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抓起来。这时孔融的9岁儿子和7岁女儿正在下棋，有人劝他们赶快逃命，兄妹俩回答说：“哪里有毁掉鸟窝，鸟蛋还能平安无事的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两人安安静静地下完一局棋，也被抓走，和父亲一起被杀掉了。《后汉书》对此平静的记载，读来让人无法不心惊肉跳。
三国时吴国的丞相顾雍是有名的棋迷。吴太子孙和反对下棋，把下棋说得一无是处。顾雍是丞相，权高位重，对太子的话装作没听见，照旧在宫邸与宾客弈棋。一次，棋战正酣，家人报告，他在外地做官的儿子顾劭重病身亡了。顾雍闻讯面不改色，对弈如故。但在棋桌下面，却用力以指甲掐手掌上的肉，掐得血都流了下来，以发泄心中的痛苦。
在三国的政治家中，顾雍有“东吴名相”之誉。他在吴国名臣张昭、孙邵之后执掌相位、辅佐孙权，是个有大功劳的人物。史书说他气度恢宏、处变不惊，从他弈棋的故事可见一斑。顾雍办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意，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处理问题稳妥，很讲究方式方法，吴国在他的治理下出现了全面兴盛和繁荣。
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一天，他正在与朋友下棋时，家人风风火火跑来报告：“老夫人过世了！”朋友慌忙起身，催他赶紧回去料理母亲的后事。阮籍却非要将那盘棋下完不可，双方又博弈了两个多时辰才终局。《晋书・阮籍传》是这样记载的：“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如果你以为阮籍这样是不孝，那就冤枉他了。《晋书・阮籍传》说他下完那盘棋后：“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关键词】晋武帝 政治思想 形成 发展
晋武帝的家世
晋武帝司马炎祖籍温县，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记载司马氏谱系的史料以《晋书》卷一《宣帝纪》最为翔实：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①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武帝有史可考最早的祖先就是曾任征西将军的司马钧，关于司马钧的事迹，史书语焉不详。从司马钧以下，司马量、司马俊、司马防三世均是担任郡太守之职的高级官员，按照两汉官员铨选的惯例，温县司马氏足以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郡望。
其中关于司马防的事迹最值得关注，“朗祖父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②相关的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司马防历官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所有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③
综合以上两段史料以及《晋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氏家族的学术渊源遵从于儒家的伦理规范，所谓“伏膺儒教”正是其家庭教育的核心所在。而后来晋武帝下达的一份诏书，“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④，也说明了司马氏的家学渊源所本。由此可以推想，少年的司马炎所受到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儒家伦理的教育。
家学对于晋武帝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
晋武帝出生于魏明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前一年正月，其祖父司马懿刚刚被授予太尉一职，在诸葛亮逝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回归洛阳权力中心，司马炎正是出生于司马氏在政治权力中枢逐步掌控局面的时期。少年的晋武帝一面接受着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另一方面，作为司马氏的子孙，家族势力的壮大必然在其心理产生深刻的印象。司马氏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在军功上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这也是司马氏超越其他大族并成为门阀领军的关键。
关于晋武帝幼年所受到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从考察自东汉以来曹魏的教育制度入手，对此，陈寅恪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⑤陈寅恪指出了曹魏时代学术的转移升降在于世家大族的维系，这点是符合当时学术变迁的实际情况。关于此类服膺儒教世家大族的出现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地方的普遍情况，例如“四世三公”精研《孟氏易》的汝南袁氏、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⑥虽然关于司马氏究竟世传何种经书并无明文记载，但是参照上述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的例子，司马氏自从司马儁“博学好古”成为学术通家以来，家世所传的就是传统的经书教育。在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教育日趋系统化与严密化，关于晋武帝幼年所经历的教育具体过程与方法可以参看这一时代关于世族生活的集大成之作的《颜氏家训》。从《颜氏家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想晋武帝早年受到的教育。
《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庭中的教育情况道：“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⑦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幼年的司马炎所受的正是这种儒家经典典籍的教育。选择儒家经典的原因除了家世的传统所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儒家经典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除了文化传播之外，更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自荒乱己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⑧关于教育目的，此时世家大族的目的就是要锤炼可以用之于时的人才，所谓：“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⑨也就是通过早期的教育使幼年的晋武帝可以成为担当世事的人物。当然，关于学习的内容肯定也是由家世所决定，按照颜之推的说法就是“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⑩至于司马炎的幼年教育环境，前述：“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可见在遵循礼法的环境中，长辈对幼年的司马炎爱护有加，但是却不是溺爱，因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晋武帝，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另一方面，遵循纲常礼法也成为其一生的信条。
晋武帝入仕后政治思想逐步成型
经过系统而严格的早期教育，司马炎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关于其具体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大致在“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这个年份也是司马氏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掌握曹魏军政大权之后的时段。考虑到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而按照礼制守丧三年的惯例，司马炎正式参与政事应该在高平陵事变之后，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子弟正式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从晋武帝幼年的教育中，可以大致推想在其进入仕途的时候，其政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在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已经足以独当一面，不然司马氏也不会让十余岁的司马炎守官给事中。
晋武帝正式进入政治舞台之后，所担任的职务如下：“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从这个简单的履历表可以看出，司马炎一直在权力的中枢活动。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晋武帝时年22岁，受到其父司马昭的委派，担任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的职位，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入朝。司马炎可以担当如此重要的使命，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得到了确定，同时也可见其政治上的才干得到了其父司马昭的充分信任。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司马炎在政治上的追求与思想动态，在其担任中垒将军时，司马炎曾经种下一株桑树，历经三十年枝繁叶茂。联想到幼年的刘备曾经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而司马炎所担任的给事中、奉车都尉等职位扈从帝王车驾，想必此时的司马炎已经定下成为帝王的目标，而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政局也给予其充足的信心。
在晋武帝的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党争，而且司马氏本身作为皇权的力量在礼法上不足以决定对其他家族的优势，因此平衡政局就成为武帝的主要统驭策略。但是，武帝却因为温顺良善的性格，使得其政治思想中贯穿着和谐的主线，这也是其政治思想受到其性格影响极大的地方。
综上所述，早年的晋武帝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是却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本文是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晋武帝政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项目编号：zk1062）
注释
①（唐）房玄龄：《晋书·卷1·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②（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65页。
③（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九）·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201页。
④（唐）房玄龄：《晋书·卷20·礼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4页。
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0页。
⑥（宋）范晔：《后汉书·卷54·袁张韩周列传》，第1517页；《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第1759页。
⑦⑧⑨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3·勉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页。